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台湾赋”。词史上自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之赋纪杭州盛景开始，遂有以词写都市繁华一体。张景祁此词即属这类题材的作品。需要指出的是，吟诵台湾的词而且又如此富其热情，却是在张景祁之前未曾见过，所以，张氏此篇在诗词史上是很珍稀的作品。特别是因为词人从宦台湾，知淡水县多年，中法战争中又身处岛上休戚与共，故而笔底情深意厚，尤觉可贵。
上片着重写台北一带的民情风物以及“华夷”共处的奇异景观，是怀着很高的热情和爱心来吟唱的。虽也还用了“夷”、“蛮”等词，但毫无轻蔑亵渎之意自显而易见。词一开始用“瀛洲胜”三字，表现了他对“海外城都”的回想和神往。当客人一告诉他台湾在台北开府的消息时，“画鼓春城”的盛况就浮现在脑海了，他仿佛又置身在“瑰灯夜市，娖队蛮靴红舞”的“莎茵绣土”上。瑰灯，是华丽鲜亮的灯火，娖队，则形容整齐的队伍。这乃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集会歌舞的场面，夜景璀灿，十分动人。张景祁说还有机械发动的车辆叫人新奇(“奇肱”，《博物志》言“奇肱国民能为飞车”，此处借喻)，来自东西方的各种马队(“马徕”，徕即来，瑶圃，意为天外远方)也极为壮观。
在顺笔排比铺陈到“莫讶琼仙”(即不要惊讶这是天上神仙所居处)时，词人笔锋一转说：“眼看桑海但朝暮！”你们切莫以为那是个世外桃源，其实，台湾经历的沧桑变化就在前不久呵！张景祁老辣地由此转入下片的对战争时代的回想。
这样，在上下片之间构成柔与刚、欢与悲、暖色与冷色的对照，使这篇“台湾赋”从时空的广袤性，从历史的演变背景上显得更丰富、更充实。作为词人，张景祁是更多地有着政治眼光的一个作家。
“天涯旧游试数”，一个“数”字拉回了历史的往事。“绿芜”句写战争惨败时的景况，“啼鵙”(伯劳，诗词中与鹃同义)句勾勒了军民的心情凄苦，这是一段耻辱的历史，岂能忘记。“绝岛螺盘”以下，强调了“此是神州庭户”，似在提醒人们，宝岛风物虽美，但不能再文恬武嬉，松弛武备，重蹈覆辙了！“惊涛万古”四字是意味深长的长鸣警钟之句。最后则又表述了他的愿望：“洗净兵戈，卷残楼橹”，永保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一年张景祁已整六十岁，他自觉年迈已不能重游旧地，故而他心愿即使“梦踏云峰”，一睹“曙霞天半吐”的壮观也满足了。
应该说张景祁的“愿洗净兵戈”的祝祷，并非是没有预感的。尽管他不可能测知日后政局的演化趋向，但一种忧虑似老在他的词心盘缠。后来的历史证明，不到十年，中日战争爆发，甲午一战，清水师全军覆没，日帝的魔爪铁蹄继之长期蹂躏台湾岛。如果张景祁还在世的话，“赋到沧桑句便工”，不知他又将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词篇来呀！
这是一首乐府诗，题旨大概是由阮籍《咏怀·壮士何慷慨》来的，那首诗道：“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阮籍这首诗在他的《咏怀》中可谓别调，写得也很慷慨激昂，但它表现的功业心主要是从“效命”、“气节”着眼的，而张华此篇虽然也有这方面的意思，但主要是从人生意义、生命价值这些认识出发，显得比较深切，更能予人们以激励。这是思想上的不同。阮籍的作品是古诗，显得简约朴素，而张华此篇则较铺张，也比较重修辞，“乘我大宛马”以下十句全是对偶，这不仅显出乐府体与古诗的差别，也显出西晋之后的诗歌比“正始之音”更注重形式美了这是一首抒发豪情壮志的诗，全诗共二十句，分为五节。
第一节言天地宇宙时刻不停地在运动，人和万物都受自然规律支配，有生就有灭，有始就有终。首二句化用贾谊《鵩鸟赋》：“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震荡即激荡，回薄意为回旋运转。“禀常格”，禀受常规。天地的运动是“不知穷”，人、物的生长“必有终”，这就显出了无限与有限的矛盾，作为一个人来说，应妥善对待这个矛盾。
第二节道：“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岁月俯仰之间就过去了，功名要赶快建立，使之崇高，壮士心怀愤激之情，不能恬淡无为。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壮士觉着时不我待，所以及时努力，这与当时泛滥的老庄那“守虚冲”的人生哲学正相反对。
第三节写到壮士的立功行动了：“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大宛马，西域产的良马。繁弱弓，古代的一种大弓。“乘我”、“抚我”，着两“我”字，其豪迈自得情态宛然可见。“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宋玉《大言赋》云“长剑耿耿倚天外”，此言“长剑横九野”也是极言长剑之长。屈原《离骚》有“高余冠之岌岌”，此言“高冠拂玄穹”，帽子都摩着天了，也是极言高冠之高。这些夸张，突出壮士的英武。以上这些描写表示壮士要驰逐疆场杀敌立功了。
第四节写壮士参加战斗的英雄气概。“慷慨成素霓，啸吒起清风”，二句是暗用荆轲的故事。据说荆轲刺秦王，有白虹贯日。他赴秦廷前慷慨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史记·刺客列传》）素霓即白虹，啸吒即呼啸。这表现了壮士赴敌时高亢的斗志。“震响骇八荒，奋威曜四戎”，八荒、四戎，指周围的敌国，这是说壮士耀（通曜）武扬威，使敌国为之震慑。真是刀兵未加已声威远被，其立功是指日可待了。
末节即写功或名就。“濯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濯鳞”意谓像鱼那样遨游，阮瑀《为曹公与孙权书》有“濯鳞清流，飞翼天衢”的话，是以远大相期许，这里的“濯鳞沧海”、“驰骋大漠”是说壮士由东而西横行天下。所以下句说：“独步圣明世，四海称英雄。”“独步”，谓其天下无敌手，这样四海都称赞他这位大英雄了。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不朽。这个壮士在有限的“年时”里建立了不世之功，这样他就可以不朽了。
这首诗表现壮士的英风豪气，自然也表现了自己的胸襟、抱负，可说是一首“风云”之作。这样的作品在诗风日趋轻靡的当时并非多见，而张华集中还有一些，如《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励志诗》等，都是很可值得注意的作品。钟嵘《诗品》谓张华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从现有的作品看，至少是不完全正确的。
这首诗是一首哀悯黎民、心忧社稷的情怀。首联写战争造成的混乱人口减少。颔联写路上生离死别的场景。颈联把自己比喻为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写自己漂无定所。尾联诗人通过写现实蜀地未通暗含自己的前途渺茫，对自己和国家产生忧虑。全诗前二联写自己看到路上的征夫，后二联联系自己身世更像征夫，诗人从一个独特视角，把一个混战的安史之乱社会现实，以一个征夫的形象展示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灾祸。
首联“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写出了战争频仍的混乱时代，老百姓因苦于征战远戍，或流落他乡或被抓当兵或饥寒而死，造成人口急剧减少的状况。十户人家没有几人是活着的，在这样一个战乱频发的年代，黎民百姓已经剩不下什么了，家里山外到处都是荒无人烟、一片凄凉景象。诗人以极为沉痛的语气，描写出了朝廷征召壮丁带给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变和无穷苦难。
颔联“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写诗人的所见所闻，蕴含着极深的悲切情绪。“路衢惟见哭”写出了大路小路上到处都传来送别亲人上战场的生离死别的痛哭之声。“城市不闻歌”与上句相对，就连最热闹的城市也听不到一句欢声笑语。之所以景象如此悲凉，归结起来只有战争。这两句诗，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战乱带给人民的伤痛与无奈，诗人痛恨这没有休止的战乱与征戍，忧国忧民之情尽在其中。
面对生灵涂炭，联想自己多年四处漂泊的身世，直到现在还找不到可以暂时安定栖身的所在，心系人民疾苦的诗人有感而发：“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他将自己比作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找不到安身之处，形象地映衬出战乱时期人们的居无定所、四处奔波的生活状态；而那些衔着竹片背着沉重武器，在战争状态中的紧张地行军的战士，也是一根“漂梗”。这两句描述，透露出对战乱的愤慨。
尾联“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写出诗人对自身对国家未来的极大忧虑。官军没有收复四川，我能够到哪里去呢，诗人忽然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安史叛军没有平息，外患侵扰尚未结束，前往蜀地的归路还未打通，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家乡还是个未知数。面对诗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不可知与不确定，在诗人对未来担忧中，也包含着诗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这首诗，诗人选择征夫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烙印的人物作为触媒，通过特殊的角度，将安史之乱带给劳苦大众的深重苦难予以深刻的揭露，同时也表达出诗人对国家未来前途的深深忧虑。
这是一首怀古诗。此诗描写了汴河周边的景色，全诗从眼前的汴河引发出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委婉曲折，感情深沉。诗人运用对比手法，以汴水春色与隋宫成尘对照映衬，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以隋朝兴亡之感寓唐代盛衰之忧，寄寓深远。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诗人在开篇写因汴河水引发的诗人对历史的回忆。汴水碧波荡漾，缓缓东流，堤岸上春柳随着清风飘荡，显出无限柔情，两岸都笼罩在一片花红柳绿之中，到处都是一片春光无限。诗人写春，但没有具体描绘春的景象。但是诗人巧妙加上了“无限”二字，便使春意变得具体形象起来。汴水悠悠东流的形象，本来就容易引发对悠悠时间之流的联想，缀以“无限春”，更使这条流贯无数春秋的汴水，带上某种象征色彩，而且唤起汴水两岸春色无限的联想。
接着诗人联想到“隋家宫阙”，象征着隋代腐朽统治和豪奢生活的隋炀帝华丽的行宫，现已荒废颓败，只剩下断井颓垣供人凭吊了。“已成尘”，用夸张的手法极言昔日华丽消失殆尽。诗句以汴水长流与隋宫化尘作鲜明对照，两相比照，正见出自然永恒、人世沧桑、豪华如烟、历史无情，世事沧桑变迁之意油然而生。隐含在这种历史沧桑感中的深层意蕴，则正如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所说：“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末两句继续写汴河岸边典型的景物，转从隋堤杨柳抒发感慨。柳絮随风飘扬，飘飞如雪，原是骀荡春光的标志，这该是让人心情舒畅的春色。但眼前这汴堤杨柳，却联结着隋代的兴亡，历史的沧桑，不免惹人欷歔慨叹。这些春色如今见证着历史，而当年隋炀帝沿堤栽种柳树，本是他南游奢华之举动的一个点缀而已，到头来它却成了荒淫亡国的历史见证。那随风飘荡的杨柳和飘飞的杨花，引起诗人的无限感怀，在怀着历史沧桑感的诗人眼里，它们仿佛是隋代豪华消逝的象征（杨花与杨隋构成一种意念上的关系，容易使人产生由彼及此的联想）。后人面对这垂柳，不禁生发出繁华易逝、历史永恒的感慨。不过更使人感怀不已的，或许是这样的现实：尽管隋鉴不远，覆辙在前，但当代统治者却并没有人从亡隋历史中汲取教训。在“风起杨花愁杀人”这种强烈深沉的感伤中，分明隐现着衰颓时世的面影。这也表现出诗人对国事的深切担忧。
怀古诗多从眼前历史遗迹起兴，以今昔盛衰立意，在抒写历史沧桑感之中寄寓某种现实感慨。该篇即为典型的诗例。题内“汴河”，指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当年隋炀帝为了游览江都，前后动员了百余万民工凿通济渠，沿岸堤上种植柳树，世称隋堤。还在汴水之滨建造了豪华的行宫。这条汴河，是隋炀帝穷奢极欲、耗尽民膏，最终自取灭亡的历史见证。诗人的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就是从眼前这条耗尽民膏，成为亡隋历史见证的汴河发兴的。
这首七言绝句，对比的运用，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诗人将吊古伤今之情融入到了春色中，委婉曲折，感情深沉。最后伤今之笔，将诗人的忧国愁绪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