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一开头就直叙送别事。“君”乃安伯弟也，但其生平不详。“送君南浦”是江淹《别赋》里著名的句子：“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段话一直成为人们抒发惜别之情的意念载体。
只要一提到“送君南浦”，或只提出“南浦”两字，就会使那整段话的意境全出，令读者感受到一股感伤的意味。这首词也借用了这个句子，开门见山，迅速入题。
“对烟柳”至“叶底黄鹂自语”数句，铺叙当时景物。这里有“青青万缕”的柳条，有满眼的绿树，有藏在树叶深处鸣啭的黄鹂。它们的出现。是在“送君南浦”之后才出现的。“折柳赠别”是我国的古老传统，因而烟柳万缕就会使人产生分别的感伤的联想。而满眼绿树这一意思的表达，却是用“更满眼、残红吹尽”这样的句子，它调动人们的思维能力，去想象那残花在枝头片片被吹落的景象，以增添感伤的气氛。
文学描写的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它不但能描写现实存在的实景，而且能描写这一实景在此之前的情况的虚景，以虚景来表达实景的意思；故“残红吹尽”就是绿叶成阴之意。而树叶深处的“黄鹂自语”，则是反衬别离愁绪的。此句子当从杜甫的“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化出，黄鹂自乐而离人自苦，颇具弦外之音。一“更”字联上串下，使离愁别绪程度递增，表现得很有层次。
“甚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甚动人”，点出“离情”之“动人”——使人伤感；点出送别之地是“楼头”；由楼头极目远望，只见水天空阔，乱山无数；那么，对方此去之远，其觌面之难再，已不不言自明了。行文至此，在内容上已自成一大段落——韩元吉
“记竹里题诗”三句，回忆两人最近的交往之乐。“春暮”点出时令，显然是在此别之前的一段时间：“载酒”、“题诗”，那是文人最常见的交往活动，以“竹里”、“花边”作背景，更增加它的韵致。“魂断”二字，是痛快之极的意思，不指悲哀；这两字不但指“江干春暮”，也兼指“竹里题诗”和“花边载酒”；三句联成一片，描写出一段欢乐的生活。以“记”字领起，说明它是保存在记忆中的已经失去的欢乐，以反衬今日别离的苦痛。这样，在抒写别恨方面，又深入一层了。
下片开头换了个角度，通过联系各自身世和时局而大发感慨。从“都莫问”到“任鸡鸣起舞”，是慨叹空有壮志而功名未立白发渐生。这几句必须稍加解释，才能领会作者的深意。韩元吉《宋史》无传，其行实多不可考。据《南涧甲乙稿》，知道他曾做过信州幕僚、南剑州主簿、江东转运判官等职；乾道末年为吏部尚书，曾出使多国；淳熙元年（1174）以后，两知婺州，一宰建安，晚年归隐信州。从“都莫问功名事，白发渐、星星如许”来看，此词可能作于入为吏部尚书之前，那时他四十多岁，故作此语。但他的慨叹功名未立，并不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这跟中原的恢复是有关系的。南宋的处境和东晋极为相似，故韩元吉用这个“鸡鸣起舞”的典故来策励自己。韩是河南许昌人，中原失守，“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感叹乡关渺邈，有家难归，但目送归鸿而去，却也道出了爱国怀乡，建功立业之豪情。
“漫留君住”三句，又回到惜别，劝安伯姑且再片刻，持杯痛饮，这是舍不得分别的表现。“趁酴醿香暖”句的“酴醿”是酒名。黄庭坚《见诸人唱和酴醿诗辄次韵戏咏》“名字因壶酒”句任渊注引《王立之诗话》云：“酴醿本酒名也。世所开花本以其颜色似之，故取其名。”这里的“香暖”正是说酒。此言趁酒之香且温当持杯而醉：“瑶台露”是给美酒加上高级的赞辞。最后两句，是说不知何时才能重会，相约永远思念对方。“西窗夜雨”是取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诗意，冠以“愁绝”二字，就是说西窗下共话别后情况的机会难得了。这样的结尾，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惆怅。
韩元吉是南宋初期主战派人物之一，他和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人都有交往，词作亦具有辛派悲壮豪放之气概。即使在这首送别词中，也不例外。
此词气酣意足，感情深挚；叙述层次开合变化，紧凑协调。值得一提的是《薄幸》这个词牌很少人填写，这一首却写得十分工整，平仄、韵脚、句读都中可格律，堪为典范。虚字“对”、“更”、“甚”、“记”、“任”等使用得十分妥贴，处在领起的位置，又都是去声字，声律上造成一种苦涩的韵味，与词的内容情调很相称。
命子者，训子也。然而，从头到尾读者却没有感受到被“训”的压力，反而心中时时会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诗人对其子的慈善和宽容。
此诗讲述陶氏远祖始于尧，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且累世盛德，辉光相承。因时运而有盛有衰，有高有低。在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著。祖父一生谨慎、正直义方、仁爱和顺；先父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在感叹自己的无成以及两鬓花白而仍无子嗣时，儿子陶俨出生了。从诗人对陶俨生辰的占卜、命名取字中，表现了他对儿子寄予的无限希望。他告诫儿子说，祸福不会无缘无故到来，都是由人自己生成。望儿子能早起晚睡，勤奋刻苦，努力成才。这些无不是一个慈善父亲的殷殷希望。最后，诗人宽容地对其子陶俨说，如果按照以上所说的去做了，你还不能成才，亦无可奈何了。
另外，先祖的“功遂辞归，临宠不忒”、“慎终如始。直方三台，惠和千里”以及“淡焉虚止”盛德风范，也深深影响着淡泊名利的陶渊明。诗人的远祖始自尧。尧之子丹朱，虞舜待之以宾礼，称为虞宾，累世盛德，辉光相承。先祖御龙氏任职于夏，而豕韦氏又辅佐于商。陶叔又使陶祖得以昌盛。战国纷争杂乱，周王室衰微寂寞。在乱世中，贤人若凤隐于林一样隐居不仕，陶氏亦不显；纵逸之虬龙蟠绕于云间，奔逸之鲸鱼惊起于水中，群雄竞起。皇天使汉成功，并眷顾愍侯陶舍。愍侯得到追随帝王建功立业的机缘。持剑如风超越，显示了愍侯武功的高强。高祖书写誓言分封诸侯，陶舍得以分土于开封。陶青果能蹈袭父踪，而为丞相。
陶氏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后代指派分散。时运有盛有衰，有高有低。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着，不仅有功勋，而且有德行。天子酬陶侃，受命都督南国。祖父一生谨慎，其正直义方之德闻于朝中，而仁爱和顺之风广被千里。诗人先父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嗟叹自己孤陋寡闻，望祖先之项背而不可及。看到自己两鬓已经花白，而仍无子嗣，只有影子相伴，心感惭愧。在各种罪过中已无后为最大。诗人给他儿子起名为“陶俨”，希望他牢记为人要时时文和恭敬，并希望他能追慕孔汲。日月流逝，陶俨已渐长大。作者望陶俨早起晚睡，勤奋刻苦，努力成才。
这首诗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后四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 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全诗言辞恳切，感情厚重，表现出诗人对儿子的希冀之切。
《戏赠看花诸君子》：刘禹锡此诗，通过人们在长安一所道观――玄都观看花这一生活琐事，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这首诗表明上看诗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实质上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千树桃花，喻十年来由于投机而在政治上得意的新贵；看花人，喻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中赶热闹看桃花一样。最后一句指出，这些权贵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这首诗中的轻蔑和讽刺是辛辣的，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涉讥刺”，《新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讥忿”。
《再游玄都观》这首诗是上一首的续篇。从表面上看，它只写玄都观中桃花盛衰存亡，实际上是旧事重提，象权贵挑战。桃花比新贵，种桃道士指打击革新运动的当权者。但是他们已经“树倒猢狲散”了，而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真是世事难料。诗人表现了不屈和乐观。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新唐书·刘禹锡传》未引诗歌，却引出序中兔葵、燕麦等语尤为不满。
这首诗是批评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二诗及诗歌的怨刺问题。元好问论诗，主张温柔敦厚，明确反对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众多的诗文禁忌中，就有“无狡讦”、“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等形式戒条。他认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也应该“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杨叔能小亨集引》）。
在这首诗中，元好问实际上是继承前人的观点，批评《再游玄都观》及其诗序的怨刺失度。元好问认为，如果说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是戏赠之作，尚无伤大雅，但《再游玄都观》一诗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诗序中所谓“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有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将所有当权者斥为兔葵、燕麦，打击面太大，贬损太过，不免流于刻薄。前两句概括刘禹锡创作《再游玄都观》的背景，“乱后”指刘禹锡被贬十四年间皇权迭变、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动乱时局， “失故基”指刘禹锡诗前小序所说“荡然无复一树”的衰败景象，看花诗指《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这两句诗认为当时一切只值得悲伤，不应该再出怨刺之语。后两句是全诗的关键，“刘郎”一句，借用刘诗“前度刘郎今又来”之语，说刘禹锡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游玄都观》诗序为批评重点。“枉”是“错”的意思，与“枉著书生待鲁连”（《论诗三十首》）的“枉”字同意。两句连在一起，是说刘禹锡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却错将所有人都指斥为东风中的兔葵、燕麦一类，加以嘲讽。可见，这首诗着重批评《再游玄都观》尤其是诗序的怨刺失当。
这首词描写离愁别恨。
上片写离愁。“彩舟载得离愁动，无端更借樵风送”二句，想象十分丰富，构思奇特，它突破了向来以山、水、烟、柳等外界景物来愈愁的手法，把难于捉摸、无踪无影的抽象愁情写得好像有了体积、有了重量。这里，“彩舟”指行人乘坐之舟。长亭离宴，南浦分手，一片哀愁。现在，兰舟已缓缓地离开了码头，随着兰舟的渐渐远去，哀愁不但没有减轻，所而愈加凝重。他的心头仍是那样的悲哀，以致觉得这载人的舟上，已经载满了使人、使舟都不堪负担的离愁同行，无法摆脱，无法疾驶。后来李清照《武陵春》中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恐怕就是受此词的影响。“无端更借樵风送”紧承上句，船借着顺风飞快地远航而去，那伫立在岸边送行人的倩影，很快就不见了。词人五内俱伤，哀感无端，不由地对天公产生了奇特的怨责：为何偏在这个时候，没来由刮来一阵无情的顺风，把有情人最后相望的一丝安慰也吹得干干净净呢！这句中，“无端”即无缘无故之意。“樵风”，典出《会稽记》。郑宏年轻时上山砍柴，碰到了一位神人。他向神人请求若耶溪上“旦，南风；暮，北风”，以利于运柴，后果如所愿。故“樵风”即有顺风之意。
“波渺夕阳迟，销魂不樵持。”二句变上面的郁结蟠曲为凌空飞舞，由疏转密，情中布景，词人展望前程。天低水阔，烟波茫茫。一抹夕阳的余晖，在沉沉的暮霭中看去是那般的凄凉、毫无生机与情趣。独立在这苍茫的夕阳下的舟中，那孤舟中的离人怎能不有“销魂不樵持”的悲叹呢！这两句景中含情，情中有景，真所谓情景相生，互相映衬，相得益彰了。词人“不樵持”的不仅因为那“波渺”、那“夕阳迟”暮，而且更有那浓浓的“离情”和那不解人意的“樵风”。因此，“销魂不樵持”一句便是上片的总结，由此过渡到下片。
下片是对孤独凄凉处境及其心态的描写。“良宵谁与共，赖有窗间梦”这二句由上片的白日的离愁而转写别夜的落寞惆怅及其凄凉。词人明知这别后无人共度良宵，而又故作设问，进一步凸现了心头的凄凉、处境的寂寞冷清及其对爱情的忠贞不二。词人现在只有独卧窗下，在神思魂萦的梦境中才能和心上人再次相见。这里一个“赖”字，说明词人要把梦中的欢聚作为樵己孤独心灵的唯一感情依托。这一问一答，有力地表现了词人别后孤独凄凉落寞的心态。
“可奈梦回时，一番新别离”二句紧承上句而来。词人只有在梦中与情人相见，但梦毕竟是虚幻的、短暂的。梦中的欢聚，只不过是词人苦思冥想而成的一种超现实的精神现象反映而已。梦中的欢会虽然是热烈的、缠绵温馨的，无奈梦毕竟是要醒的。待到梦醒之后，那番梦中相会的欢乐却又导致了“一番别离”的痛苦！词人越是将梦中的欢会写得热烈缠绵，就越反衬出现实生活的悲凉、痛苦。
这首词上片联想奇特，怨责无端；下片文心跌宕，一波三折，写有情人分别后思想感情的变化，摇曳多姿，极其细腻传神，这也是贺词的艺术风格之一。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
《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