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嘲讽秦观的诗风。秦观是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诗词风格柔弱纤丽，修辞精巧，元好问称是“女郎诗”，露讥讽之意。这表明元好问崇尚的是象韩愈那样雄浑刚健的风骨之美。
但是元好问的这种倾向性鲜明的审美观点过于绝对化，文学艺术可以也应当有多元的审美风格。刚健雄浑固然可贵，婉约秀丽也有娱人之美。在诗歌风格上，应当允许审美主体各有其好。不过作为生长在北方，仕于金王朝的诗人元好问来说，倾心于诗歌的雄浑苍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
这首词的写上阙春日游摩诃池所见，表现出一派上下安于逸乐，毫不以国难为念的局面；下阙表达词人惆怅年华渐老，功名梦断，只能茫茫然地随众人沉醉于安乐的满腔郁闷。全篇情景交融、含蓄深沉，富有感染力。
上阙首句以“追游”二字总括，下文铺展开来。词中点染出诱人的美景，暗示春光对游人的召唤。词中又描绘了锦城士人“金鞍争道，香车飞盖”的那种近乎疯狂的游春热潮。五彩缤纷，笑语喧闹，作者的笔下有声有色，写来相当传神。
下阙笔锋陡转，在欢乐的游春人群中出现了一位独自向隅满怀愁绪的特殊游客，这就是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作者陆游自己。他一方面叹老，由于“年华暗换”、“雨收云散”，心境已自不同，面对繁华热闹的场景，他的脑子里却充满了摒除丝竹、收拾铅华之类的反向叫思维。另一方面是思乡，由于愁绪满怀，他眼中的春景也失去了光彩，只不过是一片“乱山孤垒”，几座“危楼飞观”而已。作者抒写自己的愁绪，用笔很是别致，尤其是“镜奁掩月，钗梁拆凤，秦筝斜雁”三句，把美好的东西涂成灰暗的色调，饶奁无光，风钗散落，筝柱歪斜着闲列两旁。这是以物喻人，而且达到了深入内心的程度。结尾处，以漫天飞舞的杨花比喻愁苦，很像北宋词人“贺梅子”笔下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而陆游却是把自己的愁绪混和入于其中，使之充塞于天地之间。
全篇运用以乐景衬衷情的方法结构成章。上片，极写成都名胜摩诃池暮春景色之明媚多彩及士女游乐之狂荡奢靡。冶游者中，自然有诗人的身影，但他似乎别有心事。“看金鞍争道”云云，一个“看”字，暗含冷眼旁观之意。换头处忽以“惆怅年华暗换”一句跌出铺叙春游景象的本意：美好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而自己却一事无成，“身在天涯”，流宕无归！“镜奁掩月…”的男女旧欢之丧失，只是一个陪衬，“乱山孤垒，危楼飞观”的身世家国之悲才是抒情的主线。篇末“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融情人景，以飘零的杨花自喻身世，更是凄恻感人。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