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乐府诗，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近代曲辞》收录《鹧鸪词》三首，有李益的这首和李涉的两首。李涉诗云：“湘江烟水深，沙岸隔枫林。何处鹧鸪飞，日斜斑竹阴。二女虚垂泪，三闾枉自沉。惟有鹧鸪鸟，独伤行客心。”李益与李涉在诗中都用了湘江、斑竹、鹧鸪等形象来烘托气氛，为所要表现的主题服务。可见《鹧鸪词》在内容上均是表现愁苦之情的，而且都须用“鹧鸪”的飞鸣来托物起兴。也就是说，《鹧鸪词》中少不了鹧鸪，此外鹧鸪在诗中还有切题、破题的作用。
两首诗不同之点是：李涉的《鹧鸪词》由怀古兼及游子行客之情。他充分运用联想：看到湘江水深，想到屈原的沉江自杀；看到斑竹阴阴，想到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听到鹧鸪的啼叫，触动自己羁旅的愁怀。所抒之情，并非集中于一点，而是泛咏愁情。李益的《鹧鸪词》，写一位女子对远方情郎的思念，抒情较强烈，也更集中。
李益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湘江一带的女子。诗的开头写她怀远的愁情，不是用直陈其事的方法来正面描写，而是用“兴”的手法烘托和渲染，使愁情表现得更加含蓄而有韵致。
如前两句都是用兴的手法。首句“湘江斑竹枝”又兼用典。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为舜南巡而死，泪下沾竹。这种染上斑斑泪痕的竹子，称为“湘妃竹”，又称“斑竹”。诗中人看到湘江两岸的斑竹，自然会想到这个优美而动人的爱情传说，连类而及，勾起自己怀念情郎的愁绪。正在这时，诗中人又看到引动她愁绪的另一景物，那长着锦色羽毛的鹧鸪，振翅而飞，且飞且鸣，其声凄清愁苦，听到鹧鸪的啼叫，更加重了她的愁绪。鹧鸪喜欢相对而啼，俗谓其鸣曰“行不得也哥哥”。大凡游子、思妇，都怕听鹧鸪的啼叫。看到听到鹧鸪的飞鸣，自然会使这位思妇的愁怀，一发而不可收了。
接着诗句自然地过渡到“处处湘云合”一句，以笼罩在湘江之上的阴云，来比喻女主人公郁闷的心情。以阴云喻愁怀，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艺术手法。《文镜秘府论·地·六志》引《赠别诗》曰：“离情弦上急，别曲雁边嘶，低云百种郁，垂露千行啼。”释曰：“……上见低云之郁，托愁气以合词。”《鹧鸪词》的“处处湘云合”，既是对实景的描写，又巧妙地比喻女子愁闷的心情。
诗的前三句，诗人用湘江、湘云、斑竹、鹧鸪这些景物构造出一幅有静有动的图面，把气氛烘托、渲染得相当浓烈，末句突然一转，向苍天发出“郎从何处归”的问语，使诗情显得跌宕多姿而不呆板。它写出了主人公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我们仿佛看到她伫立湘江岸边翘首凝望的身影，感觉到她盼郎归来的急切心情，人物与周围的环境达到和谐一致，绘出了一幅湘江女子怀远图来。
这首诗清新含蓄，善用比兴，具有民歌风味。抒情手法全靠气氛的渲染与烘托，很有特点。
钱钟书《宋诗选注》：“《南宋群贤小集》第十册张良臣《雪窗小集》里有首《晓行》诗，也选入《诗家鼎脔》卷上，跟这首诗大同小异：‘千山万山星斗落，一声两声钟磐清。路入小桥和梦过，豆花深处草虫鸣。’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上引了李元膺的一首诗，跟这首只差两个字：‘露’作‘雾’，‘分’作‘野’。”
《梅磵诗话》卷下：“早行诗，前辈多佳作。近世如杨万里诗：‘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关蒲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刘应时诗云：‘登舆睡思尚昏昏，斗柄衔山月在门。鸡犬未鸣潮半落，草虫声在豆花村。’三诗意皆高远。”所引刘诗与《早行》诗意境也有相仿之处。
第一句，不说“鸡唱”，不说“晨起”，不说“开门”，不说“整车”或“动征铎”，而说主人公已在旅途行进。“行”得特别“早”，既不是用“未五更”之类的语言说出，又不是用“流萤”、“栖禽”、“渔灯”、“戍火”、“残月”之类来烘托，而是通过诗人的感觉准确地表现出来。“驼褐”，露水不易湿透；诗人穿上此衣，其上路之早可见。而“露侵驼褐”，以至于感到“晓寒”，其行之久，也不言而喻。
第二句，诗人不写“月”而写“星斗”。“星斗阑干分外明”，这是颇有特征性的景象。“阑干”，纵横貌。古人往往用“阑干”形容星斗，如“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之类。月明则星稀，“星斗阑干”，而且“分外明”，说明这是阴历月终（即所谓“晦日”）的夜晚。此其一。露，那是在下半夜晴朗无风的情况下才有的。晴朗无风而没有月，“星斗”自然就“阑干”、就“明”，写景颇为确切、细致。此其二。更重要的还在于写“明”是为了写“暗”。黎明之前，由于地面的景物比以前“分外”暗，所以天上的星斗也就被反衬得“分外”明。
第三句“寂寞小桥和梦过”，可以说“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梦与“寂寞小桥”结合，意象丰满，令人玩索不尽。赶路而作梦，一般不可能是“徒步”。独自骑马，一般也不敢放心地作梦。明乎此，则“寂寞小桥”竟敢“和梦过”，其人在马上，而且有人为他牵马，不言可知。
第一句不诉诸视觉，写早行之景；却诉诸感觉，写寒意袭人，这是耐人寻味的。联系第三句，这“味”也不难寻。过“小桥”还在做梦，说明主人公起得太“早”，觉未睡醒，一上马就迷糊过去了。及至感到有点儿“寒”，才耸耸肩，醒了过来，原来身上湿漉漉的；一摸，露水已侵透了“驼褐”。睁眼一看，“星斗阑干分外明”，离天亮还远。于是又合上惺忪睡眼，进入梦乡。既进入梦乡，竟知道在过桥，那是因为他骑着马。马蹄踏在桥板上发出的响声惊动了他，意识到在过桥，于是略开睡跟，看见桥是个“小”桥，桥外是“稻”田，又朦朦胧胧，进入半睡眠状态。
第一句写感觉，第二句写视觉；三四两句，则视觉、触觉、听觉并写。先听见蹄声响亮，才略开睡眼；“小”桥和“稻”田，当然是看见的。而“稻田深处草虫鸣”，则是“和梦”过“小桥”时听见的。正像从响亮的马蹄声意识到过“桥”一样，“草虫”的鸣声不在桥边、而在“稻田深处”，也是从听觉判断出来的。诗人在这里也用了反衬手法。“寂寞小桥和梦过”，静中有动；“稻田深处草虫鸣”，寂中有声。四野无人，一切都在沉睡，只有孤寂的旅人“和梦”过桥，这静中之动更反衬出深夜的沉静，只有梦魂伴随着自己孤零零地过桥，才会感到“寂寞”。“寂寞”所包含的一层意思，就是因身外“无人”而引起的孤独感。而“无人”，在这里又表现天色尚“早”。“寂寞”所包含的又一层意思，就是因四周“无声”而引起的寂寥感。而“无声”，在这里也表现天色尚“早”，比齐己《江行晓发》所写的“鸟乱村林迥，人喧水栅横”要“早”得多。
这首诗的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就表现在诗人通过触觉、视觉和听觉的交替与综合，描绘了一幅独特的“早行”（甚至可以说是“夜行”）图。读者通过“通感”与想象，主人公在马上摇晃，时醒时睡，时而睁眼看地，时而仰首看天，以及凉露湿衣、虫声入梦等一系列微妙的神态变化，都宛然在目；天上地下或明或暗、或喧或寂、或动或静的一切景物特征，也一一展现眼前。
《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仇兆熬定为杜甫的绝笔诗。这首诗是杜甫对自己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总结，也可说是自挽诗。诗云：“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
开头八句，句句切风，发端奇绝，运用在洞庭湖汨罗江口而他处没有的黄帝、虞舜二妃的神话故事，以切成诗之地。
“轩辕休制律”，典出自《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之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虞舜罢弹琴”。典出《史记·乐书》：“昔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集解》引王肃说：“南风，养育民之诗也。”其辞曰：“可能解吾民之愠兮。”
古来，在汨罗江畔有神鼎山，山上有轩辕台，据清康熙《神居莲池谱》载：“神鼎山，以黄帝铸鼎，故名”。明清时期的《湘阴县志》《岳州府志》《洞庭湖志》，也有这样的记载：“轩辕皇帝南巡，张乐洞庭之野，朝登磊石岭（在汨罗江入洞庭湖处），暮上凤凰台（位于汨罗江口）”。又据明代的《名胜志》记载：“黄陵山（邻近汨罗江口），有二妃墓在其上，历古传记发此。是舜南巡，旧迹实在湖湘之间。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记载了诗人的行迹，是坐船北归的。船行在湖面。“依震”的“震”字，按照《易经》解释“东方也”。所提到的“湖”字，当然是指洞庭湖。汨罗江的位置正在洞庭湖的东南方。即汨罗江下游，因湖平而常于早晨望见参星。
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杜甫《疾风舟中》诗，是在北返途中，重临湘水、洞庭湖、汨罗江交汇之处，到了磊石岭、凤凰台、黄陵山、二妃暮等处之后，因想到了黄帝、虞舜的“至治”之德，有感而作，不仅是诗人自己吊古伤今之情的自然流露，更是汨罗江一带风土人情，行船的地理位置的真实记述。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清岑。郁郁冬炎瘅，蒙蒙雨滞淫”。
诗人进一步点明舟行湖湘泽国及在船中所见。船是靠近湖岸而行，岸畔青山枫林叠叠，历历在目，进令已是（大历五年）冬季岁未而且是汨罗江一带湘阴、平江山区的敢候特征。
“春草封归根，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苏寿舌，高夸周宋镡”。
杜甫本是满情信心地北归，但终因经不起寒风的吹指，家贫的困境，旧病的复发，逼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中止北进。“转蓬”“行药”，这便是杜埔有感于归计不成，远行不复，羁旅病侵，幼女又已夭亡于路侧（人衡州诗中曾提到此女尚在儇乳，有“犹乳女在房”之句），自己的病情已十分沉重而伤心悲恨的流露。但他却并未忘情于国家所遭之灾难，而借用陶渊明“源费独寻”一词，寄幻念于唐王朝的中兴，给贞观之治以理想化，幻想唐太宗解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异地相投知音，凭着“却假苏秦舌，高夸周宋镡”的三寸不烂之舌，觅邓林，寻找山区来养息，以寄病躯。
“转蓬”的主要原因是“行药病涔涔”，“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感激在知音”。此时此际，诗人的病已具有暴发性，满头大汗，知将不起。当时洞庭湖一带甚为荒凉，无处可以求医，湖面风大，于病体不利。而家境呢？已穷得一家老小穿的是“寸寸针”的鹑衣，一张桌子破烂得要绳子捆了又捆。因此，只得投奔、拜访他的远亲昌江县令和知音。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曾写有《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一诗，“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善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冈以。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行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裴使君在昌江也有草堂。李白诗中几处提到，并曾专程登鸭拦驿到白马矶（在今湘阴县境内）去访问过裴隐（名隐行九，在白马矶有居所，还在昌江有草堂）。贾至谪贬岳州时，与之亦有交往，依其《赠裴九待卸昌江草堂弹琴》诗所写的情况看，他是到过昌江草亲自听过裴隐弹琴的。李白、贾至、裴隐与杜甫都是诗人友好和知音。又据明清诸朝《平江县志》及该县的徐、刘、白、陈、李诸姓族谱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七五年）发生安史之乱后，被黜的检校工部尚书兼理兵部侍郎，事荣银青光禄大夫的徐安贞与侍郎刘光谦、白琪、陈希烈、陆善经、李安甫等六个臣相，携眷属避乱，潜迹南游，至豫章黄龙寺，经超慧禅师介绍指点，谈及平江山清水秀，风光艳丽，景物宜人，遂先后流寓来平，一齐隐居平江。徐居下台，在县北五十华里的三墩建回台寺；刘居上台，在县北九十华里的幕阜山麓长庆建长庆寺；白居聚台，在县南六十里的白水，建白水寺；陈居就台，在县东的长寿岭，建惠果寺；陆在县西六十华里的芭蕉村，建芭蕉寺；李虑坐其兄林甫，累改姓孟安甫居下西乡，建九峰寺。死后在这六个地方，均有墓葬和塔牌。这就是唐六相隐平江，四乡建六寺的历史事迹。杜甫与六相，皆为同僚，曾同朝在京工合，此际病情恶化，遂转往昌江投裴隐和他的远亲昌江县令以及这
些知音同僚好友。“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正是这种心情和原因。
“纳流迷浩汗，峻址得钦山。城府开清旭，松筠起碧浔”。
“纳流”容纳细流，“浩汗”，水深广貌；“峻址”地势高。这就进一步指出了杜甫乘船进入了东洞庭湖的一条支流。杜甫进入的哪一条支流呢？诗中“峻址”一句，说明支流沿岸的绵绵的高山峻岭，有一个风景清旭的城市和官署之地。这个“城府”有着“松筠起碧浔”的秀丽景色。东洞庭湖，没有连绵的高山峻岭，湘江是主流不是支流。因此，杜甫舟泊的城府不可是湘阴县城。巴陵在洞庭湖之北，也不是山区，更没有支流。东洞庭湖有支流可纳的只有昌江（平江）。故杜甫是在大历五年暮秋溯汨罗江而上，于岁暮到达昌江城府附近的，当时昌江县城是在中县坪。位于汨罗江的中上游地段。北有幕阜山，主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与江西黄龙山相连，山顶有晋代葛洪炼丹修身尸解得仙之，“葛洪仙坛”遗址。东南部有连云山，主峰海拔一千六百米。从东洞庭湖转入汨罗江，直驶昌江，山峦起伏，丘陵连绵，峰涧密布，溪流纵横，风景秀丽；杜甫来到这个“城府开清旭”的世外桃源养息，在这里呆了下来。但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自知病将不起，生命难延。伤垂死而事无所成，只能以涕泪作霖雨罢了。
最后，“披颜争倩倩，逸足况骎骎。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谷九洲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决，无成涕作霖”等句；其中“许靖”，“家事”等词语，就是说：不能像许靖那样安顿好家属，一身莫保，家人难安，不能不用悲伤表达胸中的无可奈何的痛苦与垂危的生命仍然和国家的不幸，人民灾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在警醒人民：“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来表达诗人忧国忧民，一心系念的是国计民生的真挚情怀。奉呈湖南亲友的目的在于诗代讣托孤托葬。此诗之后，即葬于离县城不远的小田天井湖。所生长子宗文早逝，次子宗武，年仅十七岁，尚未婚配成家。因家境贫穷，又处于战乱时期，只得留在平江，成家立业，世代繁衍，至今杜家洞一带，裔孙犹有谱谍，可资参考。
宋王朝得臣（麈史）谓：“予熙宁初调官（熙宁元年，系公元一零六八年）泊报恩寺，同院阳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为诗，见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风致不能传抄。”其过工部坟一诗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在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此词是一首艳情词，写抒情主人公对在宴会上所遇舞女的爱情。上片写其人其境，营造出惝恍飘忽，扑朔迷离的意境；下片写自己的感受，性灵流露，雅而不俗，余味深长。全词造句自然，意不晦涩，语不雕琢，随手写来，妥贴停匀，足见作者的学识之厚与感情之富。
司马光不以词作著名。然而，北宋词风甚盛之时，一些名臣如韩缜、韩琦、范仲淹都能事业之余写出很好的词，司马光也不例外。他的词作不多，遗留下来的只有三首，多系风情之作。其词不加虚饰，直抒胸臆，继承了“国风好色”、“《小雅》怨悱”的优良传统。此词中的“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即是写情的佳句。这说明，司马光并非假道学，而能表达真率的感情。
上片写宴会所遇舞妓的美姿，下片写对她的恋情，开头两句，写出这个姑娘不同寻常：她并不浓妆艳抹，刻意修饰，只是松松地换成了一个云髻，薄薄地搽了点铅粉。次两句写出她的舞姿：青烟翠雾般的罗衣，笼罩着她的轻盈的体态，像柳絮游丝那样和柔纤丽而飘忽无定。
下阕的头两句陡然转到对这个姑娘的情上来：“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上句谓见后反惹相思，不如当时不见；下句谓人还是无情的好，无情即不会为情而痛苦。以理语反衬出这位姑娘色艺之可爱，惹人情思。最后两句写席散酒醒之后的追思与怅惘。
这首小令只幅之内把惊艳、钟情到追念的全过程都反映出来，而又能含蓄不尽，给人们留下想象的余地，写法别致。它不从正面描写那个姑娘长得多么美，只是从发髻上、脸粉上，略加点染就勾勒出一个淡雅绝俗的美人形象；然后又体态上、舞姿上加以渲染：“飞絮游丝无定”，连用两个比喻把她的轻歌曼舞的神态表现出来。而这首词写得最精彩的还是歇拍两句。当他即席动情之后，从醉中醒了过来，又月斜人静的时候，种种复杂的感受都尽括“深院月斜人静”这一景语中，达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
从结构上说，词的上片写其人其境，营造出惝恍飘忽，扑朔迷离的意境，下片写自己的感受，性灵流露，雅而不俗，余味深长。全词造句自然，意不晦涩，语不雕琢，随手写来，妥贴停匀，足见司马光作词虽为余技，却也显示出学识之厚与感情之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