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所写紫李黄瓜的乡村风光,与乌纱白葛道衣装束的诗人,搭配成一幅色彩清丽、情调脱俗的图画。而野寺的幽静清凉正宜于病中的诗人休息,于是诗人由此深深体悟了因病得闲的妙处,并借佛祖故事表明,此心安处是医治一切身体与灵魂创伤的良方。末二句归结到和僧侣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以见诗人自己已经“近道”的内心境界。全诗写景有味,蕴含着更深的哲理。
诗的开头写到祖塔院去的村路景物和作者的服饰。在村路上看到紫李黄瓜的色彩和香味,作者戴着乌纱帽、穿着白葛衣,感觉凉快。《冷斋夜话》称:“哲宗间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朝章是上朝穿的官服,道衣是民间有道者穿的便服,较为凉快。接下来写到了祖塔院,那是在野地里的寺庙,故称“野寺”。作者在病中,所以在寺里闭门靠枕,就入梦乡了。当时是夏天,所以开着轩窗迎风,称“风轩”;因为入梦的时间较长,所以醒来看到窗外的松阴转移了。这一联写在寺中的情景。
作者在杭州做通判,与知州共理政事,平时不可能到庙里去游息。所以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因为有病,所以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有了病,安心就是药,不用再求药方了。佛家认为,人求安心在于自己,自己认为心安了就是,不用外求。作者更认为只要自己能安心就能治病,不用再求药方了,结尾联系虎跑泉,说和尚借给匏瓢,供他自由自在地喝泉水。
这首诗的构思,先写到寺前的路上景物,联系诗人自己的装束。次写到寺后的情景,结合诗人病中情事,再跟祖塔院的祖师慧可联系,从慧可询问安心的方法想到诗人自己的病。诗人把院僧同自己联系,归结到虎跑寺的泉水。这样的结构,容易形成一种可供后人摹仿的写诗样式。纪昀指出,苏轼这首诗“易于摹仿”,说明他的写法,按照游祖塔院的经过来写,可以供后人取法。钱钟书《宋诗选注》说,陆游除爱国诗外,还有“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纪昀讲“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就指这一方面的诗,苏轼这首诗正是例证。它的艺术特色,就是闲适细腻,像“因病得闲”,“歌枕客梦”,“松阴转”,“安心是药”等等都是。纪昀的批注指出,“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钱钟书又指出:“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就苏轼这首诗而言,虽然容易让后人摹仿,但它从生活中来,也是创造。后人摹仿这样的写法,这是后人的事,对苏轼来说却是他自己的创造。
此诗的首联追忆荆轲在易水边别燕太子丹及众宾客、决死入秦时的情景;颔联言荆轲刺秦王事败而殉身,自谓可以报答太子却不忍见田光之灵;颈联写荆轲的大无畏气概受到古今之人的赞颂和景仰;尾联言荆轲刺秦之举虽未遂,然已感天动地。这首咏怀之作格调高昂,毫无迟暮、悲凉之感;用典自然圆熟,无斧凿别,联想奇特。
“水边歌罢酒千行,生戴吾头人虎狼。”两句概括易水悲歌送别,写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为从当时情势看,荆轲无论行刺成功与否决无生还之理,所以易水之歌自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不还却义无反顾,所以为壮士。段秀实入郭晞乱军中自言“吾戴吾头来矣”,戴头就用这个典故。这两句写荆轲出发时的英雄气概,是扬。
“力尽自堪酬太子,魂归何忍见田光?”两句概括荆轲的失败,有无限惋惜之情,好像辜负了田光的举荐。以上四句写当日情事,先扬后抑。
“英雄祖饯当年泪,过客衣冠此日霜。”一句写当时,遥应“水边歌罢”的祖饯场面;一句写今天,衣冠上被霜沾白了,使人想象当时“白衣冠送之”的场面,今天的霜源于当年之白。
“匕首无灵公莫恨,乱山终古刺咸阳。”这两句安慰荆轲,却是前人所未道,特别是结句非常聪明,把当地的山形和荆轲事迹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好像山川有灵,都像荆轲刺秦王一样刺向咸阳。写荆轲的失败前人都是叹惜剑术之疏,认为是千古恨事,袁枚却从另一角度来安慰荆轲,因为“乱山终古刺咸阳”,足以弥补“匕首无灵”的失败。这首诗概括古事简练形象,把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一结尤其出人意表,在前期七律中是较好的作品。
《荆卿里》是袁枚诗歌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一首。他在这首诗里倾注了自己诚挚的感情,用寥寥数语,为读者勾勒出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是为报王恩,视死如归的英雄荆柯的形象;另一个则是诗人本人。前者通过“生戴吾头入虎狼”和“魂归何忍见田光”的白描手法的刻面,荆柯的性格骤然成形;匕首无灵人有情,虽然事败人殁,但荆柯的伟大精神却与日月同辉,永耀后人。作者论人不论事,主张精神至上的性格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