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借赞扬古代贤明之士来表达对同情者的仰慕之情。 “徐邈能中酒圣贤”,是隐喻徐得之的直言相谅,秉性修甚,颇有徐邈能识酒的清浊(世道清浊),醉而不问公事的洒脱气质。“刘伶席地幕青天”,是隐喻刘唐年隐居乡间,简从陋出的生活和贤明放达的性格,如同“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屋无室庐,幕天席地”的旷达胸怀。“潘郎白璧为谁连”,是隐喻诗人潘大临与挚友的友善。两者分离,苏轼发出“潘郎白璧为谁连”的哀叹。苏轼有意将古之徐、刘、潘三贤才与今之徐、刘、潘三贤才同姓偶合,为的是表达苏轼向慕贤明,追求旷达的处世观。
下片,直抒欲回朝不成,真做隐士又无奈的仕宦观。“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点明苏轼目前的“无可奈何”的政治处境和“新白发”的衰老生命。苏轼离开黄州友善的人后感到寂寞孤独。即是死后,不如归葬于家乡的青山秀水边。这是苏轼视死如归的坦荡的生死观。“恨无人借买山钱”,进一步写自己欲回朝不得,欲隐居不能的无奈愁绪。一个“恨”字道出了这种只能退步、安居现状的随缘心态。
全词,运用三个历史人物来隐喻三个现实人物,再由三个现实人物而联想到苏轼自己的政治处境与适应心境,可谓借古喻今的绝妙构想。文字含蓄精练,蕴涵着丰厚的思想情感,是苏轼感旧词作中的佳作。
这是一首记述前朝之后来大周王室助祭之行的乐诗。全诗共八句,不分章,按诗意来分有四个层次。首二句“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是以飞翔在天空的白鹭起兴,引出下文“亦有斯容”的描写。商人尚白,且是鸟图腾民族,通体羽色纯白的鹭鸟当被商人视为高洁神圣之物,它飞翔时优美的动势,栖止时从容的神态,今人且不免赞赏备至,何况是刚从原始自然神崇拜时代发展过来不久的商周人,它正是外在的美好仪表与内在的高尚精神完美统一的象征。
于是,三、四两句“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周人将朝周助祭的微子与被商人珍视的白鹭相比,对他大加赞美。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昕,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因此孔子称赞他是殷“三仁”之一。在他被周王朝封到宋国后,对外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对内广施仁德,得到殷商遗民的拥戴,他的德行堪受称扬,自属当然。至于微子的风度仪容,虽说史无明文说他怎样潇洒俊美,但肯定是十分出色的,否则“亦有斯容”之句便有落空之嫌。
下面五、六两句“在彼无恶,在此无斁”,是夸誉微子在宋国内外都有较融洽的人际关系。“在彼无恶”,是指微子在宋国之内受到殷民的拥护:“在此无斁”,是指微子朝周时受到热烈欢迎。这两句实际说明两个问题:微子作为被周所灭的殷商之后,在胜利者周天子面前,能够表现出不卑不馁的气度确实难能可贵;而作为胜利者的周王朝君臣,在微子面前,能够表现出不亢不骄的气度,对昔日的敌国之后以礼相待,善加照顾,也体现出一种恢宏博大的泱泱大国之风。
七、八两句“庶几夙夜,以永终誉”,许多解家都理解为对微子一人而言。就文本的深层语义来说,这两句应是对双方而言的。即作为失败者的后裔要坚持这种不卑不馁的精神,使亡国之族得到新生;而作为胜利者的周室君臣,也要永远保持这种不亢不骄的气度,团结各邦各族,消释历史积怨,彼此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才能“以永终誉”。
全诗四章,其中第三章最重要也最精采,其他各章如众星之拱月,绿叶之衬花。第三章实写丰收,前二章起铺垫作用,末章是祭祀套话式的余波。
农业丰收不是从天而降神赐的。诗首章追叙了对春耕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准备。起句“大田多稼”虽是平淡的直赋其事,然而画面雄阔,涵盖了下文春耕夏耘秋收种种繁复场景,为之提供了纵情挥写的大舞台,气势不凡。由此可窥见当时绝非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井田制下的原始大生产耕作。第二句“既种既戒”,实是抓住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即选择良种与修缮农具。有了良种,播种的“百谷”才能“既庭且硕”;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农奴以“覃耜”去犁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覃耜”只是“既戒”工作的举隅,其它可以想见。除了选种与修具外,还需有其他一系列次要的准备工作,诗用“既备乃事”一笔带过,笔墨精简,疏而不漏。用三个“既”字表示准备工作完成,干脆利落,要言不烦。末句冒出“曾孙是若”,好像很突兀,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曾孙”是当时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也是此篇的核心人物,农奴一切卖力的活动都是为了顺应“曾孙”的欢心。春耕开局不错,最愉悦的人,当然是主角“曾孙”。这句客观上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主奴关系。从全篇看,第四章曾孙将出场巡视和主祭,这里先提一句作伏笔,也起到了贯通全篇血脉的作用,所谓着一子而满盘皆活。
次章追叙夏耘,即田间管理,主要写除杂草与去虫害。播种后倘让作物自生自灭,那秋收就很渺茫,因此必须加强管理,而且要贯穿百谷成长的全过程。“既方既皁,既坚既好。”四个“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将作物阶段性生长的典型画面作了逐步推进的忠实记录,很有农业科学性,不谙农事的人是很难如此简练精确表述的。而“不稂不莠”却是关键句,即除尽了稂莠,才使粮食长势旺盛,这是略去了种种艰辛劳动过程而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另一条经验是灭虫。百谷有螟螣蟊贼以及蝗虫等许多天敌,如果不加清除,“田稚”难保,也许会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除虫的办法,主要用火攻。让害虫在“炎火”中葬生。由于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像除草那样可以完全由人工加以控制,所以先民又搬出了被称作“田祖”的农神,祈求田祖的神灵将虫害去尽。虽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但也表现了农夫们的迫切愿望。《诗经》中此处提到的除虫方法,后世继续奉行沿用,典型例子是唐代姚崇驱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道:“《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于是遣使分道杀蝗,终于扑灭虫害,保住庄稼。这明显是受了《小雅·大田》诗的启发。
如果说上二章写的是尽人事,那么天时对于农业也至关重要,所以第三章前四句就写了风调雨顺情况。阴云弥漫,细雨绵绵,真是好雨知时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田、私田都有充沛雨水。外界景观与内心感受打成一片,农夫的喜悦在这四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公田”、“私田”的先后关系中,展现了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农夫们的忠悃厚道心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是非常真率自然的。
三章其余五句写丰产丰收。若从正面写,谷穗金黄一片,农夫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肩挑车载沉甸甸,大囤小囤满满装,也可以写得沸沸扬扬,动人心目,但那毕竟是寻常蹊径,易于雷同俗套。此诗之妙在于侧写,在于烘托,在于细节描写,不写收,而写不收,从不收中反映丰收,构思之妙,令人拍案叫绝。你看,有长得欠壮实故意不割的,有割了来不及捆束的,有已捆束而来不及装载的,还有许多飘洒散落在各处的谷穗。这些镜头读者闭目想像一下,是丰收还是歉收,不言而喻。至于怎么个丰收法,那就由读者各自去驰骋想像。该实的地方却留下一片空白,让人自行补充,这才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妙谛。对于此点,历代论者均赞赏不已。
三章的末句“伊寡妇之利”,又使诗的意境得到升华。如果没有这末句,人们或会有疑问:大田里散落漏收那么多粮食,是不是农夫们偷懒和不珍惜呢?也或会作如是想。有了脱颖而出的此句,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农夫们故意不收割殆尽是有良苦用心的。为了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糊口活命,又免于他们沿街挨户乞讨的窘辱,农人有意留下一小部分丰收果实让他们自行去采拾,那种细腻熨贴,那种宅心仁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有拯溺帮困的恻隐之心,那是一种宽广胸怀和崇高美德,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此诗中的“寡妇”,比之唐代杜荀鹤诗中写到兵荒马乱时世的“山中寡妇”那“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境况来,真是幸运多多。关于此句,还引发过一场怎样理解此诗主旨的论辩。《毛诗序》谓此诗“剌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而朱熹《诗序辨说》则驳道:“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至于两者优劣,应当说,寡妇之拾穗,也确实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无保障,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不公,说诗有“刺”的含意也并不太离谱。但从诗的整体意向而言,是“美”的成分居多,即赞美农夫通过辛勤劳动而喜得丰收。《毛序》以偏概全,朱子所驳也属平允。
田间劳动大军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畯”在第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热气腾腾场面顿时达于沸点,至少从田畯的“至喜”表情上能让人领悟到这一点。第四章实写曾孙省敛,与首章春耕时“曾孙是若”相呼应。更与上篇《甫田》描写“省耕”时情景密合无间,是一模一样的四句。这大约是当时颂扬王权的套话吧。接着是曾孙祭祀田祖,祭祀四方神,牺牲粢盛恭敬祗奉,肃穆虔诚,为黎民为国祚祈福求佑。王权与神权互相依傍而彼此更为尊崇显赫,这大约也是曾孙省敛时所能做的最正儿八经的事吧。其实这都是歌功颂德的冠冕堂皇话,无甚精义,后世捧场诗文的层出不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诗经》上,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此诗在艺术上造诣颇深。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为后世勾勒了一幅上古时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民情风俗画卷。其中的人物,如农人、妇子、寡妇、田畯、曾孙,虽着墨无多,但各有各的身份动作,给人以真实感受。凡此均体现出诗作的艺术魅力,给人无穷回味。
王安石于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嘉祐三年(1059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才于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宏图,即在目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这首绝句和杜甫的五言律诗《春宿左省》属于同一题材:“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的前两句相当于杜诗的前两联,都是写景。首句是视觉加听觉,以动衬静。王安石写的是春天拂晓时的景象;杜甫则因仿佛听到有人开宫门的钥匙声,和百官上朝的马铃声而睡不着,其意义相对要小些,这是由于两人的地位悬殊太大造成的。次句以触觉写出了香尽漏残、黎明破晓时分的夜寒意。第三句叙事夹抒情,诗人所追求的是杜甫所想要的“君臣已与时际会”,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到来,他不只是像杜甫“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那样睡不着觉。但诗人留下问题:为什么“眠不得”,春色为何“恼人”,诗人故意不说原因。“恼”字在此处是反义正用,不能作恼恨的“恼”理解,应作“撩”解,杜甫诗“韦曲花无赖,家家恼煞人”中的“恼”字即是“撩”的意思,绝不是苦恼得不能成眠。最后一句以景结情:但只见月亮移动,照出花影,斜映在庭院里的栏干上。诗贵含蓄,此诗除第三句外,字字写景,情隐词外。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