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斯人清唱何人和”,以空灵夭矫之笔咏叹而起。句中用一“清”字,使此诗意境的清迥拔俗与文辞的清新秀朗一齐写出。全句亦赞亦叹,既盛赞沈下贤诗歌的格清调逸,举世无与比肩;又深慨其不为流俗所重,并世难觅同调。
沈下贤一生沉沦下僚,落拓不遇。其生平事迹,早就不为人知。当杜牧来到沈下贤家乡吴兴的时候,其旧日的遗迹已不复存留。“草径苔芜不可寻”,这位“吴兴才人”的旧居早已青苔遍地,杂草满径,淹没在一片荒凉之中了。生前既如此落寞,身后又如此凄清,这实在是才士最大的悲哀,也是社会对他们最大的冷落。“清唱”既无人和,遗迹又不可寻,诗人的凭吊悲慨之意,景仰同情之感,充分地表达出来。
三、四两句,就从“不可寻”进一步引发出“一夕小敷山下梦”来。旧居遗迹虽“草径苔芜不可寻”,但诗人的怀想追慕之情却悠悠不尽,难以抑止,于是便引出“梦寻”来:“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诗人的梦魂竟在一天晚上来到了小敷山下,在梦境中浮现的,只有鸣声琤琮的一脉清流和洁白澄明的一弯素月。这梦境清寥高洁,极富象征色彩。“水如环佩”,是从声音上设喻,柳宗元《小石潭记》:“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月下闻水之清音,可以想见其清莹澄澈。“月如襟”,是从颜色上设喻,足见月色的清明皎洁。这清流与明月,似乎是这位前辈才人修洁的衣饰,宛见其清寥的身影;又象是他那清丽文采和清迥诗境的外化,宛闻其高唱的清音孤韵;更象是他那高洁襟怀品格的象征,宛见其孤高寂寞的诗魂。“襟”,古代指衣的交领,引申为襟怀。杜牧《题池州弄水亭》诗云:“光洁疑可揽,欲以襟怀贮。”光洁的水色可揽以贮怀,如水的月光自然也可作为高洁襟怀的象征。所以,这“月如襟”,既是形况月色皎洁如襟,又是象征襟怀皎洁如月。这样地回环设喻,彼此相映,融比兴、象征为一体,在艺术上是一种创造。李贺的《苏小小墓》诗,借“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的想象,画出了一个美丽深情的芳魂,杜牧的这句诗,则画出了一个高洁的诗魂。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注重形象的描绘,那么后者则更多地侧重于意境与神韵,对象不同,笔意也就有别。
这是交织着深情仰慕和深沉悲慨的追思凭吊之作。它表现了沈下贤的生前寂寞、身后凄清的境遇,也表现了他的诗格与人格。但通篇不涉及沈下贤的生平行事,也不作任何具体的评赞,而是借助于咏叹、想象、幻梦和比兴象征,构成空灵蕴藉的诗境,通过这种境界,想象出沈下贤的高标逸韵。全篇集中笔墨反复渲染一个“清”字:从“清唱何人和”的寂寞到“草径苔芜”的凄清,到“水如环佩月如襟”的清寥梦境,一意贯串,笔无旁鹜。把避实就虚和集中渲染结合起来,显得虚而传神。
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这首诗前半部分反复刻画海棠,极力形容海棠幽独,高雅,美丽、清淑的品格,后半部分写诗人访海棠,见花生感,抒发了“天涯沦落俱可念”的情怀。这里赞美海棠,悲叹海棠,实际上也就是寄托作者的情操,悲叹自身的遭遇。全诗因物寄慨,形象鲜明,辞格超迈,不蹈袭前人,是东坡生平得意之作。
诗歌首句就点出瘴气蒸郁的恶劣环境、海棠的高贵和流落草莽间的孤寂,而“嫣然一笑竹篱间”则又深入一层,写出海棠不以境遇荣辱动其心的品格:纵然被放逐到荒郊野外,却仍然自信地微笑着,相形之下,遍山的桃李似乎都变得粗俗不堪。下句暗引杜甫“绝代有人,幽居在空谷”诗意,将海棠花比为空谷中的佳人,更突显出海棠花的绝代风华。
“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诗人首先以简练的话语总括其自然富贵的风姿,以下四句则细笔描摹海棠的美丽和在早晨、日暖、雨中和月下的各种情态:她如醉酒的佳人,朱唇沾酒,红晕泛上脸颊。卷起绿纱的衣袖,映现出红润的肌肤。林深雾暗,很迟才能透进阳光;而当日色温暖,清风和畅的时候,春睡十分酣畅。在雨中,海棠垂着泪滴,显得凄怆可怜;而当月下无人之时,则越发地清雅婉淑。诗人发他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以拟人的手法从容不迫地对海棠作了多角度的描绘,既精细又不板滞。
诗歌的第二部分转而写诗人的感慨,但是却又不直接加以直白的议论,而是先活画出诗人的乐天与幽默:东坡先生饱食之后,闲得无事,便摩挲着肚皮漫步,不论是民居还是僧舍,只要看到修长的绿竹,就拄着拐杖敲门要细加欣赏。而后写诗人初见海棠的诧异与惊喜:忽然看到绝代的艳色出现在我这衰朽之身面前,不禁无言叹息,擦拭着有病的眼睛凝视着她。僻陋的黄州怎么会有这么高贵的海棠花呢。莫非是好事者从西蜀移来的。但是诗人很快又作出了否定:一寸多长的幼苗,怎么能够从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蜀移植呢。肯定是鸿鹄衔来了种子落到此地才得以成长为这么一株明艳照人的鲜花。
诗人面对着来自故乡西蜀的海棠,不禁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一阵酸楚涌上心来,于是便痛饮一樽美酒,歌吟出这首诗篇。最后两句是尾声:明朝酒醒之后,作者他还会独自到来,只怕那时海棠的花瓣已如雪片纷纷飞落,不忍触摸了。这句虽是悬想之词,却是至情之语。
全诗的最大特色是以物喻人,而且每一描写都贴切自然。如海棠自西蜀来黄州的揣测实是诗人自身际遇的暗喻,而海棠在黄州“苦幽独”的精神苦闷同样是诗人自指,不过诗人虽然暗用心机进行比附,却并不显得生硬单调。虽是写“苦”,却常杂以愉快而幽默的笑语,苦中有乐,苦乐交织,使诗歌显出一种独特的格调。而其写物抒情,也正如纪昀所评“风姿高秀,兴像微深”,实在是苏轼诗中的精品。
文章通过一个有官司勋却弃官司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和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本文反映了韩愈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他维护封建制度主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之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最后以自鉴作结,实际上是规劝世人,意极含蓄。
在士大夫韩愈眼里,抹墙是种低贱之劳苦的手艺。却有人自得其乐,且谈吐不凡。问之,姓王名承福,世代为农。安史之乱从军一十三年,有官勋,却弃之归农。土地已失,抹墙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 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择其易为之无愧者取焉。又曰,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之功小,不有之可也。 韩愈视其贤者,所谓“独善其身”也,又说他过多考虑自己,不肯为他人着想,责他认为家庭太过费心之不肯供养妻子儿女。愚不以为然。此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岂谓之“不肯拔我一毛之利天下”?之“妻与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养之“不有”,恰是为人着想。嫁入他门得饱,随我则饿。生于他家则富足,生为我子则穷苦。如此,不若“不有”。 韩愈遇之之警,愚读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过之。当习之能,学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学圬者“劳无愧,吾心安焉”,学圬者“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吾能几何?吾当何任?吾家能养否?吾当鉴之,记之,不可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