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师鲁墓志铭》第一段至第六段为志，较详细地记述了尹师鲁一生的主要经历，赞扬了他才德兼备、无愧于古君子的优点。最后两段为铭，文字精少，语言含蓄，寓意尹师鲁的精神永不磨灭。
全文志的部分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段至第二段为第一部分，写尹师鲁名重当世。首先简单交待尹师鲁的姓氏、籍贯。为什么天下的人都称他叫师鲁，是因为这个名字为天下人敬重。天下人敬重尹师鲁有知与不知两个方面：知的一面，是推其文学、高其议论、多其才能；不知的一面，是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简要地概括了尹师鲁各方面的才能和优秀品质，起到总领全文的作用。下文是分条予以叙述：其文，“简而有法”；其学， “通知古今”；其议论， “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作者认为：只有孔子或孟子才能当此赞誉。话虽少，语意却很重。“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是称赞其才能。这些是天下之人知道的一面，也是尹师鲁名重当世的原因。
第三段至第五段为第二部分，写尹师鲁一生的经历，写得详细具体。主要是表现尹师鲁有多方面的才能，有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好品质。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把这一部分概括为二十次调动，三次贬官，两件忠义之事，一德政，一喜好。从尹师鲁中进士到去世为止，中间服父丧两年，他大约做官二十年，却约有二十次调动，历经山西、河南、福建、湖北、安徽、陕西、甘肃七省。在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仅旅途奔波一条，就使人很为难。作者严格尊重史实，不厌其烦地志其一生经历，一是为文体的需要，二是表现尹师鲁忠君爱国，有令必行，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的好品质。
“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是指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五年（1046年），共十年。三贬官，第一次，景祐三年五月，为全忠义之节，上书请求同范仲淹一起贬官，贬郢州酒税。第二次，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 “诸将败于好水，韩公降知秦州”。第三次，庆历五年（1045）七月，尹师鲁在渭州任崇信军节度时，部将孙用，在京师借债不能还，尹师鲁爱惜人才，就用自己的和军中的一些钱替他偿还。但是，后来孙用到了京师，恩将仇报，反而告尹师鲁“自盗”军款。因此，尹师鲁被贬崇信军节度副使，监均州酒税。这三次被贬，尹师鲁本身并无什么过错。前两次是为了全师友忠义之节受连株，后一次是好心不得好报，被忘恩负义的人反咬一口，有苦难言。三贬官，充分表现尹师鲁为人的忠义品质。两件忠义之节，一指尹师鲁第一次被贬，范公无罪被贬，谏官御史不肯言，而尹师鲁已做太子中允官，不考虑个人得失，仗义直言，“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意欲使皇帝醒悟，但结果也被贬官。二指在尹师鲁病危时，“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与宾客言，终不及其私。”人死前，往往口吐真言，或暴露私情。作者用对比的写法，突出地表现了尹师鲁既无私情，也不言私，真是忠贞刚毅的一生，临死不改本色。一德政，并不是说尹师鲁一生仅此一桩，而是文中作者只举了这一个典型例子：“又知潞州，为政有惠爱，潞州人至今思之。”只有好官，人民才会思念他，话虽少，其意却很深，也很含蓄，表现了尹师鲁爱民的好品质。一喜好，指“独喜论兵”。尹师鲁独喜论兵，不仅无害，而且表现了他忠君爱国，有多方面的才能。作者极力称赞师鲁《叙燕》、《息戍》两篇论兵的文章写得好，而且惋惜未来得及实施，目的就在于此。总上所述，作者是想通过尹师鲁的一生经历，来表现天下之称尹师鲁未必尽知的一面，即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优秀品质。
第六段为第三部分，总结尹师鲁一生的不幸遭遇，叙述他死后家境的穷困，表达了作者无比深切的哀悼感情。
作者在文中采用“其语愈缓，其意愈切”的艺术手法。作者在为尹师鲁写这篇墓志铭时，有意学习墓主生前的文风，写出了“简而有法”的好文章。这种写法，很不为当时人所理解，认为对尹师鲁的评价不高。于是作者又写了《论尹师鲁墓志》解释其写作用心。通篇“言简而意深”，“谨严而凄婉”。全篇十七次反复呼叫“师鲁”，哀痛凄切。
此诗描写诗人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全诗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巧妙地将相同地点不同时空的心境通过月、江两个意象表达出来，人景合一，独树一帜。
此诗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终宵不断的嘉陵江水声，恼乱离人的心绪，“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宿府》），只是照着孤独作客的人。这是一般的离别之愁。杨慎北上，必然是赴北京应会试，他的父亲，是大学士杨廷和，那时没有什么身世不幸之感，可以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点想家，有离愁。
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这跟当年北上就大不相同了，是危难遭遇。这里，诗笔用“岂意”一转，退出瘴海飘零的悲剧，“岂意”表明这种遭遇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杨慎以议大礼泣谏，何罪之有，而竟遭杖谪，谪地又这样的遥远，加以瘴气害人，这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愤激，因而回忆起嘉陵江驿夜宿时的离愁，便觉得毫不足道，反显得悠闲自在了。
同样是江声，有嘉陵江、金沙江的不同；同样是楼宿，有近乡的嘉陵驿楼、万里之外的金沙楼的不同，江声月色自然因人的心境不同而不同，所以不堪说而肠断了。肠断比之离愁，其分量当然大不相同。一结心情则沉重如千斤之石，而诗句则昂头天外，不落恒蹊。惟其有真情，所以有真诗。
这是一首因路遇侠者而写的赠别诗。此诗造句别致，寓意隐蔽。诗里用到了典故。“燕赵悲歌士”里用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国的名称“燕，赵”，古时这两个战国七雄中的诸侯国出了许多勇士，因此后人就用燕赵人士指代侠士。高适有这样的诗句：“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就是对燕赵刺客的悲壮大义表示同情与敬佩。最有名的荆轲刺秦王，应该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了，而荆轲就是受燕太子丹之托入刺秦王的刺客。
“剧孟”本人是雒阳（即今天的河南洛阳东部）人，素有豪侠的名声。这里“剧孟”是用来指代洛阳的。
侠者，一般指剑客。钱起本人不是武士，因此对朋友豪侠的气概是佩服加崇敬的。诗的开头两句，用“燕赵悲歌士”，借以比拟所遇见的侠者；而“相逢剧孟家”，则是说他们两人相逢于洛阳道中。如此写来，极为切合侠者身份。后面两句，是说相逢时彼此倾心交谈，可是太阳又快要落山了，只好恋恋不舍地分手而别了。这既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不平，也表露了对侠士的倾慕之情。
此诗一开始就把心里的赞美写了出来，朋友被他称赞为燕赵豪侠，可见钱起的坦率。对“寸心言不尽”，可以理解为这是文人与武士间的区别造成得欲言又止，意犹未尽。最后写到落日，其实有诗人对朋友的一丝担忧（因为夕阳这个素材在文学作品里一般来说终归没有朝阳那么热烈积极），剑客的前路定是有坎坷的。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为分别而相聚的诗人与侠者，终究要分道扬镳了，太阳都落山了，像在催促他们，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份感情被描述得真是格外珍贵。
钱起的朋友中有名诗人王维、裴迪等，本人是大历才子，认识的人一定很多。这里的侠者，在他应该是与众不同的尤为记忆深刻的一位朋友。钱起自己如果“言不尽”了，那么这离别的感伤是非常浓烈的。这是赠别的作品，不过诗里字字句句都是浓情，这样的编辑确实算得上体格新奇，这和一般人比较起来率意得多。高仲武说钱起诗风“体格新奇，理致清赡”。“理致清赡”这个特点其实表现在“前路日将斜”里，将诗意很好得放开，使读者有思索的余地。
全文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和众兄弟在春夜聚会、饮酒赋诗的情景。作者感叹天地广大，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欢快心情，也显示了作者俯仰古今的广阔胸襟。文章写得潇洒自然，音调铿锵，精彩的骈偶句式使文章更加生色。
本文开笔气势夺人：“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作者感叹天地广大，无穷无尽，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文章开头从对天地、光阴的思考起笔，发出对天地、万物、人生的感喟，思绪像脱缰的野马驰骋与浩瀚广袤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表达出他潇洒出尘，超凡脱俗的风度。李白是在用自己对自然、生命的感悟激发读者的认同，并要大家享受自然、享受生命，及时行乐。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作者用一个表示进层关系的连词“况”承接前面，进一步回答了“为何”。“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因而应该“夜”宴；更何况这是春季的“夜”，“阳春”用她的“烟景召唤我”，“大块”把她的“文章”献给我，岂容辜负。因而更应该“夜”宴。这两句确实佳妙：第一，作者只用几个字就体现了春景的特色。春天的阳光，暖烘烘，红艳艳，惹人喜爱。“春”前着一“阳”字，就把春天形象化，使读者身上感到一阵温暖，眼前呈现一片红艳。春天地气上升，花、柳、山、水，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都披绡戴骰，分外迷人。那当然不是绡彀，而是弥漫于空气之中的袅袅轻烟。“景”前着一“烟”字，就展现了这独特的画面。此后，“阳春烟景”，就和作者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所创造的“烟花三月”一样，立刻唤起对春天美景的无限联想。至于把天地间的森罗万象叫做“文章”，也能给读者以文采斐然、赏心悦目的感受。第二，这两个句子还把审美客体拟人化。那“阳春”是有情的，她用美丽的“烟景”召唤我；那“大块”也是有情的，她把绚烂的“文章”献给我。既然如此，作为审美主体的”我”自然主客拥抱，融合无间了。
“会桃花之芳园”以下是全文的主体，兼包六个要素，而着重写“如何”。“会桃花之芳园”，不是为了饯别，而是为了“序天伦之乐事”。这一句，既与“为欢几何”里的“欢”字相照应，又赋予它以特定的具体内容。这是“序天伦之乐事”的“欢”。作者与从弟们分别已久，作为封建社会里的“浮生”，难得享天伦之乐。如今，不但相会了，而且相会于流芳溢彩的桃花园中，阳春既召我以烟景，大块又假我以文章，此时此地，“序天伦之乐事”，真是百倍的欢乐。
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族弟谢惠连工诗文，撞书画，作者便说“群季诸弟俊秀，皆为惠连”。以谢惠连比他的几位从弟，不用说就以谢灵运自比了。“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不过是自谦罢了。人物如此俊秀，谈吐自然不凡。接下去的“幽赏未已，高谈转清”，虽似双线并行，实则前宾后主。“赏”的对象，就是前面所写的“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和“桃花芳园”；“谈”的内容，主要是“天伦乐事”，但也可以包括“赏”的对象。“赏”的对象那么优美，所以“赏”是“幽赏”；“谈”的内容那么欢乐，所以“谈”是“高谈”。在这里，美景烘托乐事，幽赏助长高谈，从而把欢乐的激情推向高潮。
“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两句，集中写“春夜宴桃花园”，这是那欢乐的浪潮激起的洪峰。“月”乃“春夜”之月，“花”乃桃花。兄弟相会，花月交辉，幽赏高谈，其乐无穷，于是继之以开筵饮宴。“飞羽觞”一句，李白从“羽”字着想，生动地用了个“飞”字，就把兄弟们痛饮狂欢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痛饮固然可以表现狂欢，但光痛饮，就不够“雅”。他们都是诗人，痛饮不足以尽兴，就要作诗。于是以“不有佳作，何伸雅怀”等句结束了全篇。
《春夜宴桃花园序》全文百余字，紧扣题目，字字珠玑，句句溢彩。文章虽短，然跌宕有致，风格清俊潇洒，语言流畅自然。表达了李白热爱生活和自然景物的情怀。序文极具强烈的抒情性，文中不管是记时、记地、记人、记事，都充满着进取精神和生活激情，诗人把这种精神和激情，融合到手足亲情中来，抒发显得真挚而亲切，充实而欢畅，神采飞扬而又充满生活气息。
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啰唝曲》“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的绝句脱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妇”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境。但较原诗来看，“闺怨”的含意更为显豁。“悔作”、“当逢”，口吻如生，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闺怨”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除上举的《啰唝曲》外，如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评：“意其远行，却在近处。总以行踪无定。”看来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却在远处”反了个向。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唐韩偓《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点绛唇》秋千词，“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云云，却为人传诵。可见夺胎前人成作，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
原诗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庐”。桐庐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别时只说到东吴”。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据周祁《名义考》，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湖州为中吴、润州为西吴，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闺怨”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