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句叙事。首句直奔诗题，各点“夜”“秋”二字，交代了时间、心态、环境。“夜久无眠”已见怨妇愁绪满怀，而时又逢秋，秋风萧瑟，夜气清凉，锦衾单薄，佳人永夜难寝，更添一层愁苦。
次句紧承“无眠”，写人事活动。既然辗转反侧难入梦，那么就很难打发漫漫长夜。空房寂寥，红烛高烧，百无聊赖中，她只好剪烛花以消遣寂寞了。“烛花”即灯花，古人认为灯花是有喜事的一种预兆。杜甫诗云：“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独酌成诗》）。灯花频生当有赏心悦事，而她却无法消解眼前这幽情苦绪。着一“频”字，写出了女主人公的焦灼不安、心神难宁。“欲三更”接续“夜久”两字，极写思妇饱受孤独寂寞煎熬之苦。
后两句写景。第三句转折一笔，写床席之月影。一个“凉”下得独特，这是全诗的诗眼，照应首句的“秋气清”，以触觉状态写视觉形象。从窗外梧桐树缝筛下的婆娑月影，斑斑驳驳地铺满了冰凉、空寂的床席，今夜谁都不会给她送来温暖。这情景令人凉从心生。“满”字表面是写光影之浓，其实是写忧思满怀，剪不断理还乱的郁闷之感。这一句明写屋内月色之凄美，暗表人心之失落，虚实相生，韵味悠远。
末句写窗外梧桐之月，以景语作结，留给读者无穷的想象空间。该句承上句，以顶真手法过渡，从床上之月光、树影写到高天之皓月，表达了诗人望月怀人的乍喜还忧的心理。“月在梧桐缺处明”，展现了一幅高远、疏朗的秋夜月色图。皎皎月华，她似乎忆起了曾经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甜蜜与浪漫；而如今，“瘦尽灯花又一宵”的时刻，没谁能与她“共剪西窗烛”。想超脱而不得，“月”之明，恰好照出了人心深处无法擦拭的黯淡。“梧桐缺处”，这一背景形象的定格，暗含了思妇不得与意中人团圆的酸楚。
全诗次序井然，先由屋外（秋气清）而室内（烛花频剪），又由室内（铺床凉）到室外（月在缺处明），逐层递进地反复渲染独处的苦闷。针脚细密，四句之间照应紧密，衔接流畅，无一“情”字，而无处不含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眇，细节勾勒精练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这首七绝通过描写苍江从傍晚到夜半、天气由阴雨转晴的变化过程，烘托出江上秋夜由喧闹渐入静谧的气氛，构成了清冷寒寂的意境。全诗四句四景，分别选择最适宜的角度表现了阴雨、风起、风停及将晴时分的景色，虽一句一转，却合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首句写阴雨笼罩中的苍江到晚来还没见晴，“暗”字气象浑涵，下得精当，不但用浓墨绘出了天低云暗、秋水苍茫的江景，而且使浓重的雨意和渐渐来临的暗夜自然连成一气，一句写尽了白昼到傍晚的天色。这句是从大处落墨，第二句则是从细处着意。井边的梧桐翻动着叶子，飒飒有声，是风吹所致，此时倘若还是“梧桐更兼细雨”，便应是“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声声慢》）的另一番景象了。由梧叶翻卷的动静辨别风声，可见此时风还不大，始发于树间，因此这细微的声息暗示了风一起雨将停的变化，又是秋声始动的征兆。第三句写半夜里风声才停时的情景，“吹”与“断”说明风曾刮得很紧，从楼头判别风声，就不同于从桐叶上辨别风声了，必定要有相当的风力和呼呼的声响才能听出是“吹”还是“断”。所以这一句中的“断”字放在句断之处，与上一句井梧翻叶相应，虽只是写风的一起一止，却概括了风声由小到大，吹了半夜才停的全过程。这正是欧阳修所写“初淅沥而萧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秋声赋》）的秋声。这两句全从江楼上的人的听觉落笔，真切地写出了秋声来时江上暗夜中凄清的气氛。这个“断”字还承上启下，带出了最后一句精彩的描写：风停之后，乌云渐渐散开，但尚未完全放晴，月亮已在云层的浅淡之处透出了光明。作者准确地抓住了浮云将散而未散的这一瞬间，表现出月亮将要钻出云层的动态，烘托出半夜风雨之后天色初晴时那种特有的清新和宁静的气氛。“明”字在首句“暗”字的映衬下，成为全诗最耀眼的亮色，在结尾处预示出一片雨过天晴的明朗境界。
这首诗纯以写景的真切细致取胜，但如果没有作者对秋意的敏锐感受，便不容易准确地捕捉住每个特定时刻的景物特征，如果没有精巧的构思和炼字，也不容易在一首短短的绝句中如此层次分明地展现出景色随天色阴晴而转换的过程，并形成浑成的意境。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诗中所写紫李黄瓜的乡村风光，与乌纱白葛道衣装束的诗人，搭配成一幅色彩清丽、情调脱俗的图画。而野寺的幽静清凉正宜于病中的诗人休息，于是诗人由此深深体悟了因病得闲的妙处，并借佛祖故事表明，此心安处是医治一切身体与灵魂创伤的良方。末二句归结到和僧侣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以见诗人自己已经“近道”的内心境界。全诗写景有味，蕴含着更深的哲理。
诗的开头写到祖塔院去的村路景物和作者的服饰。在村路上看到紫李黄瓜的色彩和香味，作者戴着乌纱帽、穿着白葛衣，感觉凉快。《冷斋夜话》称：“哲宗间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朝章是上朝穿的官服，道衣是民间有道者穿的便服，较为凉快。接下来写到了祖塔院，那是在野地里的寺庙，故称“野寺”。作者在病中，所以在寺里闭门靠枕，就入梦乡了。当时是夏天，所以开着轩窗迎风，称“风轩”；因为入梦的时间较长，所以醒来看到窗外的松阴转移了。这一联写在寺中的情景。
作者在杭州做通判，与知州共理政事，平时不可能到庙里去游息。所以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因为有病，所以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有了病，安心就是药，不用再求药方了。佛家认为，人求安心在于自己，自己认为心安了就是，不用外求。作者更认为只要自己能安心就能治病，不用再求药方了，结尾联系虎跑泉，说和尚借给匏瓢，供他自由自在地喝泉水。
这首诗的构思，先写到寺前的路上景物，联系诗人自己的装束。次写到寺后的情景，结合诗人病中情事，再跟祖塔院的祖师慧可联系，从慧可询问安心的方法想到诗人自己的病。诗人把院僧同自己联系，归结到虎跑寺的泉水。这样的结构，容易形成一种可供后人摹仿的写诗样式。纪昀指出，苏轼这首诗“易于摹仿”，说明他的写法，按照游祖塔院的经过来写，可以供后人取法。钱钟书《宋诗选注》说，陆游除爱国诗外，还有“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纪昀讲“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就指这一方面的诗，苏轼这首诗正是例证。它的艺术特色，就是闲适细腻，像“因病得闲”，“歌枕客梦”，“松阴转”，“安心是药”等等都是。纪昀的批注指出，“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钱钟书又指出：“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就苏轼这首诗而言，虽然容易让后人摹仿，但它从生活中来，也是创造。后人摹仿这样的写法，这是后人的事，对苏轼来说却是他自己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