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片片随风整复斜”,言雪花随风变化舞姿,或整齐有序,或凌乱歪斜。“整复斜”三字,可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起句平缓,接着突然转入抒情——“飘来老鬓觉添华”,雪花落到诗人两鬓,仿佛在提醒他年华老去。
颔联写景,景中含情。“江山不夜雪千里,天地无私玉万家”,千里江山,一片苍茫,让人分不清昼夜;天地无私,把碎玉洒遍千家万户。前句用“不夜”,喻雪势之大,唯有足够大的雪,方可照彻天地。后句用“无私”,直接赞美天地之博爱,同时又让人不得不联想:天地无私。
“远岸末春飞柳絮,前村破晓压梅花”,言飞雪漫漫,如春日柳絮;雪落梅枝,如白梅初绽。后句似化用晚唐诗人齐己的“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一个“压”字,突出雪之厚重。
尾联写人事活动,通过对比,表现出作者不愿仕元,洁身自好的坚贞品格。“羔羊金帐”是蒙古元人的生活习惯,作者用“粗俗”一词概括,可见对新朝的厌弃。“自掬冰泉煮石茶”,这是作者自己的生活——隐居在山林中,掬清泉煮茶,何等高洁雅致!诗人简介:黄庚,字星甫,号天台山人,天台人。出生宋末,早年习举子业。元初“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发平生豪放之气为诗文”。与宋遗民林景熙、仇远等多有交往,释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亦摘录其句。晚年曾自编其诗为《月屋漫稿》。
明余庆的《从军行》虽然不比卢思道和杨素的军旅诗差,但他的名气、官位等可是比前两位差得太远了。《隋书》只是在他父亲的传后提到有关余庆的这么两句话:“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此处提到的那位越王杨侗原本是隋末战乱时的东都留守官,听说隋帝杨广被勒死,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阳称起了皇帝,还自改国号为“皇泰”,结果还不满一年,便被那位乐争好斗、“残忍褊隘”的大军阀王世充幽禁后废而代之。明余庆呢,就是为这么个倒霉短命的“皇帝”陛下当“国子祭酒”,其出路和运程可想而知。
《从军行》全诗只八句,原文为: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其白话大意是: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这首诗除了用典处需略加拆析外,词句并非冷僻诘屈。首句的“三边”系称汉时设立的边地三州“幽、并、凉”州,“幽州”大抵为现今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等地;“并州”相当今日的河北保定、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带;凉州则为现在甘肃、宁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诸地区。古代典籍常将“幽并”连用,此时指称的地域相当现今的河北、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区。诗毕竟不是地理学,多为意指而极少确指,此诗中的“三边”之谓也就并非要象这里的注明那般确切,无非是指称边境地区而已。
“从军行”是个乐府诗题,以前介绍卢思道的“从军行”时就提起过。据《乐府题解》的说法,“‘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所以明诗与卢诗的共同点都在于述说了军旅之苦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写法和着意上,卢诗求细,多至七言28句,不但写战事细腻,写家人对征人的思念也细腻,最后着意于汉夷间的民族和好,表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明诗求简,仅仅五言八句,一二两句写边关报警、汉师出征,三至六句概述战事的胜利和边地战场的寒苦,最后两句寄托着胜利后对敌方的处置方式的设想----象汉代那样建立专门的城堡、属地和户籍民事组织,把对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来。
虽说明余庆史传无名,却是名家之后。其父明克让算得上梁、周、隋三朝名士。明克让字弘道,山东平原人。《隋书.卷五十八》中居列传之首,里面记述说:“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而且早熟有为,14岁既就任参军,是一位少年参谋。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为士,梁灭后在北朝的北周为官。隋文帝登基后,又被隋征召为官,且以侯爵加封。因其为官为文的名望具很高,隋前太子杨勇曾以师相尊,深为隋廷看重。隋文帝时的礼乐典故多由他参与修订编撰。隋文帝开皇14年(公元594年)明克让去世,享年70岁。或许是父辈的熏陶与影响吧,明余庆在隋末文坛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选录的诗便是其中的左证。
隋朝历时短,文人名流自然也少,而且其中多数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前者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后者如虞世基、虞世南等。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却也颇好文学、颇有天分、颇富诗才,尽管他的大多数诗都是反映其荒淫娱乐的消极之作,但也有个别的景物描写诗语言、意境都很不错,如其中的《野望》:“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笔,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笔。所以,历史上的大恶者也偶有天赋善意的自然流露,这大概就是三字经上所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印证吧!也有的恶痞终生不为善、不言善,但命临终结时的所言所情却往往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铭言。又有些扯远了。转回来说,这里提到本无盛名的明余庆,实在是因为他的这首《从军行》的军旅诗写得不错的缘故,并非是冲着他的历史名望的。诗以作结为:隋诗咏战慕昔时,指故言今意可知。略地伤民人尽恨,邀功讨赏众皆嗤。平安有定唯发展,寇盗无生乃孝慈。古鉴虽尘能预警,团圆奋进最相思!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赠答名作。
上片写柳敬亭的身世和技艺。首句即点出柳敬亭的形象:嘿!你这个身穿青布长衫的老头儿。不仅表明作者对这位说书老的亲切之情,并自然呼出下文。“阅浮生、繁华萧索,白衣苍狗”三句,概括了他的坎坷身世。其中“繁华萧索”四字,指柳敬亭一生所经历的盛衰荣辱。“白衣苍狗”,见于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比喻变幻无常。纵观柳敬亭一生,荣辱盛衰,须臾变幻,饱尝了人间的苦辣辛酸。一个“阅”字,道出他平生的艰难曲折。下面两句,转而描述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技艺。“抵掌”,犹击掌,此处概指说书。六朝众多风流人物的英雄故事,一经他的手掌比划,便生动地呈现在听众面前,似狂涛飞跑,山岳奔走,使整个大自然富有灵性。词中“抵掌”与“舌下”紧相呼应,形象地刻画出他说书时的语言、动作和表情,维妙维肖。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云:“听其说数日,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棘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可谓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
柳敬亭不仅具有卓越超群的说书艺术,而且以其“豪情侠气,卓绝一时”(雪樵居士《秦淮见闻录》)。“似易水、歌声听久”二句,即将他喻为战国义士荆轲、高渐离等人。词中一个“似”字,说明柳敬亭同当年的荆轲、高渐离一样,也是长期流落江湖的慷慨悲歌之士。“试问”三句,道出他的姓氏、籍贯。“芜城”,即古广陵城。后因战乱,城邑荒芜,鲍照为之写下著名的《芜城赋》,故城位于今江苏扬州。扬州清代为府,敬亭所居的泰州即隶属扬州府。这几句言敬亭当今姓柳,其籍贯正是后来荒芜了的古代名城广陵。“笑指”二字,不仅将其声容笑貌跃然纸上,而且合盘托出他的爽朗性格和豁达态度,显得颇为传神。“休暂住,谈天口”,乃是作者的期望,但愿他将评话一直不停地说下去。“谈天”,指说天道地,谈古论今,充溢着作者由衷的赞赏之情。
下片写柳敬亭晚年的境遇。“当年”四句,回顾往事。“处仲”,晋朝王敦的字。史载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诛刘隗等为名,在武昌谋反。他率兵东下攻陷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清凉山),入朝自为丞相,并谋篡帝位。后敦退兵姑孰(今安徽当涂县),自为扬州牧。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再次谋反,兵入江宁,却病死于途中。又《晋书·王濬传》云:濬为益州刺史,晋武帝谋伐,诏濬造大船,自成都起兵。吴人于江险碛要害处,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椎,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后获吴间谍,具知其情状。溶乃作大筏数十,上缚草人,椎著筏即去;又作火炬,灌以麻油,遇锁烧之。船无所碍。濬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投降。词中言王敦率军进入石头城后,像当年吴主孙皓以铁锁抗拒王濬楼船,企图阻击晋朝大军那样,想以此为基地,篡夺帝位。但不久“落星如斗”,他因病死去。此处,作者以古喻今,实指南明左良玉的结局。据《明史·左良玉传》:崇祯十七年(1644),左良玉封宁南伯。福王(朱由崧)立于南京,又进封为宁南侯。后左起兵讨马士英,军至九江,病死于舟中。词中暗示左良玉死后,柳敬亭失去了知己和依靠,只得重理故业,以说书为生。接着,便写他晚年赴北京的情况。“青门”,本是汉代长安城东南面的霸城门,因门色青,俗称青门。此处借指北京。这时柳敬亭已79岁,抗清复国的志向如同尘埃和梦幻一样消逝,其心情是极为悲凉的。“沽酒”二字,道出他到京城后不得不以说书糊口度日的窘境。“更谁是、嘉荣旧友”则进一步说明了他晚年亲朋疏远、凄苦孤独的状况。“天宝琵琶宫监”,本指唐朝天宝年间玄宗梨园子弟的首领,此指柳敬亭。当年盛极一时,誉满大江南北的柳敬亭,如今虽已年迈憔悴,但他仍以其高超绝伦的说书技艺,不停地奔走于南国水乡,倾诉积淀已久的家国之恨。末尾两句,则揭示出他壮志未酬,大恨难消的结局。
总之,全词以铺陈叙述的手法,通过描写柳敬亭精湛超群的说书艺术和他一生坎坷不平、愁苦潦倒的遭遇,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位大说书家的高度赞誉和深切同情。清人王炜指出:其词“肮脏磊落,雄浑苍茫,是其本色。而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其珠园玉润,迷离哀怨,于缠绵款至中自具萧洒出尘之致,绚烂极而平淡生,不事雕锼,俱成妙诣”(《珂雪词序》)。这首《贺新凉》正体现出缠绵款至、萧洒出尘的特色,因而具有感人的魅力。
这首诗好像就是写了一个古代的情人节,或大相亲的场面。诗中交代了时间,初春时节,春水涌流的时节;地点,溱洧之外。
从大处写起,“殷其盈矣”,参加欢会的青年人之多,不可胜数,可谓熙熙攘攘,茫茫人海。这是下面一对情人相会的大背景。
从小处落笔,“维士与女,伊其相谑”,从这一对少男少女的偶然相识,到二人相约同行,再到相谑,相赠爱情花,把相亲相爱的全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忠实记录。可以说是一个很唯美的专题纪录片。
这首诗很美,美在春天;美在爱情。尤其美的是两枝花的俏丽出现:“蕑(兰)”与“勺药”。凭借着这两种芬芳的香草,作品完成了从风俗到爱情的转换,从自然界的春天到人生的青春的转换,也完成了从略写到详写的转换,从“全镜头”到“特写镜头”的转换。要之,兰草与芍药,是支撑起全诗结构的两个支点。
诗分二章,仅换数字,这种回环往复的叠章式,是民歌特别是“诗三百”这些古老民歌的常见形式,有一种纯朴亲切的风味,自不必言。各章皆可分为两层,前四句是一层,落脚在“蕑”;后八句为一层,落脚在“勺药”。前一层内部其实还包含一个小转换,即自然向人的转换,风景向风俗的转换。诗人以寥寥四句描绘了一幅风景画,也描绘了一幅风俗画,二者息息相关,因为古代社会风俗的形成大多与自然节气有关。诗人唱道:“溱与洧,方涣涣兮。”“涣涣”二字十分传神,表现出一片冰化雪消、桃花春汛、春风骀荡的情景。春天,真的已经降临到郑国大地。在这幅春意盎然的风景画中,人出现了:“士与女,方秉蕑兮”。人们经过一个冬天严寒的困扰,冰雪的封锁,从蛰伏般的生活状态中苏醒过来,到野外,到水滨,去欢迎春天的光临。而人手一束的嫩绿兰草,便是这次春游的收获,是春的象征。“招魂续魄,拂除不详”,似乎有点神秘,其实其精神内核应是对肃杀的冬气的告别,对新春万事吉祥如意的祈盼。任何虚幻的宗教意识,都生自现实生活的真切愿望。在这里,从自然到人、风景到风俗的转换,是通过“溱与洧”和“士与女”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的转换实现的。结构相同的东西可以使人产生由此及彼的对照、联想,因而这里的转换顺理成章,毫不突然。
如果说对于成年的“士与女”,他们对新春的祈愿只是风调雨顺,万事如意,那么对于年青的“士与女”,他们的祈愿则更加上一个重要内容——爱情,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大自然的春天,还拥有生命的春天——青春。于是作品便从风俗转向爱情,从“蕑”转向“勺药”。这首诗是以善于转折为人称道的,清人牛运震《诗志》、陈继揆《读诗臆补》皆认为它“妙于用虚字转折”。其实它的“转折之妙”,不仅独在虚字。如上所说,前一层次的从风景向风俗的小转折,是借重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实现的。这里从风俗到爱情的大转折,则巧妙地利用了“士”、“女”的相同字面:前层的“士与女”是泛指,犹如常说的“士女如云”;后层的“士”、“女”则是特指,指人群中某一对青年男女。字面虽同,对象则异。这就使转折完成于不知不觉之间,变换实现于了无痕迹之中。诗意一经转折,诗人便一气直下,一改前面的宏蕑扫描,将“镜头”对准了这对青年男女,记录下他们的呢喃私语,俏皮调笑,更凸现出他们手中的芍药,这爱的信物,情的象征。总之,兰草“淡出”,芍药“淡入”,情节实现了“蒙太奇”式的转换。
于是,从溱、洧之滨踏青归来的人群,有的身佩兰草,有的手捧芍药,撒一路芬芳,播一春诗意。
尽管小小的郑国常常受到大国的侵扰,该国的统治者也并不清明,但对于普普通通的人民来说,这个春天的日子仍使他们感到喜悦与满足,因为他们手中有“蕑”,有“勺药”,有美好生活的憧憬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