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贺铸的词语言清新，风格多样，既有哀婉缠绵、典雅工丽，近似晏几道、秦观的一面；也有沉郁挺拔、豪爽峻迈，有如豪放派词人的另一面。这首词无疑属于前者，但又吸取了柳永词长调结构严密、动荡开合、往返交织的特点。但也正由于受到柳词太多的影响，在遣词用语上多少有点粗俗浅露。这首词充满风月脂粉气，借年轻歌女与情人的相恋、幽会和离别相思咏赞了爱情的纯真深挚。

　　上阕记叙了相恋相会的经过。开篇先交代“玉人”所居的环境是繁华的“临津”地段，雕梁画栋的楼阁挂着珠帘。“托微风彩箫流怨，断肠马上曾闻”，轻风送来她演奏的寄托悠悠情思的琴声，骑马赶路的人闻之肝肠寸断，这说明两人倾心相恋已久。紧接着描写了相见的场面，为下文直接描绘幽会情景蓄势。酒会上人来人往，他们只能暗送秋波，借琴声倾诉相思。从“麝蜡”开始．浓墨重彩地渲染幽会的情景。因嫌“漏短”，所以“更衣不待酒初醺”，写出了两人相欢相合的追不及待。“绣屏”、“枕鸳”、“香气”等显示了幽会环境的雅致，结语用反问突出幽会时的风情万种。这里越是将相会渲染得情浓意浓，下阕所抒发的离愁别绪也越是显得真实可信。

　　下阕起句即言别离后的痛苦和无聊，舞鞋从此闲置，日日泪湿香笺。“任兰舟”两句是回忆离别时万般无奈和无限依恋的情景。眼看着“兰舟”越行越远，渐渐地帆影模糊了，最终消失在落日的余晖里。“背西曛”既写出了当时极目远送的情景，也暗示了送别者驻足岸边的时间之长。“记取”写人已远走，她只有寄希望于来年，暗自嘱咐他别忘了赴约的佳期。但在此之前，她借口“凤城远”，要求对方先寄赠一枝梅花以慰相思。其实梅开的初春距蔷薇花谢也为时不远，但她却不愿空自等待，才刚刚分手，又焦急地盼望相聚，其愁情深重可想而知。结语是想象相会时她出城相迎的情景。

　　该词用了许多色彩鲜丽、气味芬芳的词藻，如玉人、画楼、珠箔、彩箫、艳妆、麝蜡、玉莲、绣屏、枕鸳、香气、回廊、翠钗、银笺、兰舟、凤城、青门、芳草等。它们交织组合，形成了这首词秾丽的艺术风格。作者还善于融合前人诗语，以丰富词中的意象。“任兰舟载将离恨”，是化用宋人郑文宝《柳枝词》“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诗意。“蔷薇谢后，佳期应未误行云”，是化用唐人杜牧《留赠》“不用镜前空有泪，蔷薇花谢即归来”诗意。“楚梅香嫩，先寄一枝春”，是化用南朝人陆凯《赠范晔诗》中“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诗意。“只凭芳草，寻访郎君”则是用牛希济词《生查子》中“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语意，以“芳草”代“绿罗裙。”这种熔铸的工夫，使得词的寓情更为深厚，意象更为繁茂。

　　全词设想巧妙，笔触细腻，将相思之情写得情致深婉，独特之处是写伤别之情缠绵但不哀伤，语工词丽情浓，逼近花间。

　　这首是一首纪行诗。第一句是回望来路。江陵到汝州，行程相当遥远，回望巴路，只见白道如丝，一直向前蜿蜒伸展，最后渐渐隐入云间天际。这一句表明离出使的目的地江陵已经很远，回程已快接近尾声了。翘首南望，对远在云山之外的江陵固然也会产生一些怀念和遥想，但这时充溢在诗人心中的，已经是回程行将结束的喜悦了。所以第二句紧接着瞻望前路，计算归期。王建家居颍川，离汝州很近，到了汝州，也就差不多到家了。“寒食离家麦熟还”，这句平平道出，看似只是客观地交待离家和归家的时间季节，实则此行往返路程的遥远，路上的辛苦劳顿，盼归心情的急切以及路途上不同季节景物的变化，都隐然见于诗外。寒食离家，郊原还是一片嫩绿，回家的时候，田间垅上，却已是一片金黄了。

　　三、四两句转写前路所见景物。“日暮数峰青似染，商人说是汝州山。”傍晚时分，前面出现了几座青得象染过一样的峰峦，同行的商人说，那就是汝州附近的山了。两句淡淡写出，徐徐收住，只说行途所见所闻，对自己的心情、感受不着一字，却自有一番韵外之致，一种悠然不尽的远调。

　　单从写景角度说，用洗炼明快之笔画出在薄暮朦胧背景上凸现的几座轮廓分明、青如染出的山峰，确实也富有美感和新鲜感。甚至通过“数峰青似染”就展现出天气的清朗、天宇的澄清和这几座山峰引人注目的美丽身姿。但它的妙处似乎主要不在写景，而在于微妙地传递出旅人在当时特定情况下一种难以言传的心境。

　　这个特定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归程即将结束，已经行近离家最近的一个大站头汝州了。这样一个站头，对盼归心切的旅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对它的出现自然特别关注。正在遥望前路之际，忽见数峰似染，引人瞩目，不免问及同行的商人，商人则不经意地道出那就是汝州的山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刻在诗人心中涌起的自是一阵欣慰的喜悦，一种兴奋的情绪和亲切的感情。而作者没有费力地去刻画当时的心境，只淡淡着笔，将所见所闻轻轻托出，而自然构成富于含蕴的意境和令人神远的风调。

　　纪行诗自然会写到山川风物，但它之所以吸引人，往往不单纯由于写出了优美的景色，而是由于在写景中传出诗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片心绪。这种由景物与心境的契合神会所构成的风调美，常常是纪行诗（特别是小诗）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奥秘。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