此诗似乎是《孟冬寒气至》的姊妹篇。它以奇妙的思致,抒写了一位思妇的意外喜悦和痴情的浮想。
这喜悦是与远方客人的突然造访同时降临的:客人风尘仆仆,送来了“一端”(二丈)织有文彩的素缎(“绮”),并且郑重其事地告诉女主人公,这是她夫君特意从远方托他捎来的。女主人公不禁又惊又喜,喃喃而语曰:“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一端文彩之绮,本来也算不得怎样珍贵;但它从“万里”之外的夫君处捎来,便带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那丝丝缕缕,包含着夫君对她的无限关切和惦念之情。女主人公不能不睹物而惊、随即喜色浮漾。如果将此四句,与前一首诗《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的“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对照着读,人们将会感受到,其中似还含有更深一层意蕴:前诗是诉说着“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的凄苦,一封“书札”而竟怀袖“三岁”,可知这“万里”相隔不仅日久天长,而且绝少有音讯往还。这对家中的妻子来说,是非常痛苦难挨的事。在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则会有被遗弃的疑惧,时时袭上女主人公心头。而今竟意外地得到夫君的赠绮,那“千思万想而不得一音”的疑惧便烟消云散。那么,伴随女主人公的惊喜而来的,还有那压抑长久的凄苦和哀伤的翻涌。张庚《古诗十九首解》对“故人心尚尔”一句的评价,正体味到了诗行之间所传达的这种悲喜交集之感。
适应着这一情感表现特点,此诗开篇也一改《古诗十九首解》常从写景入手的惯例,而采用了突兀而起、直叙其事的方式。恐怕正是为了造成一种绝望中的“意外”之境,便于更强烈地展示女主人色那交织着凄苦、哀伤、惊喜,慰藉的“感切”之情——这就是开篇的妙处。
自“文彩双鸳鸯”以下,诗情又有奇妙的变化:当女主人公把绮缎展开一瞧,又意外地发同,上面还织有文彩的鸳鸯双栖之形。鸳鸯双栖,历来是伉俪相偕的美好象征(如《孔雀东南飞》之结尾就是一例)。夫君之特意选择彩织鸳鸯之绮送她,正是倾诉着愿与妻子百年相守的热烈情意。女主人公睹绮思夫,不禁触发起联翩的浮想:倘若将它裁作被面,则可以做条温暖的“合欢被”,再“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非常地惬人心意。“著”有“充实”之意,“缘”指被之边饰。床被内须充实以丝绵,被缘边要以丝缕缀结,这是制被的常识。但在痴情的女主人公心中,这些平凡的事物,都获得了特殊的含义:“丝绵”使她联想到男女相思的绵长无尽;“缘结”暗示她夫妻之情永结难解。这两句以谐音双关之语,把女主人公浮想中的痴情,传达得既巧妙又动人。制成了“合欢被”,夫君回来就可以和她同享夫妇之乐了。那永不分离的情景,激得女主人公喜气洋洋,不禁又脱口咏出了“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奇句。“丝绵”再长,终究有穷尽之时;“缘结”不解,终究有松散之日。这世上惟有“胶”之与“漆”,粘合固结,再难分离。女主人公说:就让我与夫君像胶、漆一样投合、固结吧,看谁还能将我们分隔!这就是诗之结句所的奇思、奇情。前人称赞此结句“语益浅而情益深”。女主人公的痴情,正有如此深沉和美好。
初读起来,《客从远方来》所表现的,就是上述的喜悦和一片痴情。全诗的色彩很明朗;特别是“文彩双鸳鸯”以下,更是奇思、奇语,把诗情推向了如火似锦的境界。但读者应注意到:当女主人公欢喜地念叨着“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时候,她恰恰正陷于与夫君“万里”相隔的“别离”之中。以此反观全诗,则它所描述的一切,其实都不过是女主人公的幻想或虚境罢了。根本不曾有远客之“来”,也不曾有彩“绮”之赠。倘若真能与夫君“合欢”,她就不必要在被中“著”以长相之思、缘以不解之结了。此诗所描述的意外喜悦,实蕴含着夫妇别离的不尽凄楚;痴情的奇思,正伴随着苦苦相思的无声咽泣。钟嵘《诗品》称《古诗十九首》“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这首诗正以温丽的“遗绮”之喜,抒写了悲远的“别离”之哀,“正笔反用”,就愈加“惊心动魄”。
《潇湘神》,一名《潇湘曲》。刘禹锡贬官朗州(今湖南常德)后,依当地的迎神曲之声制词,写了二首,创此词调,此为其中的第二首。潇湘,潇水流至湖南零陵县西与湘水合流,世称“潇湘”。潇湘神,即湘妃。指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博物志》记载,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葬于九嶷,他的爱妃娥皇、女英闻讯后赶至湘水边,哭泣悲甚,其泪挥洒在湘竹上,留下斑斑泪痕,遂成斑竹,她们也就自投于湘水,成为湘水女神,亦称“湘灵”。刘禹锡这首词,便是题咏湘妃故事的。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开头两个叠句,一方面是利用两组相同的音调组成滚珠流水般的节奏,以加强哀怨的气氛;一方面是反复强调斑竹枝这一具体事物,以唤起并加深人们对有关传统故事的印象。词人在这重叠深沉的哀叹中,实际上也融进了自己被贬谪的怨愤痛苦之情,从竹上的斑点,写到人物的泪痕,又从人物的泪痕写到两地相思,层层深入,一气流贯。在词人的笔下,斑竹成为多情相思的象征,是一种隽永幽雅的意象,而不再是普通的自然景物。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楚客,本指屈原。刘禹锡当时正贬官在朗州,与屈原流放湘西相似,所以这里的“楚客”实是作者以屈原自喻,将湘妃、屈原和自己的哀怨,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瑶瑟”,乃瑟的美称,在作者的想象中,湘灵鼓瑟必然极为哀怨,所以说“瑶瑟怨”。当夜深人静、明月高照之时,楚客徘徊于潇湘之滨,在伴和着潺潺湘水的悠扬琴韵中,细细领略其中滋味,此之谓以环境烘托心情。词中创造了一个凄清空漾的境界,更适于传达出词人哀怨深婉的情思,作者和湘灵的怨愤之情融合了,历史传说与现实生活融合了,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也融合了,情致悠然不尽,辞止而意无穷。
全词虽为祭祀潇湘神而作,但却借古代神话湘妃的故事,抒发自己政治受挫和无辜被贬谪的怨愤。作者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个真实与虚幻结合的艺术境界,将远古的传说、战国时代逐臣的哀怨和自己被贬湘地的情思交织起来,融化为一体,赋予这首小词以深邃的政治内涵,显示出真与幻的交织和结合,以环境烘托其哀怨之情,虽似随口吟成,而意境幽远,语言流丽,留给读者无穷回味和遐想的余地。
古代赠别诗通常以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发端,借景物描写来烘染离情别意。这首诗不同,开头便是一声深沉的慨叹: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那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突如其来,喷薄而出,令人心神为之一震。三四两句一问一答,寄寓诗人深情:九州以外,哪里最为遥远?恐怕就要算迢迢万里之外的日本了。友人要去那里,真象登天一样难。头四句极写大海的辽阔无垠和日本的渺远难即,造成一种令人惆怅、迷惘、惴惴不安的浓重氛围。
接下来四句,是写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横渡大海到日本去是一种极为冒险、生死未卜的事情。通常是正面实写海上的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对航海者的忧虑和悬念。
第三联写得惊耳怵目,扣人心弦,富有精警之意。无论语言是怎样的铺张扬厉,情感是怎样的激宕淋漓,要在一首短诗中把海上航行中将要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说完道尽,毕竟是办不到的。所以,王维采用了另外一种别开生面的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中求无限。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丰富。《新唐书。东夷传》云:“日本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里“日”字双关,兼指太阳和日本国。航海者就凭几片风帆、数支橹桨,随风飘流,可见艰险已极。诗人不作正面描绘,只提供联想线索;不言艰险而艰险之状自明,不说忧虑而忧虑之情自见,正是这两句诗高明的地方。
最有特色的,还是“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两句。在这里,诗人不只是没有实写海上景象,而且虚构了两种怪异的景物:能把天空映黑的巨鳌,眼里红光迸射的大鱼,同时展现出四种色彩:黑,红,蓝(天),碧(波),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恢宏阔大的动的图画。波涛在不停地奔涌,巨鳌与大鱼在不停地出没,四种色彩在不断地交织和变幻,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海上航行艰险、安危的忧虑。
历代的诗论家们公认王维“诗中有画”,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的“诗中画”大多是“绘画所描绘不出的画境”。这首诗即是如此。人们公认王维是着色的高手。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笔下的色彩不是客观对象的一种消极的附属物,而是创造环境氛围、表现主观情感的积极手段。这两句诗利用色彩本身的审美特性来表情达意,很富创造性,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最后两句,诗人设想晁衡战胜艰难险阻,平安回到祖国,但又感叹无法互通音讯。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依依难舍的深情。
此诗表现了诗人与留居九州三十七年的日本人晁衡的深厚情谊。诗人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路程遥远、归途风光、回国后的情景,使全诗神彩焕发,也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晁衡归舟安全的忧虑。最后预祝友人一路顺风,却又感叹别离后音信难通,流露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