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闺怨词，所表现的是一个闺中女子在暮春时节，倚楼而望，盼望离人归来的幽怨情思。全词语言细腻，深郁多情，既有全方位的场景描写，又有细致入微的景物刻画，移隋入景，情景交融，描绘了一幅清雅脱俗的仕女相思图。

　　上片着力描写女主人公伤春自怜的孤寂心境。

　　时序暮春，美好的春景很快就要残尽，黄莺的啼声日渐老涩，再也不是“莺初学啭尚羞簧”那么稚嫩清脆、悦耳动听。先前斗艳争妍、缤纷烂缦的红花，纷纷辞谢枝头，飘零殆尽。绿叶成阴的梅树上竟已悄悄结出了小小的青果。这是十分精彩的景物描写。“莺声”“红英”“青梅”，仅仅三项事物，由于极富春的特征，足以将无边春色展示具体。“色”与“声”，“青”与“红”，“老”与“小”，对照映衬，生动鲜明，炼字工巧，耐人寻味。“将阑”“渐老”“落尽”而“小”，更是次第分明，动感强烈，春事阑珊的衰残变化，足以惊心动魄。妙在虽不言情而情自见：春光易逝，无可奈何，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离骚》）一旦有此感触，自然也应该是“春色恼人眠不得”（王安石《春夜》）了。

　　户外如此触景生感，华美的厅堂里一片冷静，更无伊人相伴，只有迷茫密布的春雨下个不停，催促春光更快地消逝。画着山水图案的精美尽风，半开半掩，可无人有心肠去理睬它。香炉里燃了许久，即将燃尽的一缕余香，轻轻飘散，摇荡着，缭绕着，弥散在冷寂的画堂里，仿佛幽远的思绪一样连绵不绝。“半掩”“蒙蒙”“袅”“静”，用词精当，刻画入微，生动地展现出一个华丽精美然而冷落空虚的画堂环境，巧妙地折射出闺中独守、百无聊赖的郁郁情怀、沉沉幽怨，完美地构成了环境与心境的和谐统一。

　　下片着力抒发女主人公伤别怀远的深沉离恨。

　　闺中愈是孤寂，愈加怀念伊人。想当年，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依依惜别，密约归期，千般叮咛，万般嘱咐，情意何等深沉。可谁知到如今望不到伊人寄来的音信，盼不见伊人归来的身影。“沉沉”“杳杳”，巧用叠字，突出离别情思的幽暗深远与辽阔无际。既然如此，谁还有心情去对镜梳妆，“菱花尘满”，细节突出。“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所以听凭菱花宝镜积满了灰尘，也懒心无肠地不去拂拭它了。思念伊人，情不能已，还是再到楼头去看看罢，说不定能盼望到伊人意外归来的行旌哩！可是事实无情，依然只有失望，沮丧之余，哑然无语。但见万里长空，一片阴沉，恰似闺中的心境；唯有芳草连天接地，一直延伸到伊人所在的远方。借景抒情，造语自然；芳草怀远，巧于用典。“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王维《送别》）“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当离情别恨使人伤感至极时，真好像魂魄离体而去一般。凄惋之情，溢于言表；不尽之意，更在言外。

　　总之，全词由描写景物起，又由景渲染情，将暮春时节一位闺中思妇怀念久别爱人的孤寂情怀抒写得委婉动人。上片写景，情由景生，景中有情；下片写情，寄情于景，以景结情。情景交融，意境浑然，于是情经景纬，织成天机云锦。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此诗对朝廷权贵扼杀人才深表痛疾不平，对他们遭贬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并表达了柳宗元与他们之间相互慰藉、坚贞不屈的知己友情。

　　首四句，为吴武陵这样横遭贬谪的人才而愤激不平。诗意是说，太平世道当然会轻视人才，把他们弃置在边荒的潇湘之边，正如敲石所击出的小小火花，在阳光普照之下毫无用处一样。这是柳宗元满腔愤怒而发出的控诉和辛辣讥讽。在权贵们看来，当时世道太平，阳光普照，根本用不着革新多事，有所作为，这是权贵打击摧残才士的无耻借口。他们竭力掩盖国事的矛盾、弊端和危机，仇视改革，排斥新秀，只知一味地谄谀奉承，沉湎享乐而不以为耻，其腐朽黑暗可想而知，根本没有太平盛世可言，当然也没有阳光普照。其实是权贵们害怕杰出人才参与朝政，有所作为，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所以对那些显露出才华而又不肯屈从的人才，横加指责和挑剔，一开始就进行无情的扼杀和摧残。这四句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反语讥讽，“理”实为乱，“阳光”实为黑暗。其次是隐喻，前二句与后二句构成比喻关系，但没有使用比喻词。

　　中间八句是对那些坚贞不屈而遭贬的人才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诗人将他们比作一群“铩羽”的乌鸦，在寒冷的秋天中饱受风寒的迫害。它们无法逃避是因为乌鸦停集在枯干上，没有遮蔽和凭靠。这里，“穷秋”象征恶劣的时局，“风寒”比喻无情的迫害，而“枯干”比喻才士们没有坚固的政治基础。因为这种情况牵涉到柳宗元自己被迫害的原因，所以这儿只好隐晦一些，用象征手法来表现。可以参看柳宗元的《感遇二首》。同时，由于这些才士能坚持君子的品德，不为所屈，遭受的打击就更为无情，处境悲惨，忧愁日深。

　　最后四句，表达了柳宗元与这些遭贬才士饮酒赋诗，聊以自慰以及所结下的深厚知己之情。为了发泄悲愤，排遣苦闷，遭贬的才士只能以酒消愁，以诗抒怀。放声高歌，权贵们是不会听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欣赏理解。吴武陵北归之后，柳宗元感到少了一个知音，深表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