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诗的主题是北方边塞战士的乡愁,取材则集中于战士服役归乡途中的感慨。全诗可分三节,每节四句,首节写役满放归,叙述离家长久,思归之极;次节写来到家乡,叙述为国守边,戍地遥远;末节写感慨讽谕,指出朝廷漠视人情,不了解也不关切戍边战士的心情,而将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置于言外。全诗手法多变,或写景以见情,或问答以表意,或正或反,或平叙或用典,其归宿点无不落到思乡之情的表达上,因而能以极平易的语言将征人思归之情写足。此诗情感真挚,语言质朴率真,是表现久戍思归主题的代表作。
不难看到,这诗的艺术构思汲取了《小雅·采薇》的一些经验,例如取材于战士归途的思想感情活动,交织即情与追叙的结构安排,采用对比、夹叙的表现手法等。但是《小雅·采薇》的主题思想侧重于褒扬战士的爱国精神,所以战士的内心矛盾主要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矛头指向外敌。而这首《杂诗》的主题思想则是讽谕朝廷不恤边卒,批评边塞政治不当,所以诗中不多涉及边塞民族矛盾扣军事情形,集中抒发“人情怀旧乡”和“胡宁久分析”,突出久戍不归的乡愁归思。由于主题思想比《小雅·采薇》单纯明确,因此它抒情性强,讽喻性突出,基本上不作叙事,从而使诗的旋律明快,节奏强烈,形成一种富有激情的基调,感讽弥深而气势充沛,动人心弦,促人省醒。钟嵘要求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手法, “于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可见这诗基本上是符合他的评论要求的。
从诗句看,起结两联都堪称佳句。“朔风”二句是赋而兴。开篇点明时节、地点,点出主题“归心”,这是“赋”的要求。但诗句意思是说,北风吹动秋茸,引起边塞的战马产生回家的心思。这并非直接的“赋”,而是一种能引起战士思归的物象,所以实质是“兴”。对全诗来说,这二句起兴,以鲜明形象、无尽感慨和充沛气势奠定了基调,成为贯串全诗的主旋律,因而是风力挺起的佳句。“师涓”二句是用典故的赋而比,实质是事比。诗人用师涓的故事,态度比较婉转,讽喻却很尖锐,旨在提醒朝廷长久不闻警诫亡国的声音,不察觉在戍卒乡愁思归之音中的不满与不安,其实关系国家的安危,因此,从讽谕美刺看,末二句亦是结得有力的,两相比较,各有特点。然而从南朝以来,评论都更欣赏“朔风”句,这与诗歌艺术思潮发展有关。
全诗手法多变,或写景以见情,或问答以表意,或正或反,或平叙或用典,其归宿点无不落到思乡之情的表达上,因而能以极平易的语言将征人思归之情写足。虽然模仿《小雅·采薇》却能出以己意,直抒胸襟,这在玄言诗风行的东晋诗坛上是十分可贵的,不失为同类题材中具有独特风貌的佳作。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杜甫在《哀江头》中曾借曲江今昔抒写国家残破的伤痛。面对经历了另一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后荒凉满目的曲江,李商隐心中自不免产生和杜甫类似的感慨。杜甫的《哀江头》,可能对他这首诗的构思有过启发,只是他的感慨已经寓有特定的现实内容,带上了更浓重的悲凉的时代色彩。
一开始就着意渲染曲江的荒凉景象。这里所蕴含的并不是吊古伤今的历史感慨,而是深沉的现实政治感喟。“平时翠辇过”,指的是事变前文宗车驾出游曲江的情景:“子夜鬼悲歌”,则是事变后曲江的景象,这景象,荒凉中显出凄厉,正暗示出刚过去不久的那场“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残酷事变。在诗人的感受中,这场大事变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平时翠辇过”的景象已经成为极望而不可再见的遥远的过去,眼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黑暗、萧森而带有恐怖气氛的现实图景。“望断”、“空闻”,从正反两个方面暗寓了一场“天荒地变”。
三、四承“望断”句,说先前乘金舆陪同皇帝游赏的美丽宫妃已不再来,只有曲江流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玉鬼旁的御沟(曲江与御沟相通)。“不返”、“犹分”的鲜明对照中,显现出一幅荒凉冷寂的曲江图景,蕴含着无限沧桑今昔之感。文宗修缮曲江亭馆,游赏下苑胜景,本想恢复升平故事。甘露事变一起,受制家奴,形同幽囚,翠辇金舆,遂绝迹于曲江。这里,正寓有升平不返的深沉感慨。下两联的“荆棘铜驼”之悲和“伤春”之感都从此生出。
第五句承“空闻”句。这里用西晋陆机“华亭鹤唳”典故,用以暗示甘露事变期间大批朝臣惨遭宦官杀戮的情事,回应次句“鬼悲歌”。第六句承“望断”句与颔联。这里用西晋索靖“泣铜驼”典故,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这两个典故都用得非常精切,不仅使不便明言的情事得到既微而显的表达,而且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两句似断实连,隐含着因果联系。
末联是全篇结穴。在诗人看来,“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这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所面临的衰颓没落的命运。痛定思痛之际,诗人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甘露之变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更深入地去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敏锐的觉察到这一历史的链条所显示的历史趋势。这正是此篇思想内容比一般的单纯抒写时事的诗深刻的地方,也是它的风格特别深沉凝重的原因。
这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就全篇来说,“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都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所以末句点明题旨,仍显得水到渠成。
起首两句主写倚阑,而写今夕倚阑,却从“昨夜曾倚”见出,同样一句词,内涵容量便增加一倍不止。——既然连夜皆倚阑而望,当还有多少个如“昨夜”者!“ 天如水” ,比喻夜空如水般明澈与清凉,可是其意不在于写天,而在于以明净的天空引出皓洁的明月。歇拍两句写女主人公的对月怀人。男子去后一直不回来,也没说准什么时候回来,她结想成痴,就相信了传统的或当时流行的说法—— 月倚人团倚,每遇月倚,就倚阑苦望。词中写女主人公倚阑看月,从希望到绝望,有其独到之处。“初将”是说“本将”,这一语汇,便已含有“后却不然”的意味。下面却跳过这层意思,径写“长望”,其中自有一而再、再而三以至多次的希望和失望的交替在不言之中。“初”字起,“长”字承转,两个要紧的字眼,括尽一时期以来望月情事,从中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痴情和怨意。
过片两句,从等待无望而终于悟知痴想成虚。“罗衣著破”,是时长日久;“前香在”,则以罗衣前香之犹存比喻往日欢情的温馨难忘,委婉表达对旧情的缱绻眷恋。“旧意谁教改”?问语怨意颇深。人情易变,不如前香之尚在;易散之香比人情还要持久,词中女主人公感到深深的痛苦。结拍二句,点出全词的“离恨”主旨,以“一春”写离恨的时间久长,以“懒调弦”、“两行闲泪”形容离恨的悲苦之深,将愁极无聊之感抒写到极致。春日本为芳思缠绵之时,然而日日为离恨所苦,自然无心调弦弹筝,然而又百无聊赖,于是不得不对着筝弦黯然神伤。这种内心的苦恨,被作者表现得维妙维肖。陈延焯谓“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确然不错。此词运笔有迥环往复之妙,读之使人心魂摇荡,低徊不已。
这首诗是白居易于公元831(太和五年)至832年(太和六年)冬任河南尹时所作。当时诗人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壮年时代的白居易曾以写作《新乐府》、《秦中吟》闻名于世。在那些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篇章中,白居易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情人民的疾苦。后来由于仕途上的多次挫折,青壮年时的锐气逐渐消失,以致“露饱蝉声懒”,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未泯。这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即是明证。
诗的前半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绫袄的温暖、轻盈。“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是介绍新袄的用料、式样。绫是一种提花软缎,制成绵袄,自然地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这是外表;至于袄内则是丝绵絮成,故暖而且轻。可见,这是一种极高档的过冬御寒之物,下联用“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下雪行”来说明这件绫袄的用途。“兴”是指早晨睡醒起床,“好”与下文“宜”互文见意,都是适宜于做某事的意思。冬天的早晨天气寒冷,能够晒会儿太阳自是舒适可人;而晚上出门访友,穿着暖而轻的绵袄,踏雪赏月更不失为雅事。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是从侧面表现绫袄的优点。鹤氅是古代官僚贵族时髦的披戴,木棉在当时也是珍稀品。它们徒有虚名,不如丝绵,更加补托出诗人这件用丝绵所絮绫袄的实用舒适。这几句分别从用料、御寒的效果、与鹤氅、木棉的对比几个方面表现了这件新袄的不凡,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宴安侵夜,安然隐睡到天明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诗人其实是不能够“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作了鲜明的回答。想到大多数贫民百姓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得到救济,他独独一个人温暖,心中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想着农民的艰难,致使他的耳旁经常响起贫民冻馁饥饿之声,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却是诗人日夜为贫寒百姓思虑所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为贫民着想的可贵精神。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思想在这首诗中的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杜甫身受贫寒之苦,仍然想到天下寒士,白居易则是自己温饱而不忘受苦的寒民。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