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
诗分前后两个层次。前面八句是对画本身的描绘:郊野间有块小小的怪石,翠绿的幽竹紧挨着它生长。牧牛娃手执三尺长的鞭子,驾驭着这头龙钟的老牛。四句诗分咏石、竹、牧童、牛四件物象,合组成完整的画面。由于使用的文字不多,诗人难以对咏写的物象作充分的描述,但仍然注意到对它们的外形特征作简要的刻划。“峥嵘”本用以形容山的高峻,这里拿来指称石头,就把画中怪石嶙峋特立的状貌显示出来了。“篁”是丛生的竹子,前面着一“幽”字写它的气韵,后面着一“绿”字写它的色彩,形象也很鲜明。牧童虽未加任何修饰语,而称之为“阿童”,稚气可掬;点明他手中的鞭子,动态亦可想见。尤其是以“觳觫”一词代牛,更为传神。按《孟子·梁惠王》:“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这是以“觳觫”来形容牛的恐惧颤抖的样子。画中的老牛虽不必因恐惧而发颤,但老而筋力疲惫,在鞭子催赶下不免步履蹒跚,于是也就给人以觳觫的印象了。画面是静态的,它不能直接画出牛的觳觫,诗人则根据画中老牛龙钟的意态,凭想象拈出“觳觫”二字,确是神来之笔。诗中描写四个物象,又并不是孤立处理的。石与竹之间着—“倚”字,不仅写出它们的相邻相靠,还反映出一种亲密无间的情趣。牧童与老牛间着一“御”字,则牧童逍遥徜徉的意态,亦恍然如见。四个物象分成前后两组,而在传达宁静和谐的田园生活气息上,又配合呼应,共同构成了画的整体。能用寥寥二十字,写得这样形神毕具,即使作为单独的题画诗,也应该说是很出色的.
但是,诗篇的重心还在于后面四句由看画生发出来的感想:这石头我很喜爱,请不要叫牛在上面磨角!牛磨角还罢了,牛要是斗起来,那可要残损我的竹子。这段感想又可以分作两层:“勿遣牛砺角”是一层,“牛斗残我竹”另是一层,它们之间有着递进的关系。关于这四句诗,前人有指责其“何其厚于竹而薄于石”的(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其实并没有评到点子上。应该说,作者对于石与竹是同样爱惜的,不过因为砺角对石头磨损较少,而牛斗对竹子的伤残更多,所以作了轻重的区分。更重要的是,石与竹在诗人心目中都代表着他所向往的田园生活,磨损石头和伤残竹子则是对这种宁静和谐生活的破坏,为此他要着力强调表示痛惜,而采用递进的陈述方式,正足以体现他的反复叮咛,情意殷切。
说到这里,不免要触及诗篇的讽喻问题。诗中这段感想议论,除了表现作者对大自然的爱好和破坏自然美的痛心外,是否另有所讽呢?大家知道,黄庭坚所处的北宋后期,是统治阶级内部党争十分激烈的时代。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在神宗时就已展开。哲宗元祜年间,新党暂时失势,旧党上台,很快又分裂为洛、蜀、朔三个集团,互相争斗。至绍圣间,新党再度执政,对旧党分子全面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哄争,初期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原则性,愈到后来就愈演变为无原则的派系倾轧,严重削弱了宋王朝的统治力量。黄庭坚本人虽也不免受到朋党的牵累,但他头脑还比较清醒,能够看到宗派之争的危害性。诗篇以牛的砺角和争斗为诫,以平和安谧的田园风光相尚,不能说其中不包含深意。
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砺角和牛斗,再以之寄寓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戏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烦嚣的官场角逐,构成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拗体句式(如“石吾甚爱之”的上一下四,“牛砺角犹可”的上三下二)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摹仿李白《独漉篇》的“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陵阳先生室中语》引韩驹语),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
这首诗,开头一联是对偶,“护将军”和“灭下民”相对,正说明“灭下民”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将军”,是那个在云封高岫上的“将军”,矛头指向国民党首脑蒋介石,是极为有力的。“高岫”原作“胜境”,“胜境”只指名胜风景,显不出是庐山,改作“高岫”,就把庐山突出出来了。“霆落”改成“霆击”,用“落”是从上而下,用“击”是有意的轰击,又突出“灭下民”的罪恶。“戮下民”是屠戮下民,改为“灭下民”,是歼灭百姓,有全部消灭的意思,更其显出他们的罪恶用心。“到底”原作“依旧”,依旧是照旧,不如到底的更为有力。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作者鲁迅推敲修改的功夫,使得用词更为精确有力,更为生动。
“到底不如租界好”是有力的讽刺。在国民政府实施轰炸、屠杀人民的时候,托庇于洋人势力的租界上的高等华人,还在醉生梦死,寻欢作乐,所以也对他们进行讽刺。诗人以强烈的讽刺,揭露了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难当头之际,却抱着“不抵抗主义”,挟带金银财宝躲进租界,依然“方城为戏”,“麻雀取乐”,为非作歹。“住在租界里的人是有福的”(《天上地下》),鲁迅运用反语,指出了国民政府奴颜婢膝,甘当亡国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精神状态。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景叙事,准确有力,饱含愤怒,后两句,寓揭露于讽刺,以讽刺代怒斥,改“依旧为“到底”,更深刻地揭露了国民政府的本质。
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胡世将任川陕宣抚副使,与吴积极抗金,刘琦、岳飞、韩世忠等也在中原重击金兵,抗金形势大好。但不久,朝廷任用秦桧,力主和议,罢斥一批抗战人士,把淮河至大散关以北土地拱手让给敌人,本词作于同年秋季。作者痛感朝廷失计、和议误国,满腔愤懑,发之于词。上片以眼看神州沦丧哪有范仲淹、韩琦式的英雄人物来保卫河山起句,极度愤慨溢于言词。“北望”二句,北望长安不见,意为中原已沦丧,连函谷关以西的大物土地也失陷了,语含讥讽,情极沉痛。“晨嘶”二句,写自己清晨骑马出营,傍晚伴着胡笳宿营,因为订了和议,结果任凭岁月流逝,闲白了头发,却不见抗战杀敌。“三秦”二句,宕开一笔,回顾历史。收复陕西,在历史上有过,那是汉初三杰的故事。言下之意,今天仍可以收复失地,关键在于实行抗战政策和任用贤才。
下片紧承上片写不能收复失地的原因。“试看”二句,关中形势险要可以坚守,但朝廷在千里之外,又力主和议,不肯发兵。这里,他把矛头直接对准秦桧一帮卖国贼,进行谴责。愤怒地揭发了投降派的罪行。“阃外”二句,回顾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张浚合五路兵马与金兀术战于富平(甘肃灵武),诸军皆败之事,但今天人们忘记耻辱,又谈和议。“拜将”三句,“台”,“阁杳”,写这几处历史文物被破坏和被遗忘,表现了当时人们不重人才和糟蹋人才。能守而不守,忘记耻辱,糟蹋人才而侈谈和议,这些现实都促使充满爱国激情的作者激愤难当,但又无可奈何,他只有仰天长叹。最后以“阑干拍遍,独对中天明月”作结。全词充满政治色彩,论事透彻,用典恰当;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此词为感时而发所作,斥责和议之非,期待有抱负才能的报国之士实现恢复中原的大业。固它用东坡赤壁怀古韵,故此词亦可称“兴元怀古”。全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不过东坡赤壁词主要追思怀念周瑜,此词则追怀与当地有关的好几个历史人物。
(一)“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项羽入关后分秦地为三,后因称关中为三秦。汉家三杰,就是辅助刘邦夺取天下的张良、萧何与韩信。刘邦于秦亡后被项羽封为汉王,定都南郑。后来他听从萧何建议,南郑为韩信筑坛拜将。刘邦后来出关向东讨伐项羽,并最终取胜,主要就是依靠了张良、萧何、韩信。
(二)“拜将台欹,怀贤阁杳。”怀贤阁是纪念三国时北伐至此的诸葛亮。这是因为诸葛亮几度北伐,即驻兵汉中以出斜谷,而且死后葬于汉中的定军山。陆游《感旧》诗记南郑两个胜迹,就是拜将坛与武侯庙。“惨淡遗坛侧,萧条古庙壖。”自注:“拜韩信坛至今犹存。沔阳有蜀后主所立武侯庙。”怀贤阁建于斜谷口,北宋时犹存。《苏轼诗集》卷四有诗题曰:“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
(三)“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一范一韩,指的是北宋时驻守西北边境的范仲淹与韩琦。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为抵御西夏、巩固西北边防起了重要作用。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范)仲淹与韩琦协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些历史人物,有的成就大业,有的北伐中原,有的威震边陲。“神州沉陆”、北宋沦亡之后,面对“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物壁”的山河残破的形势,不能不令人临风怀想古来于此为国立功的上述先贤。这时作为边帅初到兴元的胡世将怀古感时,以表达他希钦和追慕的先贤感情。但首句“神州沉陆”之后,紧接着“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这么写实是深慨当代没有这样的人物。紧接着下面说“汉家三杰”已成“往事”,拜将台与怀贤阁则一“欹”一“杳”,都是暗寓“时无英雄”之慨。
当时张浚是个名望很高的主战派领袖,主张“中兴当自关、陕始”,自请宣抚川陕。可惜他志大才疏,对金兵作战常失利。建炎四年九月,他所指挥的五路之兵四十万人与金兵交战合溃败于富平(今属陕西),至追此关、陕丧失不可复。胡世将上痛和议之非,近伤富平之败,和则非计,战则非能,抚今怀古之余,内心更加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既愤且忧,自然“赢得头如雪”了。以功业论,无疑胡世将还算不上什么“中兴名臣”。但此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不失塞外边将的气度。“塞马晨嘶,胡笳夕引”两句,也很好体现了西北战场特有的边塞气氛。篇末写怒发上指,阑干拍遍,情怀激愤,这么写显示内心忧愤既巨且深,再也无法平复了。
第二首是推崇楚国著名辞赋作家宋玉的诗。诗是作者亲临实地凭吊后写成的,因而体会深切,议论精辟,发人深省。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舟人指点的情景,都是诗人触景生情,所抒发出来的感慨。它把历史陈迹和诗人哀伤交融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诗人瞻仰宋玉旧宅怀念宋玉,从而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宋玉的崇拜,并为宋玉死后被人曲解而鸣不平。全诗铸词溶典,精警切实。有人认为,杜甫之“怀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这种说法自有见地。
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写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欢会故事,因而传为巫山佳话。又相传在江陵有宋玉故宅。所以杜甫暮年出蜀,过巫峡,至江陵,不禁怀念楚国这位作家,勾起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悲慨。在杜甫看来,宋玉既是词人,更是志士。而他生前身后却都只被视为词人,其政治上失志不遇,则遭误解,至于曲解。这是宋玉一生遭遇最可悲哀处,也是杜甫自己一生遭遇最为伤心处。这诗便是诗人瞩目江山,怅望古迹,吊宋玉,抒己怀;以千古知音写不遇之悲,体验深切;于精警议论见山光天色,艺术独到。
杜甫到江陵的时候是秋天。宋玉名篇《九辩》正以悲秋发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当时正是产生悲秋之情,因而便借以兴起本诗,简洁而深切地表示对宋玉的了解、同情和尊敬,同时又点出了时节天气。“风流儒雅”是庾信《枯树赋》中形容东晋名士兼志士殷仲文的成语,这里借以强调宋玉主要是一位政治上有抱负的志士。“亦吾师”用的是王逸的说法:“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被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里借以表示杜甫自己也可算作师承宋玉,同时表明这首诗旨意也在闵惜宋玉,“以述其志”。所以次联接着就说明诗人自己虽与宋玉相距久远,不同朝代,不同时代,但萧条不遇,惆怅失志,其实相同。因而望其遗迹,想其一生,不禁悲慨落泪。
诗的前半感慨宋玉生前怀才不遇,后半则为其身后不平。这片大好江山里,还保存着宋玉故宅,世人总算没有遗忘他。但人们只欣赏他的文采辞藻,并不了解他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这不符宋玉本心,也无补于后世,令人惘然,所以用了“空”字。就像眼前这巫山巫峡,使诗人想起宋玉的两篇赋文。赋文的故事题材虽属荒诞梦想,但作家的用意却在讽谏君主淫惑。然而世人只把它看作荒诞梦想,欣赏风流艳事。这更从误解而曲解,使有益作品阉割成荒诞故事,把有志之士歪曲为无谓词人。这一切,使宋玉含屈,令杜甫伤心。而最为叫人痛心的是,随着历史变迁,岁月消逝,楚国早已荡然无存,人们不再关心它的兴亡,也更不了解宋玉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以至将曲解当史实,以讹传讹,以讹为是。到如今,江船经过巫山巫峡,船夫们津津有味,指指点点,谈论着哪个山峰荒台是楚王神女欢会处,哪片云雨是神女来临时。词人宋玉不灭,志士宋玉不存,生前不获际遇,身后为人曲解。宋玉悲在此,杜甫悲为此。前人说“言古人不可复作,而文采终能传也”,恰好与杜甫的原意相违背。
体验深切,议论精警,耐人寻味,是这诗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但这是一首咏怀古迹诗,诗人亲临实地,亲自凭吊古迹,因而山水风光自然在诗中显露出来。杜甫沿江出蜀,飘泊水上,旅居舟中,年老多病,生计窘迫,境况萧条,情绪悲怆,本来无心欣赏风景,只为宋玉遗迹触发了满怀悲慨,才洒泪赋诗。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以及舟人指点的情景,都从感慨议论中出来,蒙着历史的迷雾,充满诗人的哀伤,诗人仿佛是泪眼看风景,隐约可见,其实是虚写。从诗歌艺术上看,这样的表现手法富有独创性。它紧密围绕主题,显出古迹特征,却不独立予以描写,而使其溶于议论,化为情境,渲染着这首诗的抒情气氛,增强了咏古的特色。
这是一首七律,要求谐声律,工对仗。但也由于诗人重在议论,深于思,精于义,伤心为宋玉写照,悲慨抒壮志不酬,因而通篇用赋,在用词和用典上精警切实,不被格律所拘束。它的韵律和谐,对仗工整,写的是律诗这种近体诗,却有古体诗的风味,同时又不失清丽。前人认为这首诗“首二句失粘”,只从形式上进行批评,未必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