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一篇新乐府，通过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在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海人无家海里住”，诗一开始便交代了“海人”的生活状况及其工作环境。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常下水作业，大部分时间浸泡在又咸又涩的海水里。一个“住”字形象而准确地反映出“海人”的工作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大。用字可谓精准。次句“采珠役象为岁赋”对首句作了补叙。“海人”以采珠为业，以交纳赋税为目的。可见当时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负担何其繁重，工作条件又是何其低劣。“恶波横天山塞路”乃诗人渲染之笔，对前两句作出具体的描绘。采珠之时常常是风大浪急、波涛蔽日，运珠之途常常是山陡路仄，坎坷难行。而“海人”却要年复一年地辛苦劳作，毫无安闲之时。度日非常艰难。以上三句对“海人”采珠纳税的整个过程描绘得层层深入，用语简洁生动，形象鲜明，通俗明晰。
末句“未央宫中常满库”是此诗最为精彩之处。与“海人”的无家与未央宫里的珠宝常常填满库房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这里写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未央宫中满库房的珠宝竟是“海人”终年辛苦所得，而“海人”却穷困潦倒至“无家”的地步。诗人先以“海人”为描写对象，再现了他们工作条件的艰苦及其工作环境的恶劣程度，结尾处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劳动的果实自己不能享有，而全被统治者拿去，主人公内心的怨恨、哀伤可想而知。但诗人不予说破，语气含蓄，意在言外，隐含了作者对统治阶级肆意盘剥劳动人民的无耻行经的强烈讽刺和愤慨。王安石曾这样评价王建的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通篇看来，王建的《海人谣》篇幅短小，构思巧妙，语言通俗易懂且凝练精悍，极富表现力，有民歌谚谣的色彩，“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风。”（《唐音癸签》卷七引）。通过前三句与尾句的对比，清晰地反映了诗人的不平和愤怒，尾句一出，便于不动声色中将题旨表露出来。
这是一首写景咏物诗，它以从南山往北山经巫湖中的所见为主要描绘对象，勾勒出一幅秀美的山水长卷。由于诗人在南山和北山都有住所，故经常往来于两地之间。
诗的一开始，以“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指出湖中的旅程要行一天。这一天的浮游乐趣，所见佳景自然是不胜抒写的。诗人对此并未用墨，而将笔力放在登岸后的所见之上。当诗人结束水面漂泊，舍舟登岸并以马代步时，别是一种情趣。举目四望，远处的沙诸依稀可辨，驻马依傍于茂林古松之下，放眼远眺。“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这是远景描写，因为离得远，“侧径”显得“窈窕”细小，“环洲”也更见其“玲珑”巧妙。诗人用两个连绵字将陆地水中的景致写活了。 “侧径’’既弯曲细小，便以“窈窕”昵称， “环洲”在湖水的波光潋滟中愈觉高低明灭、娇小别致，故冠之以“玲珑”。然后作者用移步换景的手法，改变视觉角度，从听，闻两个侧面写景抒情，“俯视”是参天的乔木，反映出诗人是憩息于阴峰之上，故有俯视乔木的奇笔；“仰聆”是山间大壑中的波声，群岩叠嶂，谷中水流与怪石相搏，在万壑之问激起万千优美的回响。下句“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是对上文的承接。“石横”是指分水岭，水因之分流，这是沟壑中流水声响变化万千的原因；“林密”是对上文“茂松’’的照应，而“蹊绝踪"也正是因为“侧径既窈窕’’之故。谢灵运直睹除沅的风光，当他陷入路绝之境无法更向上攀登时，才会觉得情怀得到畅快的抒泄。只有到了险峰之巅可以栖迟的地方，他才能纵目四顾，饱览周围的景物。
“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这两句是用典，是据《周易》“天地解而雷雨作”仿改，天地变化，乾坤交泰，造物主使万物丰容繁盛。接下来，用工笔重彩绘出一幅山水图：新竹长出嫩绿的苞芽，芦蒲的初蕊绽出紫色的茸毛。沙鸥在春水江岸嬉戏，美丽的飞禽在和风中上下颓飞。诗人以客观的笔触刻画山水景物，使之历历如在目前。面对这秀丽的大自然，只有与万物同化才能不为外物所惑以致贪欲无厌。但是对景难排，眷恋人间之美的情感愈加强烈。由于诗人厌倦世态，宁愿离开喧嚣的人境，独处于此深山之中，唯恨憾的是没有古代贤人青甚与同游。既然已是孤居独游，一味伤感而嗟叹便大可不必。这种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情怀无人理解，字里行间流露出“世人莫余知”的遗憾心情。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