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词人在旅途思人时写下的作品,与《踏莎行·燕燕轻盈》作于同时。可以将这两首词看做是姊妹篇,一为在舟中触景生情而作,一为感梦而作,不过所思者同为合肥姊妹。此篇辞藻华丽,所表达的情感非常真挚。
起首三句写当地实有之物,咏当地曾有之事。然所云“绿丝”,却非眼中之柳,而是心中之柳。因为江南虽属春早,但正月初头决不能柳垂绿丝,惟青青柳眼,或已依约可见。故首句因青青柳眼而想到垂垂绿丝,而念及巷陌多种柳的合肥。引起怀人之思此因柳起兴,而非摹写实景,但也不是凭空落笔;金陵自古多柳,南朝乐府《杨叛儿》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是其明证。“鸳鸯浦”,江边船泊之地。以鸳鸯名浦,不仅使词藻华美,亦借以兴起怀人之思。
“想桃叶、当时唤渡”,明点所思之人。桃叶是东晋王献之的妾。献之曾作歌送桃叶渡江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此借指合肥情侣。古桃叶渡在金陵秦淮河畔,也是本地风光。见渡口青青杨柳,想前朝桃叶典故,再“北望淮楚”,益动怀人之思,这是非常符合生活逻辑的。“又将愁眼与春风”一句,又回到柳眼,与起句“绿丝”相呼应。这一句有两重含意:愁人所见的柳眼,自然也成为“愁眼”;春风乍到,柳眼欲绽还闭,恍似含愁。王国维曰:“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这是一种移情作用。词人此处所云之愁,盖寓柳可再见而人难重觅景物犹在,情事已非之恨也,故着一“愁”字,可见含蓄得妙。“待去;倚兰桡,更少驻”,先是一纵,继而一收,波折顿生,感情极其婉曲。白石此番到金陵本是路过,所谓“解鞍少驻初程”(《扬州慢》);但此行一路所经,以金陵距合肥为最近,一经解缆,即将愈驶愈远,故而情势上是“待去”,而行动上则是“少驻”。其心之痴,其意之苦,其情之深,其思之切,虽未明言,已然“尽在不言中”了。这几句刻画极其之细,心理极其微妙。
过片“金陵路”句又一提顿。自然界的“莺吟燕舞”,于此尚非其时,所指的当然是秦淮佳丽的妙舞清歌。词人北望淮楚,心系伊人,在想象中,“金陵路”遂幻化为合肥杨柳依依的巷陌,眼前的“莺吟燕舞”也幻化为他魂牵梦萦的往日情人(白石于前一日所作《踏莎行》有“燕燕轻盈,莺莺娇软”,似与此有关)。然回首处已是前缘不再,旧俗难逢了。“算潮水、知人最苦”,着力一跌,与上句若不相承,一金陵一波上,空间不同;一欢乐,一悲苦,悲欢异趣,这是白石词中的一种暗线结构。“最苦”二字,用语最明白,最平淡,写其此际心情亦最深刻。“此恨谁知”?有“潮水”知。盖此时词人“小舟挂席,容与波上”,唯与潮水为最近。此“潮”,是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潮打空城寂寞回”之潮。它阅历千百年业事沧桑,无所不察,无所不知。词人认为唯潮水能知其“最苦”处,亦兼以潮声呜咽,好像与自己交流心声。一“算”字亦非虚下,其意即“算唯有”,包含了除此以外别无知他心者之意。但“潮水”是词人给予人格化了的自然物,然则当前真无知他心之人矣!托喻微妙,感慨亦深。“满汀”一句推想将来。
此行千里依人,而此时小泊金陵,行将东边,去心心相系之合肥亦将日远,归计难成,故曰“不成归”。“汀”指江中小洲,写舟中所见:“芳草不成归”,用《楚辞》含思凄恻,离散之愁,漂泊之感,一时毕观。结尾三句,衬足“苦”字。“日暮”二字,依律为短句叶韵,连上读;然依文意当属下。天已向晚,暮色四合,然心中惘然,今宵移舟何处?此化用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而又有所不同。
“向甚处”,此问非问,乃表现心中惘然若有所失的神态。盖虽小驻,为时亦已无多,势成欲不去而不能,欲去又不忍,徘徊回顾,有不知身寄何处之概。无限痛楚,均注于词意转折之中,神情刻画之内。
张炎称姜白石等数家之词“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词源》卷下)。这首词怀念合肥情侣,以健笔写柔情,托意隐微,情深调苦,而又格高语健,空灵清远,读后但觉清空骚雅,无一点尘俗气。此词为小令,然布局与慢词相似,在有限的五十八个字中,笔意纵横,繁音促节,回环往复,曲折多变,令人一唱三叹。
这首诗以淮上众多秋天意象为比,抒写人生易老之慨叹和孤独寂寞之境况,末以日夕遇旧友作结,情深意长。全诗构意新奇,对仗工稳;情与景会,意境深婉。
“结茅临古渡,卧见长淮流。”写李主簿隐居的环境。他结茅隐居于淮水边的古渡口,可以卧看淮水奔流。环境虽然清幽,但从古渡口的废弃不用和淮水的逝去不复返,已暗含下联时不我待、人将衰老的感慨,韦诗运笔的精致细腻,于此可见一斑。
“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为传诵千古的警句,人与树相互映衬。意思是:树已逢秋,人怎能不老?窗里将老之人,面对着门前已衰之树,联想岁月流逝,壮志蹉跎,人何以堪?这两句不仅颇为传神地描摹了李主簿衰颓的形象与凄凉的心境,而且寄寓着诗人自己怅然若失的情怀,蕴含极其丰富。
“寒山独过雁,暮雨远来舟。”写李主簿在古渡口的茅屋里见到的景象。表面上,这两句似乎是随手拈来,漫不经心;实际上,是赋比结合,寓意深刻。“寒山”切深秋季节,“独过雁”比况李主薄孤独、索寞的生活境遇;“暮雨”既照应上联之人老树耿,又关合下联之日夕逢归,“远来舟”牵引出下联的“逢归客”。真可谓细针密线、情景交融。
“日夕逢归客,那能忘归游!”仍从李主簿这边落笔,不说诗人遇上李主簿,而说李主簿在傍晚时遇上了一位北归的客人,依然不舍旧情,仍然热情接待。诗至此,便戛然而止,至于主客相会后的情景,便全留在诗外,需想象品味。
通观全篇,诗人纯从客位去描绘抒写,诗中所突出的,是居于客位的李主簿的形象与感受,而将诗人主观的感受融化在客体之中。如此写来,别有情韵。
这首小诗轻捷洒脱,寥寥数语,就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线条流畅,动态鲜明的舞台人物速写图。
“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诗的一二句写弹筝的女子纤手拨筝,正处于弹奏状态。筝是一种弦乐器。从唐诗中所描写的筝来看,筝是十三根弦,如:“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白居易《听崔七妓人筝》)。“大艑高船一百尺,清声促柱十三弦”(刘禹锡《夜闻商人船中筝》)。此诗是速写,当然必须抓住最能突出主题的部分。最引人注目的,首先便是弹筝者手中正在拨弄的乐器,特别是那绚丽华美,闪烁着点点金色光斑的弦柱。接着,诗人的目光又自然而然地落到那双正在琴弦上跳动的洁白如玉的纤手上,以及弹奏的环境。雅致的筝枕,自然别有一番情味。从画面上看,“金粟”、“素手”、“玉房”交相对比,色彩明丽而华贵,虽然是速写,却又施重彩,给人以极为强烈的印象。绘画毕竟是视觉的艺术,而鸣筝所成的乐曲则是作用于听觉的艺术。一、二两句诗所绘出的画面是绝妙的,读者从中瞥见了闪光的琴柱、白嫩的巧手、雅致的筝枕,但却没有听到琴声。也许是精湛的工艺、绰约的风姿使诗人过于全神贯注了。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诗人终于注意到弹奏出的乐曲本身。诗的前两句写女子正在弹筝,按此写法,接下去似乎应该描写女了的弹奏技艺,或者表现秦筝极富感染力的音乐形象,但出人意料的是,三、四句并不沿袭通常的写法,而是描写女子为了引起知音者的注意,故意错拨筝弦。相传三国时代的周瑜,别人奏曲有误,他就回头一看,此诗显然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时时”说明这并非偶尔失手,也并非技艺低下,因为这失误明显地属于有意为之。有人将她的有意错弹理解为“妇人卖弄身份,巧于撩拨”(清·徐增《而庵说唐诗》),似乎弹筝女子的微妙心理,仅仅是一种邀宠之情;其实这种故意的失误是出于寻觅知音的苦心。她大约也是沦落风尘之人,对一般浪荡子弟,她的故意错弹饱含着对这班人的嘲弄和蔑视,但总会有一天,真正的知音——她的“周郎”会听出那曲中的深意,从而向她投去会心的一“顾”的。此处的“周郎”喻指听者,“欲得”就意味着当时坐在一旁的“周郎”没有看她。为什么不看她呢?大概听者已经完全陶醉在那美妙的筝声中了。本来这应该是演奏者最祈盼的效果,最欣慰的时刻,然而,这情景却不是这位女子此时最渴望的效果,因为她心中另有所思,思不在听者赏音,而在于一“顾”,怎么办呢?她灵机一动,故意不时地错拨一两个音,于是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出现了:那不谐和的旋律,突然惊动了沉醉在音乐境界中的“周郎”,他下意识地眉头一皱,朝她一看,只见她非但没有丝毫“误拂”的遗憾和歉意,两眼反而闪烁出得意的眼神——原来是误非真误。为了所爱慕的人顾盼自己,便故意将弦拨错,弹筝女的可爱形象跃然纸上。这两句正面写出了弹者藏巧于拙,背面又暗示了听者以假当真,而这种巧与拙、假与真,又在那无言的一顾之中获得了奇妙的统一。它不仅说明弹者是高手,听者是知音,而且传神地表现出两者的心理神态,其意趣韵味无穷。
这首诗;《毛诗序》谓“美”,郝敬谓“讽”,二说视角不同,自然见解相反,然也有共同点,那就是皆着眼于此诗的言外之意,非诗中的基本内容。见仁见智,各有所取,此姑且不论,如果就诗说诗,当以朱熹说为胜。
此诗首章起句不凡。开头四句郑重提出“人性”这一命题,哲理意味甚浓。前人多认为这是最早的“性善论”,故孟子在《告子章》中引此四句与孔子的阐释作为论“性善”的理论依据。但从全诗考察,似乎诗人并不是倡导什么“性善论”,他只不过是借天赋予人以善性,为下文歌颂仲山甫张本。第一章颂扬仲山甫应天运而生,非一般人物可比,总领全诗。接下去二至六章便不遗余力赞美仲山甫的德才与政绩:首先说他有德,遵从古训,深得天子的信赖;其次说他能继承祖先事业,成为诸侯典范,是天子的忠实代言人;再次说他洞悉国事,明哲忠贞,勤政报效周王;继而说他个性刚直,不畏强暴,不欺弱者;进而回应前几章,说他德高望重,关键靠自己修养,不断积累,因而成了朝廷补衮之臣。诗人对仲山甫推崇备至,极意美化,塑造了一位德才兼备、身负重任、忠于职守、攸关国运的名臣形象。七、八两章才转到正题,写仲山甫奉王命赴东方督修齐城,尹吉甫临别作诗相赠,安慰行者,祝愿其功成早归。全诗基调虽是对仲山甫个人的颂扬与惜别,但透过诗中关于仲山甫行事与心理的叙述,从中大体能体察到处于西周衰世的贵族,对中兴事业艰难的认识与隐忧,以及对力挽狂澜的辅弼大臣的崇敬与呼唤。不难理解,此诗对仲山甫的种种赞美,是真实的、现实的,然而也不排除其中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包含着诗人所代表的这一阶层的期盼。有人斥此篇为“谀词”,似乎过苛。
此诗主要以赋叙事,开篇以说理领起;中间夹叙夹议,突出仲山甫之德才与政绩;最后偏重描写与抒情,以热烈的送别场面作结,点出赠别的主题。全诗章法整饬,表达灵活,为后世送别诗之祖。在《诗经》中此篇说理成分比较浓厚,在诗歌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后世“以理为诗”当溯源于此。此诗语言也很有特色,尽管多用说理、议论,却不迂腐呆滞,这除了诗人的激情之外,还在于语言运用独具匠心,诗人多以民间俗语入诗,如表现仲山甫扶弱锄强的性格特征、赞美仲山甫重视修身立德,都是反用俗语来衬托,这比直说简洁、形象,又有理趣,说理中注进了诗味,故姚际恒称此为“奇语”(《诗经通论》)。诗中一些形象生动、富有哲理的语言,有的经后人使用或提炼,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如“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爱莫能助”、“穆如清风”等。善用虚词与叠字词本是《诗经》的语言特点,此篇独特之处是“之”字的运用,全诗十二个“之”字,用于句尾的有九个,其中第六章连用五个“之”字收句,娓娓道来,委婉有致,起到了特有的抒情效果,姚际恒指出“多用‘之’字,见缠绵之态”(《诗经通论》)。第十、八两章连用“业业”、“捷捷”、“锵锵”、“彭彭”、“骙骙”、“喈喈”等叠字词,铺叙送行场面的壮观和行动的迅捷,绘声绘色,增强了诗的形象性与节奏感。此诗押韵复杂,除五、六两章用一韵外,其余各章皆用两韵,韵脚也变化不定,如第一章则、德为韵,下、甫为韵;而第二章德、则、色、翼、式、力为韵,若、赋为韵;第三章考、保为韵,舌、发为韵;几乎无规则可循,后五章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