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此词创作具体时间不详。义公是位高僧，禅房是他坐禅修行的屋宇。
“禅寂”是佛家语，佛教徒坐禅入定，思惟寂静，所谓“一心禅寂，摄诸乱恶”（《维摩诘经》）。义公为了“习禅寂”，在空寂的山里修筑禅房，“依空林”点出禅房的背景，以便自如地转向中间两联描写禅房前景。
禅房的前面是高雅深邃的山景。开门正望见一座挺拔秀美的山峰，台阶前便与一片深深的山谷相外。人到此地，瞻仰高峰，注目深壑，会有一种断绝尘想的意绪，神往物外的志趣。而当雨过天晴之际，夕阳徐下时分，天宇方沐，山峦清净，晚霞夕岚，相映绚烂。此刻，几缕未尽的雨丝拂来，一派空翠的水气飘落，禅房庭上，和润阴凉，人立其间，更见出风姿情采，方能体味义公的高超眼界和绝俗襟怀。
描写至此，禅房山水环境的美妙，义公眼界襟怀的清高，都已到好处。然而实际上，中间二联只是描写赞美山水，无一字赞人。因此，诗人再用一笔点破，说明写景是写人，赞景以赞人。不过诗人不是直白道破，而是巧用佛家语。“莲花”指通常所说的“青莲”，是佛家语，其梵语音译为“优钵罗”。青莲花清净香洁，不染纤尘，佛家用它比喻佛眼，所谓菩萨“目如广大青莲花”（《法华妙音品》）。这两句的含意是说，义公选取了这样美妙的山水环境来修筑禅房，可见他具有佛眼般清净的眼界，方知他怀有青莲花一样纤尘不染的胸襟。这就点破了写景的用意，结出了这首诗的主题。
作为一首题赞诗，诗人深情赞美了一位虔诚的和尚，也有以寄托诗人自己的隐逸情怀。作为一首山水诗，诗人以清词丽句，素描淡抹，写出了一帧诗意浓厚的山林晚晴图。空林一屋，远峰近壑，晚霞披洒，空翠迷蒙，自然幽雅，风光闲适，别有一种生意，引人入胜，诗作至今仍为精品。
这是一首羁旅悲秋的词，上片写途中景色，下片写自家心情。口气略带自嘲自讽，但实际上感情是严肃的，态度是认真的。
“霜落千林木叶丹。远山如在有无间”与《浣溪沙·路转峰回出画塘》的“一山枫叶背斜阳”相似，都是写秋日远山红叶的美丽景色。只不过“霜落千林”比“一山枫叶”显得更为寒冷萧飒一些。“经秋何事亦孱颜”的“经秋”，说明此时已不是初秋而到了暮秋时候；“孱颜”，通“巉岩”，就是险峻的山岩，而险峻的山岩一般都是陡峭嶙峋，缺乏秀润的。暮秋霜降的时候，山上的树叶都凋落了，那一山红叶的的美丽景色也随之消失，山变得瘦骨嶙峋，一点儿也没有以前那种秀润丰满或隐约朦胧的样子了。句中的“亦”字，说明“孱颜”所形容的不止是山而还包括了其他东西，比如说——旅途中那个孤独憔悴的人 。
因此，接下来的“且向田家拚泥饮，聊从卜肆憩征鞍”就说到游子了。这两句，虽然只是写游子在旅途中的消遣，但他的用词和口吻很容易令人想到一些历史的“出处”。首先，到田家去喝酒而且是“泥饮”，正如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杜甫是一个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可是当他数落蜀中的时候，也曾结交了一些“田夫野老”的朋友，所谓“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旧唐书·文苑传》）。田夫野老也许没有文化，不会吟诗，但他们质朴坦荡，待人热诚，不似官场的虚伪冷淡。对于做客他乡寄人篱下的游子来说，这种质朴的友情是弥足珍贵的。所以“且向田家拚泥饮”就不仅仅是到老乡家喝酒，同时还令人想到羁旅游子对质朴坦荡友情与安慰之寻求和向往。其次，卜肆是卖卦问卜的地方，常常出现在屈原的作品之中。在《离骚》中，屈原请灵氛和巫咸为他占卜前途，那两位一个劝他去国远逝，一个劝他慢慢等待，但这都不是屈原所能接受的。屈原已经下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他的问卜，其实不是真的因为拿不定主意才去向卜者请教，而是一种对天道不公的困惑和怨愤。人在悲愤之极的时候便是要呼天，然而，“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伯夷列传》语）同样，当古人提到问卜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去算卦，有时候就暗含这种对天意的质问和责难。
这两句说话的口吻，体现出文后的深意。到田家去豪饮一番本来是很快乐的事，却用了“泥饮”，而且还是“拚”泥饮。使用了“拚”表达出要豁出去一醉方休，却又用了“且向”二字作为转折。表达出了一种很曲折很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总是指向的就是“不得已”和“无可奈何”。寻求友谊是快乐的，理想失落是悲哀的。对作者来说，寻求友谊的快乐并不能抵消理想失落的悲哀。“聊从卜肆憩征鞍”的“聊”，也有“姑且”或“无可无不可”的意思。看到路旁有个卜肆，就无可无不可地下马向那里走过去，不是虔诚地去求卜问卦，也许只是以算卦为借口到那个地方歇歇脚而已。这两句的口气互相呼应，引人联想。
结尾一句“只应游戏在尘寰”，古来有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如张元干《八声甘州》的“何妨游戏，莫问栖迟”；吕渭老《水调歌头》的“偶逢游戏到人间”；刘克庄《贺新郎》的“且伴我，人间游戏”，那都是表现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但王国维对人生的态度是严肃的，并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生逢民族灾难接连不断的清王朝末世，又由于身负养家糊口的重担而不得不长年累月的奔走四方羁旅他乡，但是他有理想，有热肠，而且异常执着，不肯放弃。当他说“只应游戏在尘寰”时，已绝不是单纯的自我安慰与排解，而是凝聚着内心深处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全部困惑和悲愤。
《哀时命》是汉朝时被压抑、被排斥的正直知识分子的自哀之作。赋以屈原一生遭遇为主线，自哀像屈原一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也表现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人生道路的迷茫。全文篇幅短小精悍，感情真挚，纯属骚体，保持了汉代早期骚体赋所具有的特点，是咏屈赋中的佳品。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说明所谓“哀时命”，即是哀叹时势与命运。世俗不能容纳我，我也不堪忍受这浊世，作者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及古人，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所以他希望远走高飞，去到昆仑山上的悬圃，再去钟山上采摘玉英。然而，走得再远，也抹不去自己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第二段描绘出作者的精神仍肆意游荡在天地之间，他想效法伏羲、唐虞、大禹及商汤，虽知困顿也不改变操守兮，终不因邪恶妨碍方正。如今世俗之人都在结党营私、勾肩搭背，而且想将斗与斛混为一体，贤者只好远离而隐藏。他希望向君王当面陈词而效忠，可惜楚王灵修不觉悟。以后怎么走，走向哪里？道路不明而甚是艰难。
第三段作者描述自己心中的愁苦，他怨恨世人手握刻刀而不会使用，操持规矩而不能画出方圆。让骏马在庭院中奔跑，怎么能够彰显出它的能力。将猿猴放进囚车牢笼，又怎么能够看到它的灵巧？所以他还是寄希望于仙人，飘飘荡荡悠游于世外，不再为世俗之事烦恼。
第四段作者反思：鸾凤翱翔于云层，所以弓箭也不能施加于它。蛟龙潜藏于深旋之渊，身体也不能挂上网罗。知晓贪食香饵而接近死亡，不如向下游动于清波。说明作者认识到，只有远离这浊世，才能远离祸端，所以他想要幽静隐居，甚至于想要扔掉这个臭皮囊，回归到沉寂安静而无生命的状况。
从全文来看，作者于文中提及“时暧暧其将罢兮，遂闷叹而无名”，表达了作者感怀时光渐渐离去，但是自己却默默无名之意。此种心志反映了古时文人期待国君选贤与能，能一举发挥自己的长才，实现人生的志愿。因此和屈原的忠贞爱国的心志有所不同。庄忌此作是在哀伤自己虽然耿直清白。 但是却生不逢时，颠沛流离，一直沉于下僚，不过寄贵族篱下作清客，无由施展才智，以致“老冉冉而逮之 ，白白虚度时光”的人生际遇。因此，他对当时社会美丑不辨、贤愚不分的不正常、不健康、不合理的现实深感不满，故而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这样的内容题材又是汉初骚体赋最适于表现的，所以《哀时命》大体上完全模拟《离骚》的形式，尽管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创新的意向，缺少创造性，然而在内心情感的宣泄上毕竟较真切、沉实，非一般无病呻吟者所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