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反映了元好问推崇建安诗人刘琨的具有雄浑刚健风骨之美的诗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为诗中“两雄”，以“坐啸虎生风”形象地比喻他们的诗歌风格雄壮似虎。曹、刘是建安风骨的杰出代表，钟嵘评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艳，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标举曹刘，实际上是标举了他们所代表的内容充实、慷慨刚健、风清骨俊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

　　西晋诗人刘琨，被认为“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有“清拔之气”（《诗品》）。元好问推出刘琨，正是从其可比建安诸子的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着眼的。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词序点明董“梓漕得罪归鄱阳，过东坡于齐安”的原因，惊讶董视罪罢无事而“丰暇自得”的淡然心情，记录了董续柳氏忧患与共的深情。

　　全词主要围绕董柳忧患与共的情缘展开构思，赞颂董不为五斗米折腰及柳氏不因董“梓漕得罪归鄱阳”，“忘怀于进退”的高尚情操。

　　上片，由写董的“得罪削籍”一身轻，进入到写致仕后的美好家庭生活。开头六句，就写了两个“忧喜相寻”：一是“三日而去官”的董毅夫“固不成戚”；一是柳氏“忘怀”董毅夫之“进退”而“同忧患”。他们经过了一番“风雨”的打击之后，心情如“一江春绿”，清澈明亮；留下了楚襄王“巫峡梦”醒，身心皆空，过着巫山神女般的仙境生活。接着五句，以东汉伯鸾与德耀同甘共苦、坚贞不渝的情爱和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志的史事，进一层赞颂董毅夫与柳氏过着“清欢”、“粲然”、“光彩”而带着“兰玉”般孩子的恬淡家庭生活。这种生活感情，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而东坡却能体验人微，并能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把它写得富有感染力。

　　下片，进一层写董毅夫与柳氏淡然面对人间烦恼，“欣然”、“益安”同“忧患”的人生态度。开头四句，三三排比，锵锵有声。“幽梦里”，吐真言。东坡过着贬居生活，非常寂寞，只有靠虚幻的梦境来求得片时的慰藉。“肠断处”，不理睬，一切听自然。到了“肠断”的境地，真挚之情自不待言。可见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贤妻良夫。第五、六句又用一典，反衬出董毅夫有情有义，不是“文君婿”司马相如忍受不住贫困而受卓王孙的赐予那样“卑辱”的软骨头。显然，东坡是站在封建传统的观念上来看待司马相如的，不足为训。第七、八、九句引用《诗经·周南·汉广》，“夫子休乔木”意，是说贤女可求，以喻董毅夫有幸地得到孟光般的贤女为妻。东坡反其义而用之，可谓妙笔。最后三句发出衷心祝愿：愿董柳远离尘世，清闲无忧，左右相伴，白头偕老。

　　全词，序言和正文互补，如道家常；想象与现实融会，情调浪漫。喻义精当，寓意深刻。五处用典引诗，不落俗套。以典代言，既精炼文字，又准确表意，实为东坡词的一大特色。东坡与家僮建立起一种感情上一拍即合的“朋友”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自己与董毅夫的宦场失意的落泊感。

　　这首词写相思之情。上阕记述一对恋人分别时的情景，下阕写男主人公对恋人的一往情深和无限盼望。诗人以凄切之情，发哀婉之调，寄寓着自己失意的心怀，全词意蕴悠长，情余言外。

　　开首二句写景。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湖波微起，荡漾涟漪，芳气郁郁，秀色青青，在这幅春景图中，慢慢地走出了一个漂亮的女子。“罗袜尘生步”是形容她步履的轻盈，也带出她体态的优美。见到恋人的到来，等候的男子急忙迎上前去。“迎顾”二字，既表现了他的行动，也体现了他的心情。接下“整鬟”，说明她已经过精心的打扮； “颦黛”表示她正忧愁不乐。在如此的美景之中，见到自己的情人，应该十分喜悦才是，然而她却紧紧颦着双黛，这就表明她那黯然销魂的神情。临别之际，按理说应是“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的情景，而他们却“脉脉两情难语”。“脉脉”有含情欲吐之意，既然有千言万语的柔情蜜意，而又觉”难语”，这就把他们绵邈凄婉的情态描摹得极为深致。接着，诗人通过愁的象征一一柳絮的描写，进一层地道出了他们伤感的情怀，并直接逼出”人南渡”，点实词意，结束上阕。

　　过片以“回首”一气贯下，写对恋人的追念。“回首旧游，山无重数”。诗人着力从男方的角度来表现，这与诗人把自己的情怀寄寓在男主人公身上不无关系。正因为昔时的恋情是如此的欢乐，如此的温馨，所以在分别之后。他才会“回首”，也值得“回首”。然而，举头四望，所见只是群山成列而已。“山无重数”境界开阔辽远，其用意则在于展示人物内心的寂寥空虚，也暗示关山的迢递，故接下有“花底深朱户，何处”的疑问。“花底”写环境之优美，“朱户”写房室之富丽，其中嵌入一个“深”字，则将小红搂掩映在花木革树丛中的势态表现了出来。他的思念始终环绕在恋人的身上。他想象着，他思念的恋人可能在“花底”，有可能在”朱户”。这问题似乎太迷人了，他象是进入了恍惚迷离的心态之中，于是索性掷出一个“何处”的问号。

　　天地茫茫，情人不知何处，教他柔肠寸断。到这里，诗人没让他的感情喷涌而发，而是宕开一笔，以写景进一步蓄情。“半黄梅子，向晚一帘疏雨”，是他的所见，也是他的所感。一片风景，一片心情，梅子烟雨，也是他郁暗心情的表露，梅子黄时，细雨如丝，他的愁，如迷漫天地的梅子雨一般，无边无际地梭织着，使他无法逃遁，无法挣脱。在雨声的淅沥中，春光流逝了，春色衰残了，他那凄骑、迟暮、孤独的怅恨之情终于饱和到了顶点。“断魂分付与，春将去”，这时怀人和伤春已交织在一起了，从而转折出一片时不我与的无奈心情。结语构思奇特，痛苦不堪的主人公要把“断魂”交付给春天带走，其实谁都明白这是徒劳的，正如冯延巳所云：“谁道闲情抛却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鹊踏枝》）然而正是这结语产生了语已尽而情未了的艺术效果。整个下片抒情，传导出的是缠绵、痛苦与无奈。

　　整首词情致凄切哀怨，风格委婉细腻。从回忆旧日临别时的惆怅到描写别后的相思落寞，语言凄婉，一往情深。其怀人的愁思和语词意象的选用与《东山词》中的压卷之作《横塘路》（即《青玉案》）有几许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