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帝曹操有《苦寒行》,又名《北上篇》,概取诗首句“北上太行山”首二字“北上”名篇。李白此诗盖取曹诗之旨,写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备受叛军蹂躏的苦难状况。全诗格调低沉、苍凉,极富感染力。
此诗以巧妙的设问开篇:“北上何所苦?”为找到答案,诗人以沉痛的心情审视难民们绕行的太行山:“北上缘太行”,找到这因自然环境而致的第一个原因:“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山高路陡,车马难行。随即又放眼广阔的政治背景:“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诗人找到了迫使人们迁徙的战乱这一社会问题,是为另一个原因。虽然明了“何所苦”的原因,诗人却无力为他们排解,只能以更加沉痛的笔触描绘那悲惨的情景。从“前行无归日”到“饥饮零露浆”十二句,诗人描述了“北上行”人们的惨状。接着“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诗人发出了长叹,停下马车,不忍再看,仰天狂呼:“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
这首诗笔触极为细致,追本溯源,刨根究底,描绘灾民图时由环境而哭声,由哭声而身体,由身体而行动,莫不穷形尽相,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此时诗人对月挥杯的飘逸、抽刀断水的豪迈,统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两眼含泪的悲哀与深切的同情。
“祭文”就是祭奠亲人和好友而写的押韵的文辞。明代徐师曾在《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中说:“其辞有散文,有韵语,有俪语;而韵语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杂言、骚体、俪体之不同。”毛泽东的这篇《祭母文》采用四言韵语,可说是一首四言诗。它重在叙事和抒情,歌颂了母亲的盛德和养育之恩,表达了自己对母亲逝世的无限悲痛之情。
全文分五层来表述:
第一层“呜呼吾母”至“待徐温吐”写母亲的早逝和辛劳养育子女,以致积劳遭疾。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先说母亲生有七子,仅存活三人,辛劳一生,如今匆匆而逝,仅享年五十三岁。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因患淋巴腺炎去世。此前两月,毛泽东还领母亲在长沙医院治疗,并扶母亲去照相馆同他们兄弟三人一起合影留念。不料母亲到家不久便去世,这怎不引起他的无限悲痛呢?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次写母亲的养育之恩。为了养育我们兄弟三人,备尝辛苦。摧磨劳累,以致得病。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再写对母亲的思念。母亲一生中历事千万,全是伤心之事。现在,我再也写不下去了,只有等待以后慢慢回忆倾吐。
第二层“今则欲言”至“倾地一角”,追述母亲的“盛德”和“恨偏”。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提出追述之纲:现在要说的只就两点,一是母亲高尚的品德,一是她怨恨不平之事。接着,从“吾母高风,首推博爱。”到“合其人格,如在上焉”。集中再现母亲的“盛德”。表现在:她有博爱的胸怀,远近亲疏,一视同仁。她平易慈祥,感动了众人。她普施爱心,完全是出于真诚。她不说假话,更不存欺人之心。她正直谨慎,一点也不作假。她细心,经她手做之事,皆有条理。她头脑精密,“理”(智)“情”(感)分得很清。她计划周密,事无遗漏,观察事物也绝无不见之处。她爱洁净的习惯,传遍了亲戚乡里。她一尘不染,身心表里如一。仁、义、礼、智、信的“五德”规范,在她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些美德完全合乎母亲的人格,好像是上天赋予她的一样。毛泽东从博爱、真诚、整饬、洁净、“五德”等方面写出了母亲的高尚与伟大。再写母亲的“恨偏”。“恨偏”者,遗憾之事也。母亲之遗憾是什么呢?
诗人写道:“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这就是说,母亲怨恨不平之事是封建礼教末期,妇女仍受多重压迫,有志不能施展,有追求不能实现。这就是母亲最大的精神痛苦。这是天意吗?人愿吗?好像“倾地一角”,无法填平!这里,诗人从母亲的角度对封建礼教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第三层“次则儿辈”至“均待报赍”,写母亲对儿辈的关心及临终时的遗嘱。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是说我们弟兄三人虽已活命下来,但像没有成熟的果子,处在青黄之间。因此,母亲病时放心不下,总是“揽手”,拉着我们的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赍。”这是临终的遗嘱,一是希望儿辈“各自为良”,成为有用之才。二是对平素有恩于我们的或为我们帮过忙出过力的亲戚朋友,无论大小远近亲疏,都希望儿子为母报答他们。再次实现母亲的贤良美德。
第四层“总兹所述”至“精禽大海”,写儿辈一定学习母亲的“盛德”,牢记母亲的“遗恨”,报答那些恩人。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心秉悃忱,则”效不违。至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总之,上述这些都是母亲美德放出的光辉。我们一定秉承母亲的诚恳热情,学习母亲的美德,决不违背。至于母亲的遗恨,我们一定为您弥补上。母亲,我们一想到您,您就仿佛出现在眼前。这种思念之心将永远不灭。您养育我们的大恩,如同春阳和晨雾,我们何时才能报答完呢?我们一定像精卫鸟衔石填海一样,矢志不移,坚持不懈。念母报母之情,溢于言表。
第五层写母亲虽死犹生以及对母亲的悼念。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月俱长。尚飨!”唉,母亲的身躯虽然毁坏了,但她的美德却传万古,虽死犹生。我们有生之日,都是报答和陪伴母亲之时。现在话说长了,而时间又显得过于短暂。我只有把母亲的主要事迹写出,其余事迹只好留存在我们心里。此刻正进行家奠,请母亲喝下这杯酒。我们以后还会像太阳那样长久地有许多话向您陈说,表达对母亲的永远思念。母亲,享用酒食吧!悼亡深情,感人肺腑。
这篇《祭母文》以恳挚朴实的语言,饱含深情地追述了母亲一生的辛劳和美德,表达了一个儿子爱母、念母、思母、报母的一腔挚情,具有撼人心魄之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细腻的描画晚晴景物,或许不算太难,但如果要在景物描写中融入诗人的独特感受与心境,特别是要不露痕迹的寓托某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使读者在思想上有所启示,这就需要诗人在思想境界和艺术功力上都“更上一层楼”。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首联是说,一个人深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夹城,春天已去,夏季清朗。
首联说自己居处幽僻,俯临夹城(城门外的曲城),时令正值清和的初夏。乍读似不涉题,上下两句也不相属,其实“俯夹城”的“深居”即是览眺晚晴的立足点,而清和的初夏又进而点明了晚晴的特定时令,不妨是说从时间、地点两方面把诗题具体化了。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颔联是说,小草饱受雨水的浸淹,终于得到上天的怜爱,雨过天晴了。
初夏多雨,岭南更是这样(此时诗人在在桂林郑亚幕府供职)。久雨转晴,傍晚云开日霁,万物顿觉增彩生辉,人的精神也为之一爽。这种景象和感受,为一般人所习见、所共有。诗人的独特处,在于既不泛泛写晚晴的景象,也不作琐细的刻画,而是偏偏取生长在幽暗处不被人注意的小草,并进而写出他对晚晴别有会心的感受。久遭雨潦之苦的幽草,忽遇晚晴,沐浴着夕阳的余晖而平添生意。诗人触景兴感,忽然生出“天意怜幽草”的奇想。这就使这普通的小草无形中人格化了,给人以丰富的联想。诗人自己就有着类似的命运,故而很自然的从幽草身上发现了自己。这里托寓着诗人的身世之感。他在为目前的幸遇欣慰的同时不期然的流露出对往昔厄运的伤感,这就自然引出“人间重晩晴”,而且赋予“晚晴”以特殊的人生含义。晚晴美丽,然而短暂,然而诗人并不顾它的短暂,而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可以体味到一种分外珍重美好而短暂事物的感情,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颈联是说,登上高阁,凭栏远眺,天高地迥,夕阳冉冉的余晖透过窗棂。
颔联写得浑融概括,深有托寓,颈联则转而对晚晴作工致的描画。这样虚实疏密相间,诗便显得张弛有致,不平板,不单调。雨后晚晴,云收雾散,凭高览眺,视线更为遥远,所以说“并添高阁迥”(这高阁即诗人居住的楼阁)。这一句从侧面写晚晴,写景角度由内及外。夕阳的余晖流注在小窗上,带来一线光明。因为是晚景斜晖,光线显得微弱柔和,故说“微注”。尽管如此,这一脉余晖还是给人带来了喜悦和安慰。这一联通过对晚景的具体描绘,写出一片明朗欣喜的心境。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尾联是说,越鸟的窝巢已经被晒干,它们的体态也恢复轻盈了。
末联写飞鸟归巢,体态轻捷,这是登高远眺所见。宿鸟归飞,通常是触动旅人羁愁的,这里却成为喜晴情绪的烘托。这里写越鸟归巢,带有自况的意味。如果说“幽草”是诗人低微艰难身世的象征,那么,“越鸟”似乎是眼前托身有所、精神振作的诗人的化身。
这里要交代一下作者入桂幕前后的一些情况。李商隐自开成三年(838)入赘泾源节度使王茂元(被视为李党)以后,便陷入党争的狭谷,一直遭到牛党的忌恨和排挤。宣宗继位,牛党把持朝政,形势对他更加不利。他只得离开长安,跟随郑亚到桂林当幕僚。郑亚对他比较信任,在幕中多少能感受一些人情的温暖;同时离开长安这个党争的漩涡,得以暂时免受牛党的白眼,精神上也是一种解放。正因为这样,诗中才有幽草幸遇晚晴、越鸟喜归干巢之感。
作为一首有寓托的诗,《晚晴》的写法更接近于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兴”,所以显得特别自然浑成,不着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