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1、夸父是一位怎样的人物？你如何理解（怎样认识）这一人物形象？
答：夸父是位神奇的人物，他是一位善于奔跑的巨人，与太阳“逐走”。 夸父有明确追求，他勇敢、执着；有理想、有抱负、有牺牲精神、甘为人类造福。这一人物形象，具有超现实的，夸张的浪漫主义色彩。
2、 “逐日”的意思是：追逐太阳 怎样理解这一行为？
这一行为体现了夸父的英雄气概，表现了一种勇敢追求、死而不已、甘为人类造福的精神，使整个神话更具有浪漫主义的魅力。反映了古代人民探索、征服大自然的强烈愿望和顽强意志。
3、怎样看待夸父敢于“与日逐走”？（ 夸父敢于逐日，你如何看待他？）
答：此题为开放题，① 从积极角度看：表现了夸父宏大的志向、勇敢追求，巨大的力量和气魄。英勇的气概。为人类造福死而后已的积极意义 ② 从消极角度看：表现了夸父不自量力。
4、不是，“夸父与日逐走”，夸父是不是自不量力？
答：这个神话主要是表现夸父宏大的志向和豪壮的气魄，也正是因为日不可以逐，才更加显现出夸父那令人赞叹和佩服的勇气。
5、如何理解“弃其仗，化为邓林。”的结尾？
答：丰富了这一神话的内涵，丰满了夸父的形象，表现了一种勇敢追求、死而不已、甘为人类造福的精神，使整个神话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2分）
6、若夸父没有渴死在半路上，他最终能赶上太阳吗？说说理由。
答：不能。因为太阳和地球是不同的两个星球，没有一条供夸父赶到太阳的路。这样写具有超现实的理想，夸张的浪漫主义魅力。
7、《山海经》中保存了一些人们熟知的神话，你还能写出一个吗？神话故事中还有夸父一样的人物吗？说说看 答①《精卫填海》。②《精卫填海》中的精卫，《后羿射日》中的后羿。
8、从这个故事中，你看到了夸父哪些优秀品质？
答：有胆量有决心，目标远大，气魄非凡，意志坚强。
此词为春行纪游之作，词人采用幻想的镜头，描写神游“桃花源”的情景，反映了他出世、入世交相冲撞的人生观，表现了他对污浊的现实社会的不满以及不愿媚世求荣、与世同流合污的品德。据此看来，此词大约写于词人被贬谪时期。
开头一句，词人采用比兴手法，热情赞美瑶草（仙草）像碧玉一般可爱，使词作一开始就能给人一种美好的印象，激起人们的兴味，把读者不知不觉地引进作品的艺术境界中去。从第二句开始，则用倒叙的手法，逐层描写神仙世界的美丽景象。
“春入武陵溪”，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里，词人巧妙地使用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陶渊明描写这种子虚乌有的理想国度，表现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黄庭坚用这个典故，其用意不言自明。这三句写词人春天来到“桃花源”，那里溪水淙淙，到处盛开着桃花，树枝上的黄鹂不停地唱着婉转悦耳的歌。
“我欲穿花寻路”三句，写词人想穿过桃花源的花丛，一直走向飘浮白云的山顶，一吐胸中浩然之气，化作虹霓。这里，词人又进一步曲折含蓄地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幻想能找到一个可以自由施展才能的理想世界。
然而“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两句，曲折地表现他对纷乱人世的厌倦但又不甘心离去的矛盾。词人采用比喻和象征手法很富有令人咀嚼不尽的诗味。
“红露湿人衣”一句，是从王维诗句“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脱化而来，黄庭坚把“空翠”换成“红露”，化用前人诗句，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下片继写作者孤芳自赏、不同凡俗的思想。词人以丰富的想象，用“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弹瑶琴）”表现他的志行高洁、与众不同。“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两句，表面上是说李白不在了，无人陪他饮酒，言外之意，是说他缺乏知音，感到异常寂寞。他不以时人为知音，反而以古人为知音，曲折地表达出他对现实的不满。
“我为灵芝仙草”两句，表白他到此探索的真意。“仙草”即开头的“瑶草”，“朱唇丹脸”指第三句“溪上桃花”。苏轼咏黄州定惠院海棠诗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花容美艳，大抵略同，故这里也可用以说桃花。这两句是比喻和象征的语言，用意如李白《拟古十二首》之四所谓“耻掇世上艳，所贵心之珍”。“长啸亦何为”意谓不必去为得不到功名利禄而忧愁叹息。
这首词中的主人公形象，高华超逸而又不落尘俗，似非食人间烟火者。词人以静穆平和、俯仰自得而又颇具仙风道骨的风格，把自然界的溪山描写得无一点尘俗气，其实是要想象世界中构筑一个自得其乐的世外境界，自己陶醉、流连于其中，并以此与充满权诈机心的现实社会抗争，忘却尘世的纷纷扰扰。
此词多为短句，句间联系词的省略，使整首词显得松散、堆砌；但仔细分析，词中采取以景衬情、以乐显悲的艺术手法，写美好的春景，华美的环境，柳丝蝴蝶共舞的乐景，反衬美梦难成的悲哀，感人至深。篇末点题，又含不尽之意，耐人寻味。
首起“莺语”四个短句，勾勒出莺啼花摇、细雨霏霏的春日正午景象。黄莺，每于芳春之时双飞和鸣，犹五代词人毛文锡咏物词“芳春景，暖晴烟，香木见莺迁。传枝偎叶语关关……百啭千娇相唤。”（《喜迁莺》）的描写。这里简劲地写出“莺语”二字，即以关关和呜的鸟儿起兴引发以下男女情思的描写，与《诗经》中名篇《关雎》之首起两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所用比兴手法相同。“花舞”，谓花枝摇曳，欧阳修《丰乐亭游春》诗之一可作此句注脚。其诗云：“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这“花舞”的意象，即指花摇、花落，孕含着春将归去的惜春、伤春的感怀。一“舞”字，更给人以迷乱之感。“雨霏微”三字，又为词带来了迷蒙霏微的意境，那轻柔飘动的雨丝，隐含着幽细隐微的愁绪，正是“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浣溪纱》）。这样的景物、环境氛围，都为词人以下抒写征妇之怨，作了很好的铺垫。
接下“金带枕”三个短句，由室外莺语花舞雨霏微的自然景色，转至室内床榻陈设的描写。“金带枕，宫锦”，极言枕之华美。是说在闺室卧榻上，放着精制的枕头。这种枕头是用皇宫中才有的宫锦制成的，还配着金线制作的绶带。这漂亮的枕头，原来是心上人留下的，自然会睹物思人。“凤凰帷”，谓床的周围，张挂着用绣有凤凰图案的丝罗制作的帷帐。此处“凤凰”作为无生命的装饰图案，从表层意思看，是在点染女主人公居室内环境的富贵华美；从历代深层意蕴看，与温词中常见的“金鹧鸪”、“绣鸳鸯”、“双鹞办”等鸟类意象相同，都在托物传情。联系全篇看，这里借雌雄偶居不离的鸳鸯，正反衬出思妇的独处、寂寞。因而“金带枕，宫锦，凤凰帷”，三短句依次排出，实际暗示的仍是离人意象。
那么，女主人公的情思、意绪，到底是什么呢?且看，“柳弱蝶交飞。依依。”如果说前五句描写了一个适宜于女主人公昼寝的外部环境，是造成这位女子昼寝晏起的外因，后四句则揭示了其内在原因。这里，词人将笔触集中于庭院中一幕动人的景致上：在嫩绿柔细的柳丝间，对对蝴蝶，上下翻飞，难舍难离。这“依依”恋恋、交互嬉戏的双飞“蝶”意象，寓示寄托的正是女主人公渴盼两情相悦、永不分离的爱情梦想。梦想多么美好，但是，她的梦想能够实现吗?“辽阳音信稀，梦中归。”此结拍二句，意象突变，点出闺中人的梦想只是梦想而已，难以实现。她的丈夫戍边辽阳，已很久没有消息，她只有在梦中才能看见丈夫归来。“梦中归”三字，与“蝶交飞”的意象对比，借美好的意象，衬托孤独女子的忧愁，使思妇怀人的感情更加沉痛。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