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这首词词人从想象出发，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南归故里的友人严绳孙的生活场景，从藕荡垂钓、五湖泛舟，到执笔挥墨、烹茶品茗，无不彰显着友人的隐逸生活，描绘出友人怡然自得、自在陶然的情态。
上阕开首一句，言荪友过着隐逸高致的生活，桥边垂钓，五湖泛舟，自在陶然之极。“埋”字表现出欣于垂钓，陶然忘机的沉醉情形，让人生出无限向往之心。“西”、“东”二字，分明有着苏东坡“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潇洒飘逸，不禁令人歆羡。“五湖”作为诗歌套语，有归隐不仕的之意，词人用五湖诗词意象，苎萝指向西施，湖指向范蠡，归隐的意思就这样表达出来了。此处明写地点，暗述隐逸情怀，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接下是“笔床茶灶太从容”，典出《新唐书·陆龟蒙传》，龟蒙不喜欢与世俗之流交往，便人家登门造访他也不肯相见，行总会带着书籍、茶灶、笔床、钓具。此言友人或执笔写写画画，烹茶品茗，容自乐。这种徜徉山水、从容度日的方式，是自来遁迹山林者所乐的境界。
夏日的藕荡桥边，绿水青青，河柳依依，湖面上荷叶亭亭玉立，你坐在湖畔，执一竿钓竿，沉醉于湖底鱼群的自由之态。偶尔抬头，苎萝山就从西边出现，回首，又看见太湖在东边流淌。于是，你执笔研磨，描画江山绿水、飞鸟香荷，更有旁边茶炉白烟袅袅、清香四溢。
这种从容度日、归隐山林的方式，如此的闲适超脱。上片由景入笔，又以景写人，很好地刻画了荪友的山水性情，也透露出容若对荪友这种潇洒悠闲生活的赞赏和向往。
下片“况有短墙银杏雨，更兼高阁玉兰风”二句继续承袭上片的闲适之意。“短墙银杏”、“高阁玉兰”有了“雨”和“风”，显得更加动人。“况有”和“更兼”二词更是把这种怡然自得的闲适情怀表露无遗。末句“画眉闲了画芙蓉”。“眉”在这里历来注解引用的是“张敞画眉”的典故，“芙蓉”当做“荷花”解，意指荪友家庭生活和谐，夫妻和美。其实“芙蓉”指无锡的“芙蓉湖”，意指闲暇之余游逛芙蓉湖，寄情山水，妙哉妙哉，更能照应前面的“藕荡桥边埋钓筒，苎萝西去五湖东”的意境，矮墙边的银杏树，在雨水的滋润下，娇俏可爱地招摇着；书架上的玉兰花也散发出清新芳香，这样闲适而美好的日子，笑看她的容颜，执画笔轻扫蛾眉，然后一起泛舟湖上。
纵览全词，词人采用了对写法，且全篇皆为想象之语，此种写法便显得更为深透，更好地表达出词人对南归友人的思念之情。画眉闲了画芙蓉桥边垂钓，五湖泛舟，纵情山水自得陶然之趣;寄情笔墨，烹茶品茗，身无旁骛平添从容之乐。一想那矮墙内银杏在雨中摇曳，高阁上玉兰在风中弥香，人生的恬淡、志趣的高远皆尽于此。更得佳人相伴，笔墨闲情之外平添画眉之乐，足以让人心神向往。
此诗前八句概述刘邦起义到据有天下的过程，之后四句写刘邦和项羽关系的转变过程，最后六句点明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全篇一气呵就，造语雄健，神采飞动，如行云流水，自然浑成而感情充沛。
此诗用平声真韵，一韵到底，杂以偶句，是一首典型的五言古诗。起笔二句高度概括了刘邦自沛县起义至登上显赫地位的情形。“跃鳞”二字，比喻形象生动，用得极妙。
接着二句写刘邦手提“三尺剑”，率军攻入武关，占据威阳，使秦二世投降，消灭了无道的秦朝。再接着四句写群雄并起灭秦，后刘邦任用群英，用五年时间击败项羽，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其威势刚猛，震动天下，使诸侯宾服，登上了皇位。
“五星三”三字尤妙，既是吉祥语，又是新巧比喻，暗示了刘邦必然得志，贵有天下民。之后四句揭示刘邦和项羽的关系：始而联合灭秦，后而分裂对抗。
前二句言二人共同抗秦，曾“约为兄弟”；后二句言刘邦在楚汉争斗中两次遇险：一是刘邦赴鸿门宴，差点被范増、项庄谋害；二是荥阳之役，汉军被围，刘邦乘间逃遁。此二例选材典型，见出刘邦愈挫愈奋，在紧要关头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最终获得胜利。
最后六句揭示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一是将士征战的苦辛，二是善于驱使韩信、彭越等爪牙，三是善用张良、陈平等谋士。其中，最后的“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二句以批判的眼光总结朝代废替，兴亡感慨之叹喷涌而出，并以此告诫统治者以前朝为鉴，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性。
全诗用传体将汉高祖一生重大经历浓缩入诗，以创业之艰难烘托其建立西汉王朝的伟大功绩，同先唐其他诗作感情基调一致，而全用史事，选材典型，简练概括，寓慨良深。
该诗首联叙述下天竺寺与中天竺寺的历史关系；颔联与颈联描述禅师修行之处的风景；尾联阐述禅师的平常道行，随缘真心。全诗浑然天成，禅韵缭绕。
首联写禅寺缘起。一寺分为两寺，而两山相近，进了此山，也就等于进了彼山。
颔联接着细写两寺、两山方位关系，写东西南北相连相近，从流动的云、水写起，正是最好不过，而妙语如珠，一气读来，也恰如行云流水。
颈联仍写两寺关系，而“前台”“后台”“钟声”，已带出第七句“行道处”。前已写尽南北东西，接着又写前后上下，圆转玲珑，无所不到，读来应接不暇。句式与首联固是不同，与颔联也是同中有异，并不犯复，而写花则从后视前，写声则从上到下，丝毫不乱。这六句诗，对仗工整，连续使用叠字，诗味回环。东西南北前后上下，顿拓无限空间，生出十方无界的超然感觉。尤其是颔联与颈联，包含了方位只是相对成立的观点。东涧水流，从更东边来看，就是西涧水。南北山云，前后台花，上下界钟，皆是此意。
尾联归结到禅师身上，佛经中本有天女散花的典故，“天香桂子”，正合身份。尾联要收束全篇，不宜再用对句，而末尾“纷纷”又用叠字，则眼前仍是一片缤纷景象，诗虽至此而尽，余韵却悠然不绝。
这首诗通过对两座天竺寺的历史关系、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诗人想象的“天香桂子落纷纷”，表达了诗人对韬光禅师仰慕、钦佩之情。全诗之创格在于章法奇特。诗的前三联，单句为句中对，合句为流水对，即前六句在相同的位置用同字，一句之中前后相对，两句之间上下相对，如珠走玉盘，铿然和鸣，笔势飘逸，流动自然，显示了圆熟的技巧。该诗音节紧凑而活泼，意致连绵而流丽，构思巧妙，语若连珠，有山歌风调，是七律之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