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这是一首感怀境遇身世的悲秋之作。

　　“垂杨风雨小楼寒”，寒冷的风雨、东摇西摆的垂杨、孤独寂寞的小楼，诗的开始就营造了一派凄清悲凉的气氛。一个“寒”字，不仅交代时令是乍暖还寒的早春，还透露出诗人沐风栉雨时的身寒心也寒。春日西湖，垂杨毵毵，有些风雨，本来可以使湖山增色， “山色空濛雨亦奇”，可是如今这风雨摧折着垂杨，显得十分凄寂。诗人栖身于临时租赁的小楼中，直觉寒气逼人，再加上此时诗人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社会生活，使他不自觉地与宋玉的《九辨》相对照，自然引出“宋玉秋词不忍看”之句。《九辨》的悲秋氛围，《九辨》中宋玉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使诗人找到了感情上的契合，惆怅黯然，不忍看。而“不忍看”，首先是无心看。任宋玉的华词丽藻、精思巧构，也激不起鉴赏的兴致。其次，“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容易了触动姜夔自己的愁思——政治上失意，生活上潦倒的伤感。由春风写到秋词，实是为“寒”注明在于“愁”。

　　“万里青山无处隐，可怜投老客长安。”“万里青山”极言天地广阔，“无处隐”与之形成极大反差。这既切火灾后的无处安身，又暗射天地之大却无容身之地意。隐不得，又归不得。可叹到了垂老之年，还漂泊在京城。而这正是诗人心中致命的隐伤。年已半百，操劳一生，飘零一世，辛辛苦苦，到处奔波，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连个容身之所都失去了，这真可以说是人生莫大的失败和悲哀了。姜夔自幼随父宦居汉阳。每当他漂泊异乡遇上某种契机，便自然怀乡念旧，“听得秋声忆故乡”，见了春花也思家，在这“风雨满人间”的境遇中，更激起无处安身的悲慨。

　　这首诗虽然紧切寓所被焚寄居旅舍的事情，实是借此抒发了平生不得安处的感慨。姜夔词名盛于诗，而诗之高妙有时实不在词下。因他不仅有诗的写作实践，且有理论概括，著有《白石道人诗说》。即如此篇，一、三两句语意径直，但不致“雕刻伤气，敷衍露骨”，乃在于第二句力挽第一句之意，尤其末句的一“老”一“客”两意，把第三句的从空间上说的意思更为深进，确乎做到了“小诗精深，短章蕴藉”、“篇终出人意表”，因而通篇血脉贯通，韵味丰赡。

　　这是宋代诗人苏轼的一首下元诗。 下元，又称“下元节”“下元日”，为每年农历十月十五这一日，与正月十五“上元日”，七月十五“中元节”，同为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十月十五日，又逢一个月圆之夜，观月正当时，诗人与同僚好友一起登上徐州黄楼。此黄楼，为苏轼担任徐州太守时，率领民众治水成功后所建。楼成之时，诗人心情极为畅快，遂作此诗以记之。

　　比起中秋时节的好天气，下元日的天气也并没什么不同；无需用红纱灯照着坐位的旁边。这是写“下元之天气”，从侧面描写“下元月明”。用“不用红纱”，反衬“明月皎洁”真匠心别运，巧妙至极。此处化用了唐人诗句“接日红霞照座隅”之诗境。

　　远远望去，高山之下，白云冉冉，就像横铺的一条白色丝绢；俯瞰楼下，水中倒映一轮明月，就宛如横卧的一幅浮图画卷。这是写“下元之佳景”，从正面描写“下元月明”。水中浮图是明月，清景已然在镜中。此处或亦联想到唐人元稹“浮图诗”，“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早霞”之诗境。

　　扁舟短棹，尚未备妥，归去三峡，尚待时日；然已约轻舟，泛舟五湖，可拟当下。这是写“下元之志趣”。颇有李商隐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之高洁志向。值得一提的是，此句并非虚写，不久秦少游也来徐州拜师，同登黄楼，并写下《黄楼赋》，且与苏轼相约一同前往江浙游玩。

　　借问诸位，今日登临，风景绝佳；可是，明年今日，谁还会忆起，我这位太守呢？这是写“下元之感叹”。“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光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谁能预料明年今日会怎样呢？事实上，此时距离“乌台诗案”已经很近了。幸福的诗人毫无察觉，只是将最美的诗歌，献给了这座楼，献给了朋友，也献给了自己。

　　据《唐会要》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六月的一项制命说：“诸县夏税折纳绫、绢、絁、绸、丝、绵等”，搜刮的名目可谓繁多，但也明文规定了征税的时间是在夏季。因为只有夏收后，老百姓才有丝织品可交。可是到了唐末，朝廷财政入不敷出，统治者就加紧掠夺，把征收夏税的时间提前了：官家在二月征收新丝。这是多么蛮横无理！阴历二月，春风料峭，寒气袭人。采桑女凌晨即起采桑，可见多么勤劳。可她却无法使“桑芽”变成桑叶，更无法使蚂蚁般大小的蚕子马上长大吐丝结茧。而如狼似虎的里胥（里中小吏），早就逼上门来，催她二月交新丝。想到此，她手攀着柔长的桑枝，眼泪如雨一般滚下。诗人不着一字议论，而以一位勤劳善良的采桑女子在苛捐杂税的压榨下所遭到的痛苦，深刻揭露了唐末“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

　　先“画龙”后“点睛”，是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诗人先写蚕子细小，继写无桑叶可采，接着通过采桑女的泪眼愁思，写出今年蚕事不如去年。这些描写，抓住了“有包孕”的片刻，含意丰富，暗示性很强，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蚕细”可能会因“春寒”而冻死；无桑叶，蚕子可能会饿死；即使蚕子成活下来，但距离吐丝、结茧的日子还很远。据《蚕书》记载，蚕卵孵化成虫后九日，开始蜕皮，蜕皮期间不食不动称“眠”，七日一眠，经过四眠，蚕虫才吐丝结茧。这期间，不知采桑女还要花费多少艰难辛苦的劳动。可是，就在这蚕细如蚁，初眠尚未进行，丝茧收成难卜的时候，里胥就上门催逼。这一点睛之笔，力重千钧，点出了采桑女下泪的原因，突出了主题。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但余意无穷，耐人回味和想象。

　　诗的另一特点是人物的动作描写和心理刻画相结合。“手挽长条泪如雨”，写出了采桑女辛勤劳动而又悲切愁苦的形态。“去岁初眠当此时，今岁春寒叶放迟”，点出采桑女心中的忧虑事，再加上她愁听门外里胥催逼的声音，诗人把形态和心理描写融为一体，使采桑女形象感人至深。

　　此诗语言质朴生动。“桑芽才努青鸦嘴”，诗人用工笔细致地描绘出桑枝上那斑斑点点的嫩芽形状，酷肖而生动。“青鸦嘴”比喻“桑芽”。“努”，用力冒出的意思。用“才努”把“桑芽”与“青鸦嘴”连接起来，既说明二者之间的比喻关系，又精细地刻画出“桑芽”在春风中正在“努”的动态。一“努”字，用拟人手法当即就把桑芽写活了，给画面增添了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