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这首词从自己发感慨:“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说得沉痛,“亦”字勾留上首,不是泛泛。“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从自己又说到两人。杜甫《长沙送李十一衔》:“李杜齐名真悉窃,朔云寒菊倍离忧。”杜甫是客气话。历史上李杜齐名有好多个,东汉的李固杜乔、李膺杜密等等,唐朝诗人李白杜甫,这儿反用杜诗说“非忝窃”,以杜甫自比。“只看杜陵消瘦。”以李白比吴兆骞,李白曾被长流夜邹(中道放归),比吴兆骞之谪戍宁古塔,“僝僽”,指受折磨和愁苦烦恼。自己虽然没有谪戍,却和吴兆骞一样痛苦,备受折磨。
“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红颜薄命,长辞指死亡。顾贞观曾有悼亡之戚,薄命长辞,知己远别,人生逢此,是凄凉。人生之中没有多少人曾到这样凄凉境地。“问人生”这一反问句就包含上两层意思。“千万恨,为兄剖,自然收束半片。
换头处,从年龄诉说,“兄生辛未吾丁丑”。辛未、丁丑到作此词时,两人都过了四十,“四十曰强,仕。”但“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身体都受到摧残而早衰了。蒲柳是用《世说新语》顾悦与晋简文帝同岁而先老的典故,而“蒲柳”就变成自指身体的谦词了。这里用个“共”字,表示两人都一样,这是回应上文“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 既然年过四十,身体早衰,就应注意保养:“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两句语重心长。既然可以“相守”,表明前途仍有希望。“但愿得、河清人寿。”(“俟河之情,人寿几何?”“黄河清,出圣人。”)这句祝愿,字面用前一句,意思在后一句。希望圣主施恩,远人归老家园。政治清明,相应地人民应该生活安定,终其天年,所以说“河倩清人寿”。
“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吴兆骞的诗必传于后是作者的预言,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吴兆骞流放以后,诗歌增加了悲壮苍凉的气氛,为人传诵,在清代前期也算重要作家。这表现作者对吴兆骞的信任和安慰。不说“声名”而说“空名”,这个“空”字把上文一系列苦痛都括在其中,大名没有使吴兆骞免除生前的苦难,所以说“空名”,这个“空”字可以算一字千金。“言又尽,观顿首”,仍然是书信格式。
上片,运用景事反观手法,写功名未就,感到空悲而又极力排遣与安慰的心态。开头五句,写了临皋烟景:小沟、长江、柳堤、苇岸、烟村、早市。它们叠印成了“连云际”的“潇洒”而喧闹的渔樵之乡的风景图,很有特色。面对如此美丽的江滨风光,东坡竟产生了与常人不同的人生感叹:“永昼端居,寸阴虚度,了成何事。”然而,东坡毕竟是东坡,迅即调整心态,从“丝莼”、 “玉藕”、“珠粳”与“锦鲤”的寻常百姓生活中,看到了一条值得留恋的人生道路。
下片,运用仙话寄托的笔法,回忆起京城令作者陶醉的生活,感叹贬居黄州后的无奈心境。开头六句,从宴饮和歌舞两个侧面,再现了当年东坡京城那种“浮丘”仙人式的、“瑶池”仙境般的“沉醉生活,再现了众“青鸾”穿着“摇曳”的“铢衣”,进入“壶中天地”而“歌舞”的缥缈轻举美之情景。颇有“坐中年少暗消魂,争问青鸾家远近”(柳永《木兰花》)的韵味,反映了东坡借仙人、仙境以解脱空虚苦闷的无奈心态。紧接着,笔锋一转,反照现实,天上人间,好不凄凉,从“瑶池”、“壶中天地”的仙境陡然“飘堕人间”,过着“露寒风细”贫困的贬居生活。与《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作《越调笛声慢》赠公显的心境一样,唯一告慰故友的是“我”抱素琴,独向“银蟾影里”遥慰,否则, “此怀难寄”。
全词以景托情,正反观照,杂以仙话的点化引用,作者将自己此时此地对人生、对现实怀有虚无感和伤叹感表达得淋漓尽致。道时光易逝,叹怀才不遇;借仙话隐道,解脱空虚愁苦。纵观全词,抓住虽以“抱琴”“独向银蟾”遥慰,仍隐留着“此怀难寄”之感。
此诗首联写出了太阳未出时山城在雾中的特有景色;颔联写雾消天晴之景;颈联是近景,黄鹂语,紫燕飞,一片春日生机;尾联从物写到人,用鸟类逢春之乐,衬托田家早耕归来的愉快心情,抒发了诗人对自然风光和农家生活的喜爱之情。全诗写景生动,状物细致,写作手法含蓄,用语极工稳。
此诗第一句是拗体,点明刚出郊时的情况,太阳要出还没有出,第二句写满天大雾,以致城都隐在雾里看不见了。这个“失”字用得很活。这里写的景色就像杜甫写的“孤城隐雾深”,但炼成“雾失江城”就不落套,而这个“失”字,正是从杜诗归云拥树失山村”学来。“雨脚微”是写大雾像细雨一样,这两句写出山城的特有景色,实际这是天晴的前兆。
三四句写雾消天晴。苏轼《新城道中》云:“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这三四两句较苏诗要凝炼曲折一些,每句都作两层,把静物写活了,即所谓拟人化。“天忽作晴”把天晴当作有意识的行动,“忽”字对上句“雨脚”来的,原来是作雨,忽然又“作晴”了,四山原来被雾幔遮住,现在山都把帘幔卷起来了。第四句,天虽然晴了,但许多云还未散去,还要故意作态,那些山石上还没有散掉的云就像人披件衣服似的唐人包贺诗:“雾是山巾子,船为水极鞋。”纯粹是打油腔。而这里写成两层,把云和石都写活了,远非“山巾子”之喻所能比拟。这一联写的是大处远景。
五六句是近景,黄鹂语,紫燕飞,一片春日生机。而“语”是听得,“飞”是看见。“烟村南北”写行中所见,村南听到,村北也听到,那末“出郊”的行动自在其中“麦垅高低”是山城近郊特色,表现地势不平。黄鹂紫燕的活动乐在其中,而在这里作者仍在衬托人的乐趣。农历二月二日春耕已开始,一早耕罢放牧归村,景色如画,使人想起唐人许多写牧童的诗句,如崔道融《牧竖》:“牧竖披蓑笠,逢人气做然。卧牛吹短笛,耕却傍溪田。”后几句写出一幅农家乐图。
七律中间两联易见精采,而尾联难于中间,首联尤难。此诗顺序而下,极有层次。第一联写初出郊时,大雾如雨,连城池都看不见了。三四两句写天忽放晴后四山的景色,这一联是从大处远处着眼,天云、山石,都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而每句都是两层意思的复句,两句句法相对而意思相联,上句写山卷幔,应该云雾尽失,下句写云却留恋不去,那个“犹”字很用力,和“忽”字对得极工稳。律诗中间两联应有变化,这五六两句虽然也有烟村、麦垅、黄鹂、紫燕四种东西,但各为单句。这两句作者的视线从远处收到近处,从大的东西收到小的,从静物写到动物。在天晴之后,看到一片生机。结尾又从物收到人,用鸟类逢春之乐,衬托田家早耕归来的愉快心情。作者没有直接说自己的感受,但是从笔下自然流露出一种热爱郊外人物的艳羡之情。
这首诗以写景生动细致见长,和《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那种横眉怒目气壮山河的诗风,恰成对照,可以看出诗人触景生情,风格是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