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十九。下面是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刘逸生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诗是张说在校书郎任内出使西川时写的,虽只寥寥二十字,却颇能看出他写诗的技巧和才华。
一个接受任务到远地办事的人,总是怀着对亲人的眷恋,一到目的地,就掐指盘算着回归的日期,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但张说能把这种幽隐的心情“发而为诗”,而且压缩在两句话里,却不简单。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客心”是旅外游子之心,“争日月”,象同时间进行一场争夺战。这“争”字实在写得好,把处在这种地位的游子的心情充分表露出来了。“来往预期程”,是申说自己所以“争日月”的缘故。公府的事都有个时间规定,那就要事先进行准备,作出计划,所以说是“预”。十个字把诗人当时面临的客观情况,心里的筹划、掂量,都写进去了,简炼明白,手法很高明。
这十个字又是下文的伏笔。本来使蜀的日程安排是十分紧凑的,然而诗人回归之心更急切,他要力争按时回洛阳。他是洛阳人,在洛阳有家,预期回归,与家人团聚。
下文忽然来个大转折:“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不料情况突变,原定秋前赶回洛阳的希望落空了。游子之心,当然怅惘。然而诗人却有意把人的感情隐去,绕开一笔,埋怨起秋风来了:这秋风呵,也是够无情的,它就不肯等我一等,径自先回洛阳城去了。
这一笔,妙在避开了率直无味的毛病,而且把人格化了的秋风形容为“无情的秋风”。这秋风先至,自然要引起许多烦恼。可以试想,秋风一至洛阳,亲人们必然要翘首企盼;而自己未能如约的苦衷就更不用说了。淡淡一笔,情致隽永深厚。
在这里,诗人到底是埋怨秋风,还是抒发心中的烦恼?诗中没有明说,颇费人寻绎,正是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不过可以想见,诗人对于这次情况的突然变化,确实感到意外,或有点不满,不过他用的是“含蓄”的语言罢了。
张说早些时就写过一首《被使在蜀》诗:“即今三伏尽,尚自在临邛。归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归期定在秋月,即此诗所谓“预期程”。不料时届秋令,秋风已起,比诗人“先至洛阳城”,他却落后了,即诗题所谓“后期”。秋风本是按时而起,无所谓“先”;只因诗人归期“后”了,便显出秋风的“先”来。两首合看,于诗中的情味当有更深的体会。
这首诗的首句描绘露筋祠中女神的塑像,后三句写祠外风光,湖云烟树,月堕风轻,白莲吐芳,烘托了女神像的圣洁。诗人通过景物描写,寄寓着自己对所敬仰和所爱慕的热情的赞颂。整篇诗的境界清远,诗味含蓄,想象空灵,语言秀丽。
前人书中曾记载,露筋祠中的“圣女”,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姑。但在诗中,她被描绘成雍容华贵的贵族小姐。他的这种脱离实际的写法,当时有人颇不以为然。然而王士祯有自己独特的构想,他认为诗中的“圣女”代表着最纯洁、最高贵、最美好的心灵,是最圣洁的女神的化身,因而他加之以“翠羽明珰”,也不过类似“此花端合在瑶池”的用意。
不仅如此,在“翠羽明珰”之后,诗人又把她置身于“湖云祠树碧于烟”的环境中,祠的四周绿树葱茏,湖波苍苍,湖云茫茫。这一切如烟如雾,将露筋祠烘托得缥缈而神秘,犹如仙境,而这位露筋“圣女”俨然为瑶池仙子了。
按常理,在交代了祠庙和祠神后,接着便写自己的观感。而作者似乎完全忘记了主题,顾左右而言他,“行人系缆月初坠,门外野风开白莲。”在月亮刚落的拂晓时分,诗人的船停靠在高邮湖畔露筋祠前,野风习习吹来,给人带来一阵阵盛开的白色荷花的缕缕馨香,沁人心脾。这“门外野风开白莲”与门内“翠羽明珰”看起来二者并不相关,然而细细辨析,韵味悠然。莲花在传统审美意识中,一向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象征,白莲更显示着一种洁白无瑕的品格,睹花思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近在咫尺的露筋祠内那位圣洁女神。这野风中的白莲就是圣洁女神的化身。但诗人没有讲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将“圣女”的人格美与白莲的风神美两相映衬,读者自然心领神会。
王士祯是清代诗坛神韵派大师,论诗标榜“神韵”,认为作诗须达到境界缥缈淡远、意味空灵含蓄,避免实指,露人工雕琢痕迹要在自然,具有风调之美。而其作诗要诀则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首《再过露筋祠》,正充分体现了上述这些特点和要求。就以此诗来说,诗中的人,是诗人想像中的缥缈天仙;诗中的“野风开白莲”,也未必是当时当地实有的景物。因为王士祯追求的是“空灵”诗中的情和景,都是凭“兴会神到”时的灵感所得,不必去一一坐实的。
这首诗从陈后主宫中的屏风引发开来。前八句为第一段,紧扣陈后主的屏风而写对社会变迁无常的感慨;后八句为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的感慨。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世事变化无常,迅速如早晚变换,无常如浮萍漂流。“朝暮”一本作“朝露”。朝露这个晶莹的、转瞬即逝的形象,过去常用来比喻人生的短促。汉乐府古歌《薤露》、曹操的《短歌行》中,都曾经出现过。浮萍这个飘忽不定的形象,过去则常用来比喻人生的流离漂泊。作者把这两个习见的形象,转用来比喻抽象的“盛衰”和“世道”,指出:人世间的一切,皆是短暂的、变化无常的。这一带有哲理性的概括,把历史、社会、人生皆包括在内了。作为女性的创作,起笔如此开阔,是不多见的。可见大义公主个人经历的复杂,以及她所眼见的社会变故的剧烈。她的一生遭遇,在感情上是沉重的,且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只能将一切归委与世事本身的变迁无常。既然人世是变迁无常的,那么从逻辑上而言,盛衰乃是不断更迭的现象。但作者所注重的,只是“衰”,是人间幸福的毁灭。因此接着两句,转为“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池台”是“荣华”的标志。荣华难守,是世道变迁的趋势;池台终平,是世道变迁的结局。当然,“平”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的。旧的皇家建筑不一定被毁坏,而常常是改换了主人。但对于旧主人而言,这也意味着“平”。过去的已经过去,人们常常这样安慰自己。但这是没有力量的,因为一切过去的变迁,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现在和未来。姓宇文的“千金公主”也变成了姓杨的“大义公主”了,而杨家的王朝不可能像宇文氏的王朝与她同样血肉相连、可信可靠。因此纵然作者从世道无常的哲学命题出发解释了荣华难守的事实,内心对往昔仍抱着无限的怀念与眷恋。当然,诗还是从陈后主的屏风来着笔:“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陈后主的富贵生活,已然被隋文帝扫荡一空了,他本人亦做了囚徒,而在这屏风上,却徒然留下了往昔富贵生活的影子。对大义公主本人而言,她想到的是北周。画中的景象,仿佛就是她往昔梦痕。接着两句,写得非常巧妙。“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这里面有有多层内涵。第一层,是把画中人和现实中的人合成一体来写。画中边饮酒作乐,边欣赏歌舞的贵人,仿佛是昔日陈后主以及侍臣们。这些囚徒,只是以泪洗面,苟延残喘罢了。第二层,是用陈后主以及其侍臣的命运,影射北周的王公贵族。第三层,则是把自己也涵盖在内,作为亡国的公主,同样是杯酒无乐,不复有弦歌之声。
以上八句,构成全诗的第一阶段。在字面上,这一段完全是扣紧陈后主的屏风而来,但深沉内涵,则完全是感慨北周的覆亡。由于大义公主当时的身份与地位,她无法直接表达对北周王朝的哀悼,只好把陈王朝兴亡的感慨,上升至对于人类社会变迁无常的概括,而将哀悼北周王朝的情感,寄托于哀婉曲折的词语之间。
后八句是全诗的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之感。“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廷”二句写出个人命运的急剧变化。宇文氏本属鲜卑族,但入主中原后,接受华夏传统文化,汉化程度日深,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而视突厥为野蛮民族,即所谓“虏”。当公主居住在洛阳王宫中时,不但生活安逸,而且每日与亲朋相聚,或诗酒高会,或游园赏春,人生是那样无忧无虑。一旦担负起沉重的政治使命,出嫁突厥可汗,处于完全陌生的人群和文化中,她的不幸感和孤独感,已经是很难承受了。但毕竟,还有一个北周王朝在支撑着她,保证了她在突厥的地位。及至北周为隋所灭,这一点支撑也失去了。尽管杨坚赐给她隋宗室“大义公主”的名义,但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没有多少可靠的成分。事实上,当杨坚不再需要大义公主时,对她便毫不留情;突厥可汗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也绝不顾惜她的生命。她好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荡在狂恶的风云中,失去了把握自己命运的任何希望。在这样的处境中,“一朝睹成败”,由陈想到周,她不能不“怀抱忽纵横”。但一个女子,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她只能安慰自己:“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这里是重新回复到开头的哲学命题:自古以来,人世间就充满了变换,一切荣华富贵,都难以久保,并不是我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既然如此,又何必多说。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然而,如果说历史的变迁是不可抵抗的,远嫁突厥,都纯粹是自己的个人遭遇。自己本来也刻意嫁一个普通男子,即便在王朝覆灭之后,也未必不能过一般百姓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所以最后归结到“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这里似乎是从邦国覆灭的不幸中摆脱出来,而仅剩下远嫁异域的不幸,其实并不是。正因为北周王朝覆灭了,她作为亡国的公主,孤独地生活在异域,远嫁的不幸更显得沉重。她的不幸,依然是双重的。也有人认为末二句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以远嫁突厥,而疏远了北周宗室宗族之情。
皇家的公主,在常人看来,总是享尽荣华,一生幸福。其实,由于她们的命运与政治的需要、政权的兴衰联系太紧,有时比普通百姓的女儿更难把握自己。全诗表面上是凭吊陈朝之亡,实际上是在怀念故国北周为隋所灭,己身流落“虏庭”,作者睹物伤怀,慨叹万分,大有昭君远嫁之哀。此诗感情深沉,在哀婉曲折之中透有清绮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