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上古歌谣《蜡辞》选自《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就是神农氏，是掌管祭祀的官吏。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开始出现了原始农业，随之而来也就有了为农业进行祝祷的宗教祭祀活动。这首《伊耆氏蜡辞》便是一个叫伊耆氏(有说即神农氏)的部落首领“腊祭”时的祝辞。“蜡辞”即“腊辞”。蜡辞：周代十二月蜡（腊）祭祝愿之辞，古人每年十二月祭祀百神，感谢众神灵一年来对农作物的福佑并为来年的丰收祈福，称作“腊祭”。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停滞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阶段，腊祭的习俗至今还在我国农村的一些地方保留着。
这是一首古老的农事祭歌，属于中国远古时期的歌谣。《礼记·郊特牲》所载伊耆氏时代的《蜡辞》,是一首具有明显咒语性质、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祝辞。《礼记·郊特牲》中《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相传为伊耆氏时代的作品。伊耆氏，即神农氏，一说指帝尧。蜡，是古代一种祭礼的名称。周代在12月举行祭祀百神之礼，称为蜡礼，蜡礼上所用的祷辞，即称蜡辞。从这首短歌命令的口吻看，实际是对自然的“咒语”。 大水泛滥，土地被淹没，昆虫成灾，草木荒芜，眼看收获无望，在原始宗教意识的支配下，原始人企图靠着这种有韵律的语言，来指挥自然，改变自然，使它服从自己的愿望。
它集中反映了原始先民面对地质灾害、洪水灾害、动物灾害、植物灾害等众多自然灾害侵袭时的复杂矛盾心理状态。四句诗，句句既是祈求，也是命令；既是祝愿，也是诅咒。全诗既反映了原始先民饱受自然灾害侵袭的深重苦难,也反映了他们相信利用巫术咒语能够消除自然灾害的乐观心理。
强烈期望自然顺逐人意的祭歌里，仍然会让我们想起早期社会中那种人和自然温情相处的景象。但是，祭歌背后的信息，告诉我们那时的人和自然也有不和谐。因为在人只能通过宗教手段，向自然发出“命令式”祈愿的时候，这间接暗示，自然力在人力面前的强大，不可控制，人改造自然手段的贫乏。那时的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干预自然环境。我相信，先人们并不是不愿意改造环境，而是他们想改造环境却没有手段，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用宗教形式来向自然祈求和谐！
这篇祝辞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分别从土、水、昆虫、草木四个方面提出祝愿，每一句正好说着一个方面。
先说“土”，希望“土反其宅”。“反”，同“返”；“宅”，居住的地方，这里指原地。全句说，土返回它的原地，是希望田土不流失的意思。一说是祈求用于蓄水与障水的堤防安稳、牢固的意思。
次说“水”，希望“水归其壑”。“壑”，这里指洼地。全句说，水流向它的洼地，是希望水流不要泛滥成灾的意思。
再次说“昆虫”，希望“昆虫毋作”。“昆虫”，指螟、蝗等农作物的害虫；“毋”，不要；“作”，兴起。这一句是希望昆虫不生，免除虫灾。
最后说“草木”，希望“草木归其泽”。“草木”指危害庄稼的稗草、荆榛等植物。这一句希望草木返回它们的沼泽地带，不再危害庄稼。
所举土、水、昆虫、草木四物，与农业生产的好坏关系至为密切。原始部落生产力低下，对于这四物的灾害难以控制，但又觉得非要控制不可。这种矛盾心理就体现在虔诚庄严的“蜡辞”形式中。四句诗，句句都是愿望，又都是命令；既都是祝辞，又都是咒语。一种原始人心灵深处的动荡、不平衡，通过这四句歌谣被表达了出来。阅读这首祝辞，读者的眼前仿佛闪现出一群原始人，他们正在旷野之中举行庄严肃穆的祝祷仪式。当读者设身处地、神思飞越地逐一念起这一句又一句的祝辞时，在心灵深处似乎也能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祖先当年有过的那种动荡和不平衡的感情，并由此获得了艺术美的享受。
此诗的开篇四句，便直接了当地表现战事，渲染了全国各地被紧张、恐慌的气氛所笼罩着，人们都在惊惧不安。“羽檄”，指上插羽毛的征调军队的文书，表示紧急；“虎符”，是朝廷调兵遣将的凭据，以铜刻作虎形，劈为两半，调兵时需二者验合。说“羽檄”像夜空里的流星一样快速地飞来，可见急上加急；说“虎符”在各州各郡一个个地合着。更见征调之多、频繁不已，边疆告急，形势紧张的情况则不言而喻了。继之“喧呼”一句，紧承前两句诗意，写出催迫应边之状。是谁在“喧呼”呢？诗中并没交代，但不难体会，这里既有传檄人的呼声，也有调兵长官的命令、嘈嘈嚷嚷，一片慌乱，以至连林中的鸟雀在深夜中为之惊动都鸣叫不已，则人之被惊扰不宁可以想见了。这几句诗，尽管没有描写刀光剑影相互拼杀的战斗场面，没有具体叙述官吏随便抓兵拉夫的情景，但却把紧张慌乱形势下，人们的惊恐之状和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和盘托出，起势有力，文辞奇挺，扣人心弦。
接着，犹如影、视镜头转换一般，“白日”以下四句诗，又展示了一幅升平安宁的画图。“白日”象征皇帝，“紫救”比喻朝廷；“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为朝臣中官位最高的，故合称“三公”。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按道理说应该把天下治理得清明太平，借用老子的话就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即天下统一、四方安定。这里在颂扬以往承平的景象之中，暗暗谴责了当权者，通过前后鲜明的对照，对于征南诏的发动者策划者给予了讽刺，诗人和广大人民反对不义之战的思想自然地渗透其中，意蕴深刻、耐人寻味。
“借问此为何？答言楚征兵”。这两句是对以上诗意的具体说明，意思是：国家原来很安定。现在为什么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呢？这完全是因为南侵而大肆征兵造成的。古时以“楚”泛指南方，“楚征兵”，即征讨南方的军队。这里运用问答的形式，不仅在句式上显得灵活变化，而且在前后意思的构架上也起到了勾联纽结的作用，可谓匠心独运。“渡泸及五月”，这个“泸”指金沙江，古时称“泸水”，相传江边多瘴气，以三、四月间最为厉害，五月以后稍好些，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句。“将赴云南征”，这不仅是诗人的叙述，也表达了士兵的心情，他们听说要渡过泸水，去遥远的云南打仗，心头紧缩，都感到有去无回，很少有生还的希望。写到这里，诗人对统治者这样的穷兵黩武，而不顾惜人民的生命，感到异常愤概，充满不平之气，于是议论道：“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意思是说，他们都是被抓来的百姓，没有经过阵势，是难以上战场的，更何况去边陲之地的云南呢？把李唐王朝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深刻地揭露出来了。
从“长号”到“心摧”四句，具体地描写了出征战士被迫离家时的悲惨情景。被抓去充军的人们，临行前和他们的父母、亲人告别，这是生的分离，也是死的作别，彼此号大哭，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直到哭尽了泪水，流出了血水，心肝摧断，两无声息。诗中连用“长号”、“惨”、“泣尽”、“心摧”，充满感情色彩，从听觉视觉上造成强烈效果，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展现了这种生离死别惨绝人寰的悲剧。
“困兽”四句，又是议论，以“困兽”、“穷鱼”喻没有战斗力的“怯卒”、以“猛虎”、“奔鲸”喻凶悍强大的敌人。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进行着扩边的战争，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众多的应征士卒，也只能白白地送死，“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葬身于沙场之上，成为统治者进行不义之战的牺牲品。这几句通过形象的比喻，适当的夸饰，对当权者的罪行给予了批判和控诉，也体现出诗人对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闪烁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
诗的结末两句，内容上又发展到一个深的层次，进一步地揭示了诗的主旨，表达了个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干”是盾牌，“戚”是大斧，以这两种兵器用在误乐上，表示行德政而不用征伐。“有苗”，古代部族名，传说舜时有苗叛乱，大禹建议用武力去征服他们，舜不同意，于是修明德政，三年以后，他举行了一次操舞盾牌、大斧的演习，有苗氏便归服了。诗人引用这个典故，正是暗讥“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动辄诉诸于武力，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偃武修文、实现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显然这里的意思与“白日”以下四句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相互呼应的。在结构上如此巧妙的安排，前后勾联、浑然一体，亦可见诗人艺术构思上的独到之处。
李白诗歌向以浪漫主义著称于世，这首诗在运用传说、夸张及想象方面，虽也体现出来了这些特点，但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的。叙的是实事，写的是实景，抒的是实情，并运用对比、问答手法，将描写、议论、抒情等巧妙地融合起来，达到了精湛的程度，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人自叹不如草木快乐。如果只着眼文本，就诗论诗，其内容并不复杂隐微，甚至可以说是较简明直露，诗中反复表达的，无非是羡慕羊桃生机盎然，无思虑、无室家之累，意明语晰，无可争议。至于诗人为何产生这一奇特的心理，则是见仁见智不一：或说是赋税苛重，或说是社会乱离，或说是遭遇悲惨，或说嗟老伤生，但谁也无法坐实其事。不过，从此诗企羡草木无知无室的内容观之，诗人必然有着重大的不幸，受着痛苦折磨，才会有“人不如草木”之感。
全诗三章，每章二、四句各换一字，重复诉述着一个意思，这是其感念之深的反映。第一章从羊桃的枝条说起，羡慕其无知而又无忧之乐。首两句起兴，先从客观外物入笔，“隰有苌楚”即是说宽广的沼泽地带长满了羊桃呈现一片繁盛的景象。然后彼而此起，从羊桃而联系人的思想。人在乱离时期，受尽生活的折磨，感到生无乐趣，而看到羊桃的“猗傩其枝”，总不免产生羡慕之情。而羊桃似乎又有意挑逗，将枝条长得“夭之沃沃”，以炫耀其美丽，因为植物是见其乐美而不见其忧愁，而人在“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乐记》）的时候，就会深感其乐并“乐子之无知”。这是因为植物只有生长之灵魂而人却有理性之灵魂，两者所差异，形成如此的结果。
第二章是从羊桃的花说起，羡慕其无家而无累之乐。花草无知，只是尽情开放，人生有情，不免受到家室之累。困而人见花草而羡其无拘无束，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这章说“乐子之无家”，反而兴起人有家而不乐，与前章句式相同，只是“花”与”家”之别，其意思则更深入一层。面对羊桃花的欣欣向荣，自不殆而生羡意，其厌世思想，尤为深沉。那种“龙种自与常人殊”的特权思想，也随之一扫而净。
第三章是从羊桃的果实说起，羡慕其无室而无忧之乐。“家”与“室”义同，此章是从前章的“家”而来，进一层说明“豺狼在邑龙在野”的时候，那些贵族子弟“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杜甫《哀王孙》），更是感到家室之累为苦。此章乐苌楚之无室，反兴人以有室而不乐，亦显示了亡国之音的沉痛至极。桧国失国，贵族反受家室之景，见羊桃兴盛而生悲愁，自是人之常情。植物没有感情，不为痛苦所困，没有家室之愁，实在是值得羡慕。这是无可奈何的想法，表现了贵族阶级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强烈不满与无限怨愤。
此诗作者因为不能从忧患中解脱出来，便觉得草木的无知无觉，无家无室是值得羡慕的。在写法上，此诗是采用衬托对比，用羊桃“夭之沃沃”之乐，来衬人的无室无家之苦。诗人更不必说自家的痛苦，只是羡慕苌楚之乐，苦与乐同时对比，尤显苦者越苦，乐者越乐。诗人让自己的内心感受，用艺术外化寓深情于诗外，不说一句苦，而苦自深。凡苦之不可言者，自是苦已不堪，这是给人从诗外去体会的弦外音、言外旨与诗外味。诗中说的贵族亡国之愁，而受尽奴隶主贵族的压迫与剥削，生活倍受困苦的奴隶，其苦自不堪言，连一棵羊桃也不如。这也是从诗外所得的体会，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揭露得更深刻，更显艺术的感染力量。
此诗通过对乘船东行，河两岸上原野落花缤纷，随风飞舞等景物的描述，表达了诗人这次远行，非常轻松畅快，心旷神怡。
全诗写坐船行进于襄邑水路的情景。首句写两岸飞花，一望通红，把作者所坐的船都照红了。用“红”字形容“飞花”的颜色，这是“显色字”，诗中常用；但这里却用得很别致。花是“红”的，这是本色；船本不红，被花照“红”，这是染色。作者不说“飞花”红而说飞花“照船红”，于染色中见本色，则“两岸”与“船”，都被“红”光所笼罩。
次句也写了颜色：“榆堤”，是长满榆树的堤岸；“飞花两岸”，表明是春末夏初季节，两岸榆树，自然是一派新绿。只说“榆堤”而绿色已暗寓其中，这叫“隐色字”。与首句配合，红绿映衬，色彩何等明丽！次句的重点还在写“风”。“百里”是说路长，“半日”是说时短，在明丽的景色中行进的小“船”只用“半日”时间就把“百里榆堤”抛在后面，表明那“风”是顺风。作者只用七个字既表现了绿榆夹岸的美景，又从路长与时短的对比中突出地赞美了一路顺风，而船中人的喜悦心情，也洋溢于字里行间。
古人行船，最怕逆风。作者既遇顺风，便安心地“卧”在船上欣赏一路风光：看两岸，飞花、榆堤，不断后移；看天上的“云”，却并未随之而动。作者明知船行甚速，如果天上的“云”真的不动，那么在“卧看”之时就应像“榆堤”那样不断后移。于是，作者恍然大悟：原来天上的云和自己一样朝东方前进。
作者坐小船赶路，最关心的是风向、风速。这首小诗，通篇都贯串一个“风”字。全诗以“飞花”领起，一开头便写“风”。如果没有“风”，“花”就不会“飞”。次句出“风”字，写既是顺风，风速又大。三、四两句，通过仰卧看云表现闲适心情，妙在通过看云的感受在第二句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既遇顺风、风速又大，而作者的闲适之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应该看到，三、四两句也写“风”，如果不是既遇顺风、风速又大，那么天上的云便不会与船同步前进，移动得如此迅疾。以“卧看满天云不动”的错觉反衬“云与我俱东”的实际，获得了出人意外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