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已迟三日雨，八荒同在一春风。
耆年盛德天应相，大册高文老更工。
且为商家了梅事，未须海道觅舟东。
四海已迟三日雨，八荒同在一春风。
耆年盛德天应相，大册高文老更工。
且为商家了梅事，未须海道觅舟东。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
这首气势磅礴的诗，既描狼山之景，又抒诗人之情，在众多关于狼山的诗篇中可称冠冕。
首联总起全篇，突兀峥嵘。“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登山面江望海，只见波浪滔天，西向而望，无边波浪拍天而来，缘此而提出是谁凿破了万里之外的昆仑山，使大水冲决而出，奔腾而下？北宋时狼山还孤悬江中，尚未和陆地相接，到南宋文天祥《渡海望狼山》时也只见“狼山青几点，极目是天涯。”王安石是登山眺望，又处于长江出海处，和唐代杜甫登夔州白帝城时所写《登高》虽也见“不尽长江滚滚来”不同，那是在长江中上游，从高处俯瞰，而狼山仅一百多公尺高，和长江入海处的江面开阔相比较，就更觉江阔水大，波浪拍天。“凿破昆仑，地势高，水量大，气势恢宏。用“谁凿破”的提问，更是想落天外。诗一开始就攫住读者，加之“无边波浪拍天来”更给人以汪洋浩渺之感，且有震撼力。这一开篇，不仅起笔不凡，而且为全诗抒情奠定了基础。
颈联写近景，叙感受。“晓寒云雾连穷屿，春拍鱼龙化蛰雷。”诗人是春季早晨登临狼山的，只见云雾迷漫，岛屿、沙洲都在雾幔之中，春拍之后，春雷动，原来冬眠蛰居的鱼龙都活跃起来，上句的静景，和富有动态感的下句相映衬，使人更觉得春意勃郁。如果说首联从宏观上写出了狼山地处长江之委海之端的地理形势，那么此联就从近景上写出了狼山的地貌特色。
腹联宕开一笔，赞此处犹如仙境。“阆苑仙人何处觅，灵槎使者几时回。”“阆苑”，传说神仙所在的地方。到哪里去寻找阆苑的仙人呢？意谓这里就是人间仙境。“灵槎”即星槎，古代神话中往来天上的木筏，《博物志·杂说下》：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滨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诗人由上两联的实写，到此转为虚写，意在赞美狼山实为神仙居所。以上则将狼山的远景、近景、实景、虚意写全、写足，充分显示了狼山的风貌和意境。
尾联总绾全诗并发感概。“遨游半在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王安石从家乡临川出来后，应试、为官，还不曾有后来丰富的阅历，初见如此浩渺江面，“始觉今朝眼界开”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赞叹之言出于胸臆。登狼山，“举首四顾，海阔天空；长啸一声，山鸣谷应”确使人眼界顿开，心胸豁朗。
《狼山观海》系王安石早期作品，从此可见这为他后来的创作现出端倪，也为有宋一代诗作埋下根芽。象“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遨游半是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语言率直，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宋诗选》第48页)缪钺先生也说：“王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搏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宋诗鉴赏辞典》第11页)《狼山观海》正体现了王安石早期的诗风。这也可能是北宋初期诗风使然，同时王安石这一诗风也为宋诗的质直、散文化，形象思维不及唐诗埋下根芽。
《狼山观海》虽然是王安石的一首逸诗，可是它给留下了写南通狼山的名篇，也可窥见王安石早期诗风，并对研究宋诗有一定价值。不仅南通人重视它，也是王诗与宋诗研究界值得珍视的。
起首两句是“兴”，即唤起。合浦（今属广东）指作者流寓之地，洛阳非实指，意思是合浦之杉叶尚能遥飞到洛阳，自己却流落异域，人不如叶。诗人知道岭南的杉叶飞到洛阳是不可信的，所以用“传闻”二字；然而愿望却在挑动诗人，并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虚幻与常识的起迭，失望与希望的对流，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在乱世尤其表现得突出，因而这两句也有它的社会内容。
“北风”两句是对“传闻”两句的曲折承接，从南与北的地理的间隔上，又暗寓着南北朝在政治上的对立。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是诗人的迫切愿望，但国土的分裂使他无法实现这愿望，因而“南”、“北”这两个字，也成为诗人的敏感性的词眼。
前四句是诗人的独白，五、六两句才转入赠诗的对象。诗人和长安使之间应当有对话的，却以目送手挥来代替。诗人要着重表达的是离别时的情绪。这两句原是化用嵇康赠人诗的句意，但加上“徒送”的“徒”，就加强了感伤的效果。江总原来也是以使臣身分而到岭南，这时眼睁睁地望着长安使从他身边离去，自己却仍然留滞着。一去一留，其中就有多多少少要说的话，如同小河下面的潜流。
“秋蓬”句是比自己，“春草”句是说自己在客地已经度过几个春天。但春草的年年芳菲，徒然增添了自己的惆怅。《楚辞·招隐士》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唐代王维《送别》也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句，用意都有共通处。
末两句以关山逗客子，以月光逗风尘：明月本是普照大地的，但对诗人来说，能够让光照到的也唯有衣衫上的风尘而已。
全诗前八句用比喻，对仗也很工整，却不雕琢，这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作者的才力，一方面也因作者是南朝后期的人，诗的格律正在逐渐趋向成孰稳定。
这是一首描绘元代卢沟桥晓月很有特色的散曲。此曲描写卢沟晓月的优美景色。作者以动写静，使画面充满动感，意境十分开阔，气势也比较宏大，全方位地展示了卢沟桥畔的景物特点，结句似真似幻，表达了作者对人间美景的赞美之情。全曲意境深远，气势磅礴。
当时，卢沟桥是出入京都的大门，每当夜幕还未完全退去，桥上便已经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远处山色依稀，树影玲珑。此曲的首句便展现了这一情景。
“桥俯危波，车通远塞，栏倚长空”，这三句运用排比句式：“俯危波”言其险，“通远塞”喻其阔，“倚长空”显其高，寥寥数语，勾勒出卢沟桥的高大、雄伟、壮观，层次分明，且极为准确、生动。“起宿霭千寻卧龙，掣流云万丈垂虹”，这两句运用比喻、对偶和夸张的写法写卢沟桥，形象地描绘了卢沟桥恢弘的气势和寥廓的境界，极为形象、传神。
结尾三句，照应开头的晓行，诗人运用比喻的写法，展开丰富的想象，把卢沟桥与晓月、天上与人间融为一体，创造出一个恬淡愉悦深遂高远的境界。诗中的“疏钟”、“行人”把画面点染得鲜活生动。最后一句“如步蟾宫”切合题中之“晓月”，如同带进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一般。
《小雅·鹿鸣》是《诗经》的“四始”诗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据朱熹《诗集传》的说法，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朱熹这一推测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
此诗主题，历来有争论，大致有美诗和刺诗两种意见。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体现了殿堂上嘉宾的琴瑟歌咏以及宾主之间的互敬互融之情状。
诗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群糜鹿悠闲地吃着野草，不时发出呦呦的鸣声，此起彼应，十分和谐悦耳。诗以此起兴，便营造了一个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拘谨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宽松下来。故《诗集传》云：“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也就是说君臣之间限于一定的礼数，等级森严，形成思想上的隔阂。通过宴会，可以沟通感情，使君王能够听到群臣的心里话。而以鹿鸣起兴，则一开始便奠定了和谐愉悦的基调，给与会嘉宾以强烈的感染。
此诗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它把读者从“呦呦鹿鸣”的意境带进“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声中。《诗集传》云：“瑟笙，燕礼所用之乐也。”按照当时的礼仪，整个宴会上必须奏乐。《礼记·乡饮酒义》云：“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据陈澔注，乐工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三篇终，则主人酌以献工焉。”由此可知，整个宴会上是歌唱以上三首诗，而歌唱《鹿鸣》时又以笙乐相配，故诗云“鼓瑟吹笙”。乐谱虽早已失传，但从诗的语言看，此诗三章全是欢快的节奏，和悦的旋律，同曹操《短歌行》相比，曹诗开头有“人生苦短”之叹，后段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悲，唯有中间所引“鹿鸣”四句显得欢乐舒畅，可见《诗经》的作者对人生的领悟还没有曹操那么深刻。也许因为这是一首宴飨之乐，不容许杂以一点哀音吧。
诗之首章写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有人“承筐是将”，献上竹筐所盛的礼物。献礼的人，在乡间宴会上是主人自己，说见上文所引《礼记》；在朝廷宴会上则为宰夫，《礼记·燕义》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足可为证。酒宴上献礼馈赠的古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宾馆的宴会上仍可见到。然后主人又向嘉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就是“承蒙诸位光临，示我以大道”一类的客气话。主人若是君王的话，那这两句的意思则是表示愿意听取群臣的忠告。
诗之二章，则由主人（主要是君王）进一步表示祝辞，其大意则如《诗集传》所云：“言嘉宾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当则效。”祝酒之际要说出这样的话的原因，分明是君主要求臣下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以矫正偷薄的民风。如此看来，这样的宴会不徒为乐而已，它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三章大部与首章重复，唯最后几句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末句“燕乐嘉宾之心”，则是卒章见志，将诗之主题深化。也就是说这次宴会，“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它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满足口腹的需要，而是为了“安乐其心”，使得参与宴会的群臣心悦诚服，自觉地为君王的统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