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离别是人生总要遭遇的内容，伤离伤别也是人们的普遍情感。江淹的《别赋》择取离别的七种类型摹写离愁别绪，有代表性，并曲折地映射出南北朝时战乱频繁、聚散不定的社会状况。其题材和主旨在六朝抒情小赋中堪称新颖别致。

　　文章眉目清晰，次序井然。其结构类似议论文，开宗明义，点出题目，列出论点：“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首段总起，泛写人生离别之悲，”黯然销魂“四字为全文抒情定下基调。中间七段分别描摹富贵之别、侠客之别、从军之别、绝国之别、夫妻之别、方外之别、情侣之别，以“别虽一绪，事乃万族”铺陈各种别离的情状，写特定人物同中有异的别离之情。末段则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的打破时空的方法进行概括总结，在以悲为美的艺术境界中，概括出人类别离的共有感情。其结构又似乐曲中的ABA形式，首尾呼应，以突出主旨。

　　《别赋》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借环境描写和气氛渲染以刻画人的心理感受。作者善于对生活进行观察、概括，提炼，择取不同的场所、时序、景物来烘托、刻画人的情感活动，铺张而不厌其详，夸饰而不失其真，酣畅淋漓，信然能引发共鸣，而领悟”悲“之所以为美。作者对各类特殊的离别情境，根据其各自特点，突出描写某一侧面，表现富有特征的离情。作者力求写出不同离怨的不同特征，不仅事不同，而且情不同，境不同，因而读来不雷同，不重复，各有一种滋味，也有不同启迪。

　　善于抓住特征，善于选择素材，还必须有相应的语言技巧，方可描写出色。《别赋》的文饰骈俪整饬，但却未流入宫体赋之靡丽，亦不同于汉大赋的堆砌，清新流丽，充满诗情画意。尤其是”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等名句，如溪流山中，着落预判，千古传诵。

　　本文主要论述了法治应当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一观点，认为实际的权势比形式的仁义更有效力，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

　　作者首先通过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而产生的不同办法来说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其目的在于批驳儒家学者“法先王”的保守主张，作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还用了举例论证法和分析论证法列出上古有巢氏、燧人氏因发明创造之功而被推举为王，中古之世大禹因治水之功而被推举为王，近古之世汤、武因征伐桀、纣之功而称王这样的历史事实，论证出“为新圣笑矣”的原因和结果，这就推论出当代的“新圣”改革的必要性，从而得出本段的论点：“不期修古”。然后用比喻论证法加以论证。

　　作者还从经济方面分析古今之不同。他在文中提出了人口发展的问题，再举出两个例子对比证明古代天子是为了躲避“监门之养”和“臣虏之劳”;今天的县令之所以不让其位是因为可以使“子孙累世絜驾”。又说古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人们的争夺，不是因为小气，只是因为财物太少。以此证明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做，不是品德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而是因为权势太重。

　　接着，作者列举了历史故事并加以论证。为论证论点“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他举出“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国”的事例，正反对比，说明“世异则事异”。又列举另一个历史故事加以论证：“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得出结论“事异则备变”。

　　最后，作者总结：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纵横家们、游侠刺客、逃避兵役的人、工商业者这五种人，他们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因此，作者的重点在于“当今争于力气”。这是法家的重要主张，即重视耕、战，加强国力，以武力征服天下。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对于儒家思想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未免失之偏颇。儒家思想也有好的地方，要不然，它也不会在中国两千多年里都一直处于思想的统治地位。作者看到了法治与儒家伦理道德之间出现的矛盾，这是对的。但是作者却不懂得吸收百家之言的合理因素，协调“法”与社会普遍意识的关系，而对法家以外的意识，一律加以排斥，这一个很片面的观念。还有一点，就是作者对工、商之民的错误认识。他认为这两种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实在是一种片面而偏激的看法。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获得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使得工商之民活跃于历史舞台上，这是人类社会向更文明时代前进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对工商之民持以完全否定态度，这是很错误的。

　　本文的写作特色是作者善于从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中得出结论。他的议论分析具体，论证充分。为了阐述一个观点，他用了大量的论据，并做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例如对上古的社会情况，对尧和禹的生活的艰辛等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评述。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采用设喻取譬的方法，这不仅可以阐明观点，还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