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一开头就回顾了自己十余年来坎坷的仕途经历及内心的苦闷彷徨。诗人“十五隐于高阳，二十献书厥下”（《感旧赋》），自开元二十三年出山，由此时已九年。“弃鱼钓”，说自己决心出仕，“十载”举其成数说于谓时间之长。“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两句概括了“十载干明王”的坎坷不退的经历，包含着屡遭挫折，不甘归去而又不得不归去的感叹。以上四句语意回环，反映了诗人内心的波澜，以颇为沉重的情调引起全诗。
次四句承上文“归沧浪”写归程中的苦闷心情。诗人在秋日辞京远行，一路唯见寒霜遍地，这景物衬托了诗人失意时的心灰意冷。在归程中，诗人特别突出“昨夜”之“梦”来加以描写，借以表现对“故山”的留恋，而故山却是“惠草色已黄”。如同“鹅鶬昨夜鸡，蕙草色已陈”（《暮秋山行》），“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等等诗句一样，表现出岁月已晚，宿愿难酬的叹息，也反映出进退两难的心境。
诗的以下八句承上继续写归程，而扣应题目“由大梁”，写到大梁后所见。诗人选定“薄暮”这一时间，有可能是写实，但也有以薄暮景色衬托沉重心情的用意。“仲秋萧条景”一句对大梁所见作了总的概括。以下便选择一些典型景物来写这样一个秋日薄暮的“萧条景”：南飞的鸿雁，阴暗的郊野，秋风和茅草，野火和枯桑，把大梁秋日的薄暮渲染得分外冷落凄凉。“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两句用极自然的语言极平常的形象，勾划出深秋郊野的典型环境诗人焦虑郁闷，百感交集的情怀通过这幅图景含蓄地烘托出来。
诗的最后四句，称赞故友声名，赠玉壶以慰勉朋友要像玉壶之冰为官清正廉洁，呼应题目“奇”字。
诗人西去长安干谒，失意东归，情绪十分低沉。此间的诗作中不止一次地对此有所抒发，如“云送关西雨，风传渭北秋，孤灯燃客梦，寒杆捣乡愁”（《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如“妇姑城南风雨秋，妇姑城中人独愁”（《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等等。《由大梁却寄匡城主人》一诗所表达的也是这种仕途失意后的低沉郁闷。从表现上说，这篇作品与上引诗句一样，多以景习情，显得十分含蓄而又深沉。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这首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表演弹唱的歌女。作者如同养鸟人欣赏笼鸟一样，正以一种得意的心情以及赞许的目光欣赏着她的演出。
一二句以形写神，以“如欲进”与“未肯前”描写歌女“恃爱”与“含羞”的神态：她凭仗着主人的宠爱，仿佛正要向听歌的主人走去；但她终于没有前进，原来她害羞了。这两句写的的歌女弹唱前的神情体态。她是坐着准备弹唱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由于“恃爱”与“含羞”作出的“如欲进”与“未肯前”的表示。也许只是在调弦弹唱时向前略微欠一欠身子吧。诗人便故作多情，笔底澜翻，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
三四句继而正面写歌唱与弹奏，用大特写镜头展示口唱与指弹两个动作。注意演员的“口”与“指”，这原是一般人的欣赏习惯。出现在诗人眼前的是“朱口”与“玉指”，“口”是红润的，“指”是白净的。由此美的局部，令人联想起这是一位年轻貌美的歌者，同时从“朱”、“玉”这两个肯定性的修饰词中，也隐约透露出诗人对歌者的爱悦之情。歌称“艳歌”，弦名“娇弦”，则又进一步写出它弹唱的动人。一个“弄”字，包含了“轻拢慢捻抹复挑”种种纯熟的动作，亦传达出演奏者沉浸于曲调之中的热烈而又细腻的感情。
这首小令虽说只有短短四句，但曲家却以清丽的语言，为读者创造出妙趣横生的艺术境界。在作者笔下，吴国良技艺高超，箫音低回清婉。倪瓒泛舟江上，听其吹奏。箫声空灵辽远，如幻如真。那江中晃动之月影，朦胧缭绕之春雾，均为吴郎精妙绝伦的洞箫演奏布置了浓重的令人神往的艺术欣赏氛围。这美妙的箫音，会招致娥皇与女英前来鼓瑟呢，云水之间，声音由远而近，似乎是神女的环佩在轻摇、碰撞，是那么玲珑动听，女神真的眷顾，闻箫声而来。
当然，这样的想象终归只能是想象。作者的意图，一是对友人技艺由衷的赞美，一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元代无休无止的动荡，带给曲家的是性灵的遮蔽感和人生的幻灭感。所以，脱迹尘氛之外，扁舟一叶，吹箫度曲，成为其理想的生活方式。“晚益务恬退，弃散无所积，屏虑释累，黄冠野服，浮游湖山间以遂肥，丰采愈高，不为谄曲以事上官，足迹不涉贵人之门，与世浮沉，耻于炫暴，清而不污，将依隐焉”（元周南老《元处处士云林先生墓志铭》）。倪云林人格高标，文骨清逸，隐于五湖三泖之间，这本身就是一幅大写意。
总之，此曲短小精悍，神韵超逸，正如倪瓒画作中的小品，冲淡醇雅，不为俗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