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评论幽僻清冷的诗歌风格。大凡万古言情之作,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抚写境象,也凄凉如山鬼的零泪。前二句泛叙古今悲情,构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认为这两句是在说李贺,因李贺诗中常有“秋虫”、“山鬼”的意象;也有认为指李贺、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虫”自喻。这两句可解释为泛说全体这类相似风格的诗人。 孟郊、李贺都穷愁不遇,作诗都好苦吟,诗风都较幽冷。 穷愁本是人生不幸,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何处穷。元好问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应该是“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杨叔能小亨集引》)。孟郊、李贺显然没有如此泰然,寒乞之声不绝于耳,诗境幽冷凄婉。元好问反对幽僻凄冷的诗歌境界,即他所说,“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觅活计”(卷五十四《诗文自警》)。孟郊诗歌可谓造微,但他所得不过是秋虫之类幽微之物。李贺也是如此,有些诗篇正是从“鬼窟中觅活计”。孟郊、李贺的这种诗风,与元好问尚壮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问讥评之。
后两句“鉴湖春好无人赋,夹岸桃花锦浪生”,正如宗廷辅所说,是“就诗境言之”。“夹岸桃花锦浪生”是李白《鹦鹉洲》中的诗句,元好问借此来形容鉴湖(又名镜湖)春色,展现的是与孟郊、李贺迥然不同的开阔明朗、清新鲜活的境界。“无人赋”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评对象绝非孟郊、李贺个别诗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晚唐贫士文人,特别是与孟郊近似的一些诗人。 由此可见,该诗是通过孟郊、李贺来批评中晚唐穷愁苦吟一派诗人,没有盛唐开阔明朗气象,而流于幽僻凄冷。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四〇。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
此辞写屈原被放逐以后对楚国黑暗世道的怨愤。作者罗列社会人事、花鸟禽兽、神仙传说等多种意象,细致描绘并沉重地抨击当时的局势。同时也刻画了作者的矛盾心理——既想藉此远走避世隐居,又怕名誉上受损;并且无法忍受君王为奸佞之徒所蒙蔽。辞以屈原的口吻来书写,表达出一种伤痛的情绪,生动展示了主人公立场坚定与矛盾的内心世界。
全辞可分三部分。
从开头至“虽有八师而不可为”是第一部分。这部分写世道的浑浊黑暗,并指出其原因载于贪浊之人当道,廉洁之人贝谗受压,其结果自然只能是不论是非,不变忠佞,风俗毁誉,高下参差了。故辞一开头就在“世道”二字上着眼,说“世沉淖而难论兮,俗岒峨而嵾嵯”。
具体而言,一是黑白不分,纯洁的日见其少,以致消灭;龌龊的日见其多,以致繁盛。可见贤者不重用,愚者进在显位,世风之日下可叹。
二是贪狠之人如“枭鸮”这已成群结队、组成联盟,而廉洁之士如“玄鹤”者反敛气节而退隐。可见黑暗势力的强大。
三是佞谄小人如“蓬艾”、“马兰”者受到君王的亲近,以这些杂草比喻其踊跃欣喜之状。而忠贞之士如“药芷”、“杜衡”者反被抛弃。可见上不任贤,世风之日下已无可奈何。至此辞人发出感叹:周朝用贤之道于今已“芜秽而险巇”,高阳古帝之德也遭“点灼而毁议”。可见世风之日下,已到了难以评说、无可挽回的地步。
第二部分至“孔子过之以自侍”,写屈原偏反其道而行之的坚决态度,希望一遇闲人明主,以救世风。屈原态度之坚决,志之不可夺,辞用比兴手法加以衬托,有如皇天之“保其高兮”,后土之“持其久”。接着写他“偏与乎玄英异色”的志趣。世道亲近小人,斥逐君子,正如喜爱丑女“嫫母”而排挤美女“西施”,绝不当日侍左右的“嫫母”、“勃屑”。食禄之臣居高位,享厚禄,而妄行佞谄,必将失其位,正如蠹虫依桂树,食芬芳,不知留止,而妄欲移徙,必将亡其所一样。人的洁身自好,不能变志而易行,以求禄位,必将穷困而终身,正如“蓼虫不知徙乎葵菜”。
两相比较,言下之意,自己偏要做“蓼虫”而决不当“桂蠹”。然则“处湣湣之浊世兮,今安所达乎吾志?”只有保持忠正之志,欲远去以求贤人明君。“骥踌躇於弊輂兮,遇孙阳而得代。吕望穷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饭牛而商歌兮,桓公闻而弗置。”可见屈原处浊世而而无人理解、欲救世风而不被重用才想到远行求贤,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进一步表现了屈原坚强的意志和态度。
最后一部分承上而来,古贤俊皆有所遇而“吾独乖剌而无当兮,心悼怵而耄思。”,转写屈原的遭遇和决心委命江流时的痛苦心情。
这一步分写了三层意思:
一是着重从小人得势角度写自身的遭遇。“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献宝玉以为石。遇厉武之不察兮,羌两足以毕斮。”这些可思可哀可悲的事,无一不是因小人智少虑狭,承顺求媚,身居高位,以其愚心妄改前圣之法,背义谋私,妄造虚伪以谮毁贤人视贤人甚于草芥所致。
二是着重从君王亲谗角度写作者自身的遭遇。君王“亲谗谀而疏贤圣兮”,以美为丑;君王“愉近习而蔽远兮”,不变黑白,流放忠良,使贤人“不得效其心容”。而作者自己遭到流放也是因为这样。而小人的谗谄蔽明君王的亲信谄谀,又是互为因果表里的,这决定了时世之沉沦是势所必然的了。
最后一层则是着重从自身的遭遇写悲愤的心情,直至决心投降殉国作结。欲留不能,欲去不行,无路可走,陷入绝境地步。于是才推出“愿自沉於江流兮,绝横流而径逝。宁为江海之泥涂兮,安能久见此浊世?”其怨恨指甚,无以复加,字字血泪,疾痛惨怛。
此辞抓住屈原遭流放后思想感情中的一个“怨”字叙事抒情,这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观点是一致的。通过“怨世”而“悲其志”,进而想见其为人,既再现了屈原这一伟大爱国诗人的感人形象,又于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屈原崇高品质的无限敬仰以及对于屈原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又谴责了世道的黑暗。在内容上,通过屈原的“怨世”而指出国家的安危存亡与国君“远巧佞,退贤言”、举贤任能密切相关,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