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用抒情主人公直抒胸臆的形式写出的，表现了东汉末年大动乱时期一部分生活充裕、但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颓废思想的悲凉心态。
东汉京城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东面三门，靠北的叫“上东门”。郭，外城。汉代沿袭旧俗，死人多葬于郭北。洛阳城北的邶山，但是丛葬之地；诗中的“郭北墓”，正指邙山墓群。主人公驱车出了上东门，遥望城北，看见邙山墓地的树木，不禁悲从中来，便用“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两句写所见、抒所感。“萧萧”是树叶声。主人公停车于上东门外，距北邙墓地还有一段路程，当不能听见墓上白杨的萧萧声。杨叶之所以萧萧作响，乃是长风摇荡的结果；而风撼杨枝、万叶翻动的情状，却是可以远远望见的。望其形，想其声，形成通感，便将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合二而一了。还有一层：这位主人公，本来是住在洛阳城里的，并没有事，却偏偏要出城，又偏偏出上东门，一出城门便“遥望郭北墓”，见得他早就从消极方面思考生命的归宿问题，心绪很悲凉。因而当他望见白杨与松柏，首先是移情入景，接着又触景生情。“萧萧”前用“何”（多么）作状语，其感情色彩非常强烈。写“松柏”的一句似较平淡，然而只有富贵人墓前才有广阔的墓道，如今“夹广路”者只有松柏，其萧琴景象也依稀可想。于是由墓上的树木想到墓下的死人，用整整十句诗诉说：
人死去就像堕入漫漫长夜，沉睡于黄泉之下，千年万年，再也无法醒来。春夏秋冬，流转无穷；而人的一生，却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晒就消失了。人生好像旅客寄宿，匆匆一夜，就走出店门，一去不返。人的寿命，并不像金子石头那样坚牢，经不起多少跌撞。岁去年来，更相替代，千所万岁，往复不已；即便是圣人贤人，也无法超越，长生不老。
在道家经典中，“人生如寄”是个比喻，比喻生是暂时的，就像旅途返归家乡；而道是永恒的，就像自己家。道家认为天地万物不过是一气之转变，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故《尸子》引《老莱子》说：“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同归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人生也少矣，而岁往之亦速矣。”《列子》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庄子》说：“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是佛教的轮回思想。实际上，这种说法旨在论证道家的生死齐一，属于“齐物”思想，与《庄子·知北游篇》所说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相似，道家生化说属于纯粹的万物生化论，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
这里，诗人很细致地论说了人生免不了一死的自然规律，而且无论是谁，结果都是一样的。这样，为进一步说明那些“服食求神仙”想长生而不可得奠定了基础。
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在当时，很盛行炼丹问药而求不死的风气。对此，诗人却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四句是说，服丹药，求神仙，也没法长生不死的。既然如此，还不如饮美酒，穿绸缎，图个眼前快活，快快乐乐走过短暂的一生。这里，表面看来，诗人对生命的短促产生了怅惘之情。其实，诗人对人生如寄的悲叹，除了表现当时知识分子颓废的思想，以及悲凉心态外，也隐含着对生命的热爱。诗人之所以这样说，不但是一种激愤，也是一种无奈。
《郑风·将仲子》所表现的，便正是一位青年女子在春秋时期社会舆论压迫下的畏惧、矛盾心理。首章开口即是突兀而发的呼告之语：“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这呼告初听令人摸不着头脑，细细品味又不免莞尔而笑：诗行中分明透露着，有一对青年男女正要私下相会。热恋中的男子（仲子）大约有点情急，竞提出了要翻墙过园前来相会的方案。这可把女子吓坏了，须知“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是要遭父母、国人轻贱和斥骂的；她想：“倘若心上人也如此鲁莽，可教我把脸儿往哪里搁？”于是便有了开章那三句的突发呼告。这呼告是温婉的，一个“将”（愿）字，正传达着女子心间的几多情意；但它又是坚决的，那两个“无”（不要）字，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读者读得再深入些，当还能想见女主人公此刻因惶急而变得苍白的面容，还有“仲子”那因被拒绝而失望的神情。
这失望也为女主人公感觉到了，诗中由此跳出了一节绝妙的内心表白：“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前一句反问问得蹊跷，正显出了女主人公的细心处，她唯恐“无折我树杞”的求告，会被心上人误会，故又赶紧声明：“岂敢爱之？畏我父母。”——我不是吝惜杞树，我只是怕我父母知道；因此虽然爱着你，却不能让你翻墙折杞前来，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这番对心上人作解释的自白，一个“畏”字，吐露着她对父母的斥责，竟是如何的胆战心惊。这样一来，仲子却也不是完全绝望。“仲可怀也”三句表明，可怜的女主人公在担心之余，毕竟又给了心上人以温言软语的安慰：“我实在是天天想着你呀，只是父母的斥骂，也实在让我害怕呀……”话语絮絮、口角传情，似乎是安慰，又似乎是求助，活脱脱画出了热恋中少女那既痴情、又担忧的情态。
第二、三两章初看只是对首章的重复，其实却是情意抒写上的层层递进。从女主人公呼告的“无逾我里”，到“无逾我墙”、“无逾我园”，可推测她那热恋中的“仲子”，已怎样不顾一切地翻墙逾园、越来越近。但男子可以鲁莽行动，女子却受不了为人轻贱的闲话。所以女主人公的畏惧也随之扩展，由“畏我父母”至于“畏我诸兄”，最后“畏”到左邻右舍的“人之多言”。让人觉得那似乎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家庭一直布向社会，谁也无法挣得脱它。这就是不准青年男女恋爱、私会的礼法之网，它经了“父母”、“诸兄”和“人之多言”的重重围裹，已变得多么森严和可怕。由此品味女主人公的呼告之语，也难怪一次比一次显得急切和焦灼了——她实在孤立无助，难于面对这众口嚣嚣的舆论压力。
字面上只见女主人公的告求和疑惧，诗行中却历历可见“仲子”的神情音容：那试图逾墙来会的鲁莽，那被劝止引发的不快，以及唯恐惊动父母、兄弟、邻居的犹豫，连同女主人公既爱又怕的情态，俱可于诗中得之。中国古代诗论，特别推重诗的“情中景”“景中情”，《将仲子》所创造的，正是这种情中见景的高妙诗境。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这是一首悼亡诗。诗的首联写诗人心绪不佳，无心参与宴饮。颔联承上，说室内空寂，绝无人迹。颈联写王氏去世后，留下幼小的儿女，深为哀悯怜念。尾联通过描绘凄冷黑暗的环境，凸现出自己内心的痛苦。这首诗语言平易，却蕴含丰富情感。
“谢傅门庭旧末行，今朝歌管属檀郎。”两句是说，过去我在王家门庭之中，曾忝居诸子婿行列之末，参与过家庭的宴会，而今天的歌吹宴饮之乐，却只能属于韩瞻了。李商隐娶的是王茂元的幼女，故谦称“末行”。不过他最得茂元的喜爱。如果说，“旧末行”的身份所引起的是对往昔翁婿夫妇间家庭温馨气氛怅然若失的怀想，那么，“今朝歌管”所带给诗人的就只有无边的孤孑与凄凉了。“歌管属檀郎”，“属”字惨然。诗人感到，自己与家庭宴饮之乐已经永远断绝了。
颔联“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顶上“歌管属檀郎”，掉笔正面抒写悼亡。对句化用潘岳《悼亡诗》“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句意。两句以重帘垂地、长簟竟床和清尘厚积来渲染室空人亡、睹物思人。这原是悼亡诗中常用的手法和常有的意境，但此处却不给人以蹈袭陈旧之感，写得别具新意，极富神韵。诗人在恍惚中，感到妻子还在室内，不觉寻寻觅觅，下意识地到处搜寻那熟悉的身影，却发现已是人迹消逝的空房，不禁发出“更无人处”的悲伤叹息。正在这时，眼光无意中落到悄然垂地的重帘上，若有所失。看到床上积满了灰尘，过去拂拭，但定睛一看，但却是一张除了铺满的长席之外别无所有的空床。这后一个举动，不但突出了诗人目击长簟竟床时的惊悸之感，而且表现了诗人面对空床委尘而不忍拂拭的心理，似乎那会拂去对亡妻的亲切回忆。句首的“欲”字，正传出这种欲拂而未能的意态。
颈联“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写幼女稚子深堪悯念。这里分别以“嵇氏幼男”、“左家娇女”借指自己的幼子衮师和女儿。失去母亲怜爱的孩子是可怜的，自己孑然一身，在寂寞凄凉中稍感慰藉的，也只有幼男娇女，身在幽冥的妻子，想必更加系念留在人间的幼男娇女，经受着幽显隔绝无缘重见的痛苦，两句又好象是对幽冥中的妻子所作的郑重表白和深情安慰。怜念子女、自伤孤孑、悼念亡妻，这几方面的感情内容都不露痕迹地表达出来了。
尾联“愁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在秋雨西风、漫漫长夜的背景下进一步抒写因悼念亡妻而触发的深长而复杂的内心痛苦。李商隐一生的悲剧遭遇和他的婚姻密切相关。由于他娶了王茂元的女儿，遭到朋党势力的忌恨，从此在仕途上坎坷曲折。这种遭遇使得诗人的婚姻笼罩着一层悲剧的阴影，造成他心灵上深刻的创伤和无法解脱的痛苦。如今王氏虽已去世，这种悲剧阴影仍在继续。绵绵秋雨，万里西风，茫茫长夜，包围着他的是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凄冷和黑暗，内心的痛苦也和这绵延不绝的秋雨一样无法排遣，和这茫茫长夜一样未有穷期。“西风”而说“万里”，“夜”而说“正长”，都写出了在黑暗的夜晚，外界环境作用于诗人的听觉、感觉所引起的感受。
这首诗对亡妻的悼念深情与其对身世的自伤融为一体，和盘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