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秦观借描写春景春情,集中表现交织在一起的今与昔、政治上的不幸和爱情上的失意,抒发贬谪之痛、飘零之愁的一首词作。
上片着重写今日生活情景。首写眼前景致,“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二句,点明地点、时令,轻轻着笔,朴实自然。紧接着“花影乱,莺声碎”二句,细写春景特色,以“乱”字状花之纷繁,“碎”字表莺声盈耳,用笔尤工,各极其妙,洋溢着对自然的喜爱之情。“飘零”以下四句,忽而由喜转悲,由春景春情转写远谪索居,形体瘦损,不复有以往对酒当歌之情,转折有致,词情哀怨。歇拍“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二句,人情艳情,孤情凄情,蕴藉含蓄,耐人寻味。
下片抒发由昔而今的生活之情。换头直点昔日西池宴集,以“鸩鹭同飞盖”描写其盛况。比喻形象,用语简明,隐含着不能忘怀的情味。“携手处”以下四句,又由昔而今,由喜而悲,景物依旧,诸友却已飘泊云散。委婉曲折,缠宛凄侧。结尾“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再由眼前想到今后。“飞红万点”是春归的自然写照,“愁如海”却新奇绝妙。这两句既是惜春春去,又是对前途的无望。
此词在内容上由春景春情引发,由昔而今由今而昔,由喜而悲,由悲而怨,把政治上的不幸和爱情上的失意融为一体,集中抒发了贬徙之痛,飘零之苦。在艺术上一波三折,一唱三叹,蕴藉含蓄,感人肺腑;以景结情,境界深远,余味无穷。
新旧党争,损害的不只秦观一人,所以此词抒发的感情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的,苏轼、黄庭坚、孔平仲、李之仪等人都有和词存今,可见对“元祜党人”震动之大,感触之深。
词中所体现的情感极为悲伤,充分体现这位“古之伤心人”(冯煦语)的性格特征。即:当他身处逆境之时,往往不能自拔,无法像苏轼那样,善于自我解脱,而是自叹、自伤,一往而深,直至于死。所以,当他的朋友看到这首词的时候,即担心其“不久于世”(后作者逝于五年后)。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独具善感“词心”的体现。
前两句写瘦马驮诗的悲苦以及人不如鸟的羁旅情怀。“瘦马驮诗天一涯,倦鸟呼愁村数家。”这是一首羁旅之曲,开头引李贺典,李贺年少多才,郁郁不得志,只得将短暂的一生心血付予苦吟。“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的乔吉以李贺自况,不是偶然的。所以,只“瘦马驮诗”四字就足以想见其悲苦了,何况此刻又在远离故土的旅途之中。而且那“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景象,早就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可以说这开头的七个字,已将特定的身世、具体的处境,全都包容了。第二句与上句相对,作者通过“倦”“愁”二字。移情入景,巧妙地抒发了人不如鸟的羁旅愁怀。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鸟倦飞而知还”一句,可视为此曲之典所出。再说,不管此鸟是不是归鸟,在浪子心目中,依然可能把它视为一只归鸟。所以倦鸟之愁,无疑代表了浪子之愁,这是一种间接抒情的手法。
后两句言匆匆春去,岁月蹉跎,游子恋乡,身世凄凉。“扑头飞柳花,与人添鬓华。”远方浪子进而看到不远处的人家,这必定更勾起了他“吾乡似此乡,此乡非吾乡”的羁旅思乡之怀。至此作者已百感交集,不料更有那不懂事的柳花,竟然飞上作者的头发,使得头上的白发显得更多了。此处不直言头发之白,而借柳絮言之,可谓妙笔。作者白发从何而来,当然是羁旅之挫和思乡之念所致。全曲从瘦马入笔,至柳絮收笔,不直接写人,而已将人的羁旅之愁写得入木三分,刻骨铭心。
此曲在结构方面也有其特点。它以三个主要自然意象作线,每个自然意象引出一系列人文意象,这样贯穿起来,构成全文的网络。这三个自然意象是瘦马、倦鸟、柳花。它们依次引出相关人文意象:瘦马引出的意象有诗、天涯;倦鸟引出的意象有愁、村;柳花引出的意象有人、鬓华。这种结构方式可以实现意象自然舒展、材料形散实聚、结构简明有序的艺术效果。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