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秋夜雨霁的清静景色,表现出爽快的精神境界。一般都因宋玉有“悲哉秋之为气也”之句,而发悲秋之感;但也有反其意而用之的,如李白诗中称“秋兴逸”,刘禹锡说“胜春朝”。此诗表现清爽的心境,也是一种逸兴。
诗篇将以上那种意境和感受,以细腻清新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令人读罢,仿佛也经历了一场荡涤心肺的秋雨洗礼,置身于诗人所营造的那个清风明月之夜,令人宁静淡泊,神思遐举。而尾联诗人忽以豪迈之笔,又将读者推至到一个清旷爽朗的境界,令人不禁逸兴遄飞,精神焕发。诗篇的意境和内含由此升华到另一个高度,显得更加丰富、厚实。历代诗人咏秋之作十分繁多,然多抒发“悲九秋之为节,物凋悴而无荣”(晋湛方生《秋夜赋》)的伤怀之情,写秋夜更有“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遥长。月翳翳以隐云星胧胧而没光”(晋夏侯湛《秋可哀赋》)之名篇,直以“可哀为题。反其意而用之者,孔平仲虽不是首家,但这首咏秋夜雨后之作,确有其独创之处。
“霁夜”,这里是指雨霁之夜。在作诗手法上,诗人更是别出心裁,为了更好地创造意境,不仅将时间延展了,而且将顺序交叉着。诗篇以“秋兴”为主题,但不作空泛议论,而是捕捉具体景物,以表现诗人的感受。诗中画面相对独立,而时空转换又为复杂。诗人将过去现在、室内室外的诸种景物融合一体,读者体会这种跳越而感受得更真切丰富,诗篇本身也随之扩大了容量,避免了板滞平直。
最先触发作者诗情的,是闯入梦境的墙上响铃。然而诗的开头却先写从帘栊透入室内的明亮夜色。即先写醒后所见,次句再写梦醒。看夜色在前,而梦觉在后,这是一种倒叙;颔联出句又先写雨霁前风雨交加的情景,然后再写眼前“淡月笼云”的景色,又是一种回叙;颈联仍先写雨前秋风扫落叶,再写雨霁萤火横飞,仍然是回叙;末联由夜推想到朝,悬想经过雨洗之后的庐山,必然是苍翠欲滴。诗境不限于雨霁,而是回叙霁前的风雨和推想第二日的山色。这种时间的交叉和延展,不仅避免了平直,而且扩大了容量。
清爽的秋兴是通过秋夜景物的描写来表现的。诗的核心是一个“清”字,“清兴”融化在“清景”之中。这清景,就是秋月、秋声、秋叶和秋萤。古人说,“秋风清,秋月明”,清风明月是秋夜的富于特征性的景色;秋叶飘落伴随着秋声,再加上闪闪发亮的点点流萤,更为秋夜增添了清凉之意。描写这种清秋之景,诗人采用了对比映衬的手法,比起一般的景物点染,其艺术效果要强得多。明暗线素贯穿全篇。诗人的景物安排由幽暗转向明朗,成功地捕捉住读者的注意力,明暗的起伏变化成为诗篇的诗脉。诉诸视觉的朦胧月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尤其显得“寂历”,接着以诉诸听觉的“戍墙铃”的清冷之声与之映衬,即所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这便更显得清寂。在提起“狂风送雨已何处”时,暗示读者,雨霁之前有一阵狂风暴雨。这狂风暴雨和诗人眼前清寂的霁夜,恰又构成鲜明的对比。这便加强了雨过天晴的切身感受。秋声是听出来的,堕叶也是听出来的,在夜里,落叶不是肉眼观察到的。这里用秋声堕叶的听觉动态和月夜飞萤的视觉动态交相辉映,对于引动清秋逸兴,也很有艺术效果。总之,用对比映衬手法描写秋夜景色,从而很好地表现出清秋逸兴,这种前后强烈的明暗反差,使诗篇跌宕生姿,彼此映衬而又相互和谐,烘托出诗人感念于秋之清旷爽朗的主题,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从诗的内容来看,作者所送的部属,是位勇猛的壮士。诗的开头两句,气势突兀高昂,如疾风破空而来,军府下达了紧急的命令,这位壮士接下军令,身穿青色制服,跨上骏马,在万众欢呼声中腾跃向前,表现出惊人的勇敢。首句“青衫匹马万人呼”,化用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诗句:“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而浑然无迹。这位壮士完成了怎样的军务,这里却含而未发,以便开展下文。第三四两句:“愧我明珠成薏苡,负君赤手缚於菟”,承前而来,也只从侧面回答。据刘克庄《后村诗话》记这首诗的本事说:“辛稼轩帅湖南,有小官,山前宣劳,既上功级,未报而辛去,赏格未下。其人来访,辛有诗别之云云。”联系诗句,原来这位壮士赤手缚虎,立了功劳,但作者此时却受谗去职,以致没有得到应得的赏赐。第三句用“薏苡明珠”这个典故,表明自己的去职,是因为遭受别人的诬谤,正像东汉马援当年南征交趾归来,载回一车薏米种子,被人诬枉成带回一车明珠一样。作者在湖南安抚使任中,当时只有两年,不仅建成一支湖南飞虎军,成为铁马金甲一应俱全的劲旅;而且还动用官仓储粮,以工代赈,浚筑陂塘,使农田收到灌溉之利。明明是在推行利国便民的善政,却因此受到权贵的诬控和排挤,那么“愧”从何来,可见作者所“愧”的,是自己部属有功未能把奖赏落实,不是在政治军事措施上有了差错。第四句“负君赤手缚於菟”,正是点明了“愧”的原因。从诗的一“愧”一“负”当中,可以看出作者关怀部属而不计较个人荣辱的高尚风格。
第五六两句是作者“素负志节”的自白。“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表明自己惯于观书的老眼,明如宝镜,有知人之明。自己在论事方面,有胆有识,敢于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不像他人那样畏首畏尾,顾虑重重。作者赤心为国,始终抱着恢复中原抗金必胜的信念,在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他上过《美芹十论》,就宋金双方和与战的形势作具体分析,指出对金的斗争应积极争取主动,不要让“和战之权常出于敌”。他痛斥秦桧媚敌求和所起的摧抑民心、销沮士气的极坏作用。在乾道六年又对当时较有作为的宰相虞允文献过《九议》,指出抗击金人恢复国土,是关系国家和生民的大业,不是属于皇帝或宰相的私事。他的议论,英伟磊落,在当时主和派当权的时代是颇为惊人的。即使在淳熙七年他创建湖南飞虎营的时候,也曾经受中枢多次的阻挠和指责,甚至诬为“聚敛扰民”,但他敢于顶住这股压力,为了忠于国家,根本不顾个人的利害。诗中的“胆满躯”三字,正表明他之所以受谗被谤的原因。
诗的结尾两句,着重点明送别之情,第七句重点在被送者,祝愿对方鹏程万里,直上青云。第八句写自己送人的心情,只要被送的壮士有广阔的前途,到后来能为国家效忠宣劳,即使自己遭受政治上的挫折,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忍受“吾庐独破”的困厄生活也心甘情愿。这句用杜甫诗“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句意,“不妨”两字,展示诗人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优秀品质,表现一位久经沙场锻炼的大将热爱部属的可贵精神。
全诗脉络井然,中间四句意在笔先,力透纸背,第六句和第三句相应,第五句和第四句相应。诗中充满豪宕不平之气,显得悲壮而苍凉,雄健而沉郁。
民族主义的不朽奇文——《与陈伯之书》, 全文可分为五段,这五个段落结合陈伯之以往的经历、现实的处境、内心的疑虑,有的放矢地逐层申说,无论是赞赏陈的才能,惋惜陈的失足,还是担忧陈的处境,期望陈的归来,均发自肺腑,真挚感人,全文有循循善诱、真诚相待之言,无空泛说教、虚声恫吓之语。(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4年第10期,《丘迟善攻心 一书化干戈》)
该文是丘迟写给陈伯之的一封书信。丘迟在信中首先义正辞严地谴责了陈伯之叛国投敌的卑劣行径,然后申明了梁朝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政策,向对方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并动之以故国之恩、乡关之情,最后奉劝他只有归梁才是最好的出路。文中理智的分析与深情的感召相互交错,层层递进,写得情理兼备,委婉曲折,酣畅淋漓,娓娓动听,具有摇曳心灵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因此,“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与元九书》),该文围绕着“情”字作文章,注意遴选那些饱含情意的细节及相关的事物纳入篇中,让陈伯之感到丘迟处处是在为他着想,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他弃暗投明,摆脱困境。全文濡染着作者热爱祖国,挽救故人的以挚感情,具有荡气回肠的感人力量。
该文虽是骈文,但用典较少,而且力求摒弃晦涩冷僻之典,尽量写得明白晓畅,具体实在。全文基本使用偶体双行的四六句式,但注意参差变化,具有音乐美及和谐的节律感。文章内容充实,感情真挚。作者突破了骈文形式上的束缚,克服了南朝骈文大多形式华美、内容空洞的弊病,而自出机杼,写出了这篇流传千古的优秀骈文。今天读来,仍能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