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作者与妻妾的对话，用浅显的比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历代帝王无不屠杀广大人民而掠夺其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君权社会中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全文以日常生活起兴，多用比喻，以浅近渐至深奥，由平缓渐至激烈，亦有孟子辩论的遗风。
题作“室语”，示“小中见大”。一般政论文章都有“严正”标题以揭示论题或意旨，此文则作“室语”，意即在家里说的话，看似闲话家常，实为一篇具有精深政洽思想理论的大文字，足以令世人惊心“骇异”，正是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而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理论观点。
家人团坐，自“食鱼”入题。与一般政论不同，此文先由日常家庭生活入笔，有人物，有闲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由“食鱼”谈起，由近及远，逐步导入。唐子夜饮，家人团坐，一家四口，各有坐向，而夫妻相对，为下文对话作好铺垫。从“食鱼而甘”引出与妾的对话，谈鱼味何以鲜美，为后文伏脉。继而唐子由“饮酒乐甚”忽而“拊几而叹”，再由其妻问故，推出“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一段，先垫以“恐人骇异”，提示将有惊世骇俗之见，引读者注目，而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以为下文蓄势。其妻“愿子试以语我”一句，便开启下文滔滔滚滚一泻千里之势。
三段推理，论帝王皆贼。唐子先以“大清有天下，仁矣”推挡一句以杜人口，以便下面畅所欲言。紧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果然石破天惊，令人“骇异”，一针见血，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字字闪耀着民主的光辉。旋以夫妻问答，作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推理：大前提为“杀一人而取其布粟者为贼”，小前提为“凡帝王皆杀天下人而尽取其布粟”，结论是“所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继又举“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所谓“善”者尚且如此杀人之多，遑论其他！作者紧接着又假设自己“事高帝”、“事光武帝”，那么当他们屠城之始即“必痛哭而去之矣”，表示出极端厌恶和决绝态度。“吾不忍为之臣也”，等于向“忍为之臣”的古今帮凶们也投去一枪。
文势遒劲，斥天子杀人。妻问“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很有代表性，并将讨论推进一层，文章波澜迭起。唐子先区分“不得已而杀”的情况共两种，一为有罪者，一为临战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两种情况以外：“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所过之处，滥杀无辜，简直是嗜杀成性！而这些“大将”、“偏将”、“卒伍”、“官吏”的大肆屠杀，都是为了“天子”一家一姓的政权，所以“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真是一刀见骨。此言无罪而杀。“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此言非战而杀。文章进而通过尖锐的对比，指出一方面是“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而一方面则“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因而怒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充分暴露历代帝王的狠心与残忍！这二小节文字连用排比，文势遒劲，解剖与批判，力透纸背，使历代帝王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之，作者又假设“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则将对历代帝王按“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的原则加以百倍的惩罚，因为“天子”本“天下之慈母”，而竟无故杀天下人，则其罪当然“重于匹夫”！这同样代表了人民的正义之声。
回扣“食鱼”，归尧舜本心。此处又以妻问“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推开一层。作者指“盘中余鱼”继续从“味甘”说起，生动地描述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㓾其甲，其尾犹摇”，而煎烹以进则人不忍食，而人比于鱼又“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于是推出“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这是违反“人之本心”的，而“尧舜之道”恰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这里，作者根据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企图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失其本心”，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殊不知历代帝王为其反动本性所决定，是决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妇人孺子，皆闻论叹息。文章主旨论列完毕，作者不忘以一小段作首尾呼应：“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说明唐子之论达理而通情，深刻而感人，妇人孺子无不为之感动，而开篇所出四人皆有着落，从而完整地收结，真乃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由文章可知作者精熟先秦诸子散文，尤受孟子和墨子影响，人性论、行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源于孟子，“非攻”见解则源于墨子。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善作比喻，自眼前浅近事物说明深刻道理，逐层追问，引人入彀以及排句气势等均与孟、墨之文有同样妙境。而此文理论的高度、批判的锋芒均超越前人。从家常谈话来阐明理论高见，以“食鱼”为题而由浅入深，家人四口均介入，论理与叙事描写相结合，使文章亲切有味，富于生活情趣，语言通俗平易，结构谨严，首尾呼应等，又自属唐子文章所特有。
此诗首句写骆氏亭，翠竹、清水把这座亭轩映衬得格外清幽雅洁，诗人置身其间，颇有远离尘嚣之感。
接着写诗人对友人的思念，诗人眼下所宿的骆氏亭和崔氏兄弟所在的长安，中间隔着重重的城池，路途迢迢，诗人的思念之情宛如随风飘荡的游丝，悠悠然飘向友人所在的长安。诗人因境界的清幽而倍感孤寂，因无好友共赏幽胜而微感惆怅。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竹丛里船坞深静无尘，临水的亭榭分外幽清。相思之情啊隔着重重的高城飞向远方。
首句写骆氏亭。“竹坞”是竹林怀抱隐蔽的船坞；“水槛”，指傍水的有栏杆的亭轩，也就是题中的“骆氏亭”。清澄的湖水，翠绿的修竹，把这座亭轩映衬得格外清幽雅洁。“无尘”和“清”，正突出了骆氏亭的这个特点，可以想见诗人置身其间时的那种远离尘嚣之感。幽静清寥的境界，每每使人恬然自适；但对于有所思念、怀想的人来说，又往往是牵引思绪的一种触媒：或因境界的清幽而倍感孤寂，或因没有好朋友共赏幽胜而感到惆怅。这两句由清幽的景色到别后的相思，其间虽有跳跃，但并不突兀，原因就在于景与情之间存在相反相成的内在联系。诗人眼下所宿的骆氏亭和崔氏兄弟所居的长安，中间隔着高峻的城墙。“迢递”一词有“高”、“远”二义，这里用“高”义。“重城”即高城。由于“迢递隔重城”，所以深深怀念对方；而思念之深，又似乎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诗人的思念之情，宛如随风飘荡的游丝，悠悠然越过高高的城墙，飘向友人所在的长安。“隔”字在这里不只是表明“身隔”，而且曲折的显示了“情通”。这正是诗歌语言在具体条件下常常具有的一种妙用。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小诗的后两句是说，秋空上阴云连日不散，霜飞的时节也来迟了。留得满地枯残的荷叶，好听深夜萧瑟的雨声。
第三句又回到眼前景物上来：“秋阴不散霜飞晚”。时令已届深秋，但连日天气阴霾，孕育着雨意，所以霜也下得晚了。诗人是旅途中暂宿骆氏亭，此地近一段时期的天气，自然是出自揣测，这揣测的根据就是“秋阴不散”与“留得枯荷”。这一句一方面为末句伏根，另一方面又兼有渲染气氛、烘托情绪的作用。阴霾欲雨的天气，四望一片迷蒙，本来就因相思而耿耿不寐的人，心情不免更加黯淡，而这种心情反过来又增加相思的浓度。
末句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但要领略诗句所蕴含的情趣，却须注意从“秋阴不散”到盼“雨”的整个过程。秋叶听雨打枯荷的况味，诗人想已不止一次的领略过。淅沥的秋雨，洒落在枯荷上，发出一片错落有致的声响，别具一种美的情趣。看来倒是“秋阴不散霜飞晚”的天气特意作美了。枯荷给人一种残败衰飒之感，本无可“留”的价值；但秋雨的到来就不同了，自己这样一个旅宿思友，永夜不寐的人，因为能聆听到枯荷秋雨的清韵而略慰相思，稍解寂寞，所以反而庆幸枯荷之“留”了。“留”、“听”二字写情入微，其中就有着不期而遇的喜悦。“听雨声”自然是夜宿的缘故，但主要还是由于“听雨声”蕴含有一种特有的意境和神韵。这“听雨”竟有一种特别的美感，久听之后，这单调而凄清的声音，却又更增加了环境的寂寥，从而更加深了对朋友的思念。
沈义父《乐府指迷》云：“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此诗之结语：“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正是以景结情，不仅景中含情，且有声有情、声情并茂，声、景、情谐和合一而收余音缭绕之致，使诗歌境象迷茫，旨义含隐深曲。
这首诗虽然写了秋亭夜雨的景色，写得历历如画，但它并不是一首写景诗，而是一首抒情诗。“宿骆氏亭”所见所闻是“寄怀”的凭借，“相思”二字微露端倪，后两句暗藏彻夜不眠之意，诗人的思友之情暗寓其中，可以说是以景寄情、寓情于景的。诗的意境清秀疏朗，而蕴涵其中的心境又是极为深远的。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这连年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不仅给边疆少数民族带来沉重灾难，也给广大中原地区人民带来同样的不幸。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段历史记载，可当作这首诗的说明来读。而这首诗则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
这是一首反对唐玄宗穷兵黩武的政治讽刺诗。全诗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和它所带来的痛苦。地方官吏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横征暴敛，百姓更加痛苦不堪。这是诗人深切地了解民间疾苦和寄予深刻同情的名篇之一。
全诗以“道旁过者问行人”为界分为两段：首段摹写送别的惨状，是纪事；次段传达征夫的诉苦，是纪言。此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全诗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变化开阖井然有序，并巧妙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自创乐府新题写时事，为中唐时期兴起的新乐府运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行”是乐府歌曲的一种体裁。杜甫的《兵车行》没有沿用古题，而是缘事而发，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
诗歌从蓦然而起的客观描述开始，以重墨铺染的雄浑笔法，如风至潮来，在读者眼前突兀展现出一幅震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换上了戎装，佩上了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开往前线。征夫的爷娘妻子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自己的亲人，扯着亲人的衣衫，捶胸顿足，边叮咛边呼号。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咸阳西北横跨渭水的大桥都被遮没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耶娘妻子走相送”，一个家庭支柱、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尽是些老弱妇幼，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塌天大祸，怎么不扶老携幼，奔走相送呢？一个普通“走”字，寄寓了诗人多么浓厚的感情色彩！亲人被突然抓兵，又急促押送出征，眷属们追奔呼号，去作那一刹那的生死离别，是何等仓促，何等悲愤！“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又把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怆、愤恨、绝望的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腻入微。诗人笔下，灰尘弥漫，车马人流，令人目眩；哭声遍野，直冲云天，震耳欲聋！这样的描写，给读者以听觉视觉上的强烈感受，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接着，从“道旁过者问行人”开始，诗人通过设问的方法，让当事者，即被征发的士卒作了直接倾诉。
“道旁过者”即过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凄惨场面，是诗人亲眼所见；下面的悲切言辞，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感。“点行频”，意思是频繁地征兵，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亩荒芜的根源。接着以一个十五岁出征，四十岁还在戍边的“行人”作例，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皇”，是以汉喻唐，实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烈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
诗人写到这里，笔锋陡转，开拓出另一个惊心动魄的境界。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以谈话的口气提醒读者，把视线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移到广阔的内地。诗中的“汉家”，也是影射唐朝。华山以东的原田沃野千村万落，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废，荆棘横生，满目凋残。诗人驰骋想象，从眼前的闻见，联想到全国的景象，从一点推及到普遍，两相辉映，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
从“长者虽有问”起，诗人又推进一层。“长者”，是征夫对诗人的尊称。“役夫”是士卒自称。“县官”指唐王朝。“长者”二句透露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又终于说出来 ，这样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心理，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这几句写的是眼前时事。因为“未休关西卒”，大量的壮丁才被征发。而“未休关西卒”的原因，正是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所造成。“租税从何出？”又与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相呼应。这样前后照应，层层推进，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越来越深刻。这里忽然连用了几个短促的五言句，不仅表达了戍卒们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现出那种倾吐苦衷的急切情态。这样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又从抓兵、逼租两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加给人民的双重灾难。
诗人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还能嫁给近邻，男孩子只能丧命沙场。这是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重男轻女，是封建社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男子的大量死亡，在这一残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却一反常态，改变了这一社会心理。这个改变，反映出人们心灵上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啊！最后，诗人用哀痛的笔调，描述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悲惨现实：青海边的古战场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这里，凄凉低沉的色调和开头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悲惨哀怨的鬼泣和开头那种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都是“开边未已”所导致的恶果。至此，诗人那饱满酣畅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也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篇叙事诗，无论是前一段的描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段的人哭马嘶、尘烟滚滚的喧嚣气氛，给第二段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铺垫；而第二段的长篇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句型、音韵的变换紧密结合，随着叙述，句型、韵脚不断变化，三、五、七言，错杂运用，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如开头两个三字句，急促短迫，扣人心弦。后来在大段的七字句中，忽然穿插上八个五字句，表现“行人”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哀怨的激情，格外传神。用韵上，全诗八个韵，四平四仄，平仄相间，抑扬起伏，声情并茂。再次，是在叙述中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如在大段代人叙言中，穿插“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和“君不见”、“君不闻”等语，不仅避免了冗长平板，还不断提示，惊醒读者，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还采用了民歌的接字法，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等，这样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优美动听。最后，采用了通俗口语，如“耶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异犬与鸡”等，清新自然，明白如话，是杜诗中运用口语非常突出的一篇。前人评及此，曾这样说：“语杂歌谣，最易感人，愈浅愈切。”这些民歌手法的运用，给诗增添了明快而亲切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诗中多处使用了民歌的“顶真”手法，诵读起来，累累如贯珠，音调和谐动听。另外，还运用了对话方式和一些口语，使读者有身临现场的真切感。《唐宋诗醇》云：“此体创自老杜，讽刺时事而托为征夫问答之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小雅》遗音也。篇首写得行色匆匆，笔势汹涌，如风潮骤至，不可逼视。以下出点行之频，出开边之非，然后正说时事，末以惨语结之。词意沉郁，音节悲壮，此天地商声，不可强为也。”
晚唐现实主义诗人皮日休著有《牡丹》：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
这首诗，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只是夸奖牡丹“一花独放，独香天下”的好词而已。私下以为，鉴赏文学作品，一定要从作者的身份乃至当时的历史环境去思量、细琢磨，方有心得。
大家知道，皮日休，是现实主义诗人，他出身贫苦家庭，对晚唐黑暗现实不满。他认为“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鹿门隐书》）”他肯定人民可以反抗暴君，国君如“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原始》）”唐僖宗乾符五年（878），皮日休参加了黄巢起义军。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他曾把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奉为“圣人”。他说：“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由此，可看出他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敬慕之情。
这首歌颂牡丹的诗，从表面看，他赋于牡丹以坚强的性格，描写它敢于在晚春末日一花独放，花中称王的高大形象和气魄，颇似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写的《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题旨。黄巢写自己敢于藐视李唐王朝，决心推翻李唐王朝的气魄。皮口休这首《牡丹》诗，又似在通过花王牡丹暗示农民起义领袖，从而歌颂黄巢敢于反抗现实称王天下的气魄和革命精神。
“落尽残红始吐芳。”起句一下子把人们引向一个春色将阑的尾声世界，使人看到落红遍地，一片残败狼藉的景象，让人感到落红难缀，惋惜春天即将逝去。但正是在这春色将阑百花齐谢的晚春时节，被人称道百花之王的“牡丹仙子”却亭亭玉立，一花独放，开始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使人在失望中又感到春的希望。这何尝不是唐王朝病入膏肓，濒于土崩瓦解的来世，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长安称帝的现实写照呢？
“佳名唤作百花王。”次句紧承上句意脉，诗人像称黄巢为“圣人”一样，同样认为牡丹花能在“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晚春世界，吓人地生气勃发，吐蕊怒放，要稳占春光。它应该登上花王的宝座，享有“百花王”的佳名。
“竞夸天下无双艳。”这句写牡丹芳姿艳质，花光万里，是天下无与伦比的。表面上称赞：“牡丹花品冠群芳，”“牡丹仙子”甲天下。实际上是对“冲天大将军”黄巢的极口赞扬，也是人民竞夸起义领袖的心声。
“独立人间第一香。”这句承上句写花美，而进一步写花香，也暗合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的句意。诗人认为牡丹不仅花色绚丽，端正大方，极富大国风度，有“国花”之称，而且是香飘天下，花香万里。又因牡丹开放，时值晚春末日，正是百花凋谢之时，故诗人极口赞扬只有牡丹巍然独立，一花独放，独香天下，是人间第一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