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赋》是一支明快的春之圆舞曲,又是一幅绚丽的春之游乐图。描写了统治阶级春游时的狂欢极乐,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全赋以大量的典故与轻靡的情思来表现对春天的赞美,辞藻绚丽,对仗工整,充分表现了六朝的绮靡文风。
此赋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当然,在这篇赋中是找不到人民的艺术形象的。它所描写的是统治者和宫妃们在“春苑”中的欢乐情景和热闹场面。但衡量作品,并不能因为描写的对象是统治者和宫妃,就否定它有反映现实的价值。作品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大于作家的写作意图的。只要把它和作者《哀江南赋》的“于时朝野欢娱”一段并读,就能体会到它很艺术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的太平景象了。
这篇《春赋》篇幅虽小,却通篇都是对偶,称之为他的前期代表作,从文学上看也是当之无愧的。庾信不仅在赋和诗中经常使用对偶,就是在碑文中也是习惯于用对偶的。对偶对庾信来说是语言习惯,是常用的语言模式,成了他的语言风格的一部分。《春赋》是由三十一个对偶组成的。从头到尾无一不是对偶。其中只有一联,在形式上可以不算对偶。“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其实这也可以算做宽式对偶,是明显对称的。同时,此赋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包括比喻、夸张、比拟、映衬等,用典尤其多,共有十一个典故。其中开头十二句就用了八个典故。
“赋”的本义是敷陈其事。作为文体,则是要“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庾信的这篇赋偏于写景,耽于逸乐,夸饰宫廷生活,无非为帝王的游赏助兴,其志趣无可称道。所可称道者,在于铺采摘文的手段,选声炼色的造诣。就造句形式上说,开头与结尾处多七言句,声律近于诗,正所谓启唐人七古之先鞭。末段五、七言句相杂成文,婉转流利,风情翘秀。至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二句,不但属对精绝,而且刻画微妙。后来,初唐的王勃效仿庾信的《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句,在《滕王阁序》中造句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就描摹声色上说,《春赋》亦不乏秀句。如“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下笔轻灵,形象宛在;“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自然流出,却有无尽情致。又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读之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令人心醉目眩。庾信的早年赋作多事白描,此赋亦然。但是,白描中溢光流彩,绮靡宕逸,这正是庾信远俗独到之处。
这首词借青春和爱情的消失,感慨美好生活的无常,细腻含蓄而婉转地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情感。这是一首优美动人而有寓有深意的词作,为晏殊词的另类作品。
起句“燕鸿过后莺归去”写春光消逝:燕子春天自南方来,鸿雁春天往北方飞,黄莺逢春而鸣,这些禽鸟按季节该来的来了,该去的也去了,那春光也来过又走了。这里写的是莺语燕飞的春归时候,恰逢莺燕都稀,更觉怅惘。“莺燕”,兼以喻人,春光易逝,美人相继散去,美好的年华与美好的爱情都不能长保,怎不让人感慨万千。“细算浮生千万绪”一句从客观转到主观,说对着上述现象,千头万绪,细细盘算,使人不能不正视的,正是人生若水面浮萍之暂起,这两句前后相承,又很自然地引出下面两句:“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这两句改用白居易《花非花》词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但旨意不同。作者此处写的是对于整个人生问题的思考,他把美好的年华、爱情与春梦的短长相比较,把亲爱的人的聚难散易与秋云的留、逝相对照,内涵广阔,感慨深沉。
下片“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两句写失去美好爱情的旧事,是对上片感慨的具体申述,又是产生上片感慨的主要因素,这样使上下片的关系交互钩连,自然过渡。“闻琴”,指汉代的卓文君,她闻司马相如弹琴而爱慕他:“解佩”,指传说中的神女,曾解玉佩赠给情人。这两句是说象卓文君、神女这样的神仙伴侣要离开,挽断她们的罗衣也无法留住。随后作者激动地呼出:“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意思是劝人要趁好花尚开的时候,花间痛饮消愁。这是受到重大刺激的反应,是对失去美与爱的更大的痛心。联系晏殊的生平来看,他写这件事,应该是别有寄托,非真写男女诀别。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晏殊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握军政大权。其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为谏官,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可惜宋仁宗不能果断明察,又听信反对派的攻击之言,则韩琦先被放出为外官,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也相继外放,晏殊则罢相。对于贤才相继离开朝廷,晏殊不能不痛心,他把他们的被贬,比作“挽断罗衣”而留不住的“神仙侣”。不宜“独醒”、只宜“烂醉”,当是一种愤慨之声。
此词化用前人的诗句,信手拈来,自然贴切。词中的复杂的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襟怀。
在同时的朋辈诗人中,韩愈推重的莫过于孟郊,他曾称赞道:“及其孟郊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盛赞其艺术构思之精巧。艺术构思是很重要的,有时决定着创作的成败。比如说写女子相思的痴情,这该是古典诗歌最普遍最常见的主题了,然而,艺术构思不同,诗的风貌也不同。薛维翰《闺怨》:“美人怨何深,含情倚金阁。不笑不复语,珠泪纷纷落”。此诗以落泪写怨情之苦,构思平平。李白笔下的女子就不同了:“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长相思》)这首诗也写掉泪,却说希望丈夫回来看一看以验证自己相思的情深(全不想到那人果能回时“我”将破涕为笑,不可能有泪如泉),这傻话正写出十分的情痴。但据说李白的夫人看了这诗却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致使“太白爽然若失”(见《柳亭诗话》)。因为武后已有同样的构思在先,李白的诗句尚未能出其左右。孟郊似乎存心要与前人争胜毫厘,写下了这样一首构思更为奇特的“怨诗”。
此诗写的是一位女子对远游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诗人既没有叙写思妇独守空房的凄凉感受,也没有刻画她零泪叹息的忧伤情貌,而是通过女主人公一种新奇的设想来完成主题的表达。全诗在艺术构思上独辟蹊径,用“芙蓉花”被泪水浸死的假想之词将闺中怨妇的哀怨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此诗女子要求与丈夫(她认定他也在苦苦相思)来一个两地比试,以测定谁的相思更深。相思之情,是看不见,摸不着,没大小,没体积,没有形象的东西,测定起来还真不容易。可女子想出的比试的法儿是十分奇妙,十分匪夷所思的。她要试着把他们两个人的眼泪,各自滴在莲花池中,看一看今夏美丽的莲花,将为谁的泪水浸死。在她心目中看来,谁的泪更多,谁的泪更苦涩,莲花就将“为谁”而“死”。那么,谁的相思之情更深,自然也就测定出来了。这是无比傻气的话,又是无比天真可爱的话。池中有泪,花亦为之死,其情之深真可“泣鬼神”了。这一构思使相思之情具象化。那出污泥不染的莲花,将成为它可靠的见证。李白诗云:“昔日芙蓉花,今为断肠草”,可见“芙蓉”对相思的女子,亦有象征意味。这就是形象思维。但不是痴心人儿,就想象不出。可见孟郊真是“刿目鉥心”、“掐擢胃肾”而为诗了,这显示了其奇绝的想象力,也说明韩愈的品藻是孟诗之的评。
“换你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顾敻《诉衷情》)自是透骨情话。孟郊《怨诗》似乎也说着同一个意思,表达着同一伤痴情,但他没有以直接的情语出之,而假景语以行。然而“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这样写来更饶有回味。其艺术构思不但是独到的,也是成功的。诗的用韵上也很考究,它没有按通常那样采用平调,而用了细微的上声“纸”韵相叶,这对于表达低抑深思的感情十分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