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部分六句着重颂扬敦煌太守的政绩。从三个角度写。前两句从太守自身角度写。首句直接点出颂扬对象及他的才能和贤德，即才德兼备。次句既用“郡中无事”写辖境地方太平，又以“高枕眠”写太守从容自如，举重若轻，其中又颇含高士的雅致，从而以具体形象补足上句“才且贤”。从“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园里人种田”两句所勾划的和平劳动、安后乐业的图景中，可以看到太守的政绩是卓著的，他又是怎样的“才且贤”，这是从政治角度写的。后两句从百姓反映的角度写。诗人着意选取了那些富有代表性的人物：“敦煌耆旧”，写他们对太守的看法。他们饱经沧桑，有丰富的阅历，有前后的比较，是敦煌历史发展的见证人，能够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戴，对太守的政绩无疑是个极有力的烘托。通过以上六句层次分明、周到而又得体的赞扬，敦煌太守的“才且贤”已被写得十分突出。
诗的后半部分写后庭酒筵场面。也分别从各个方面来铺写。先写酒筵的环境：月出城头，星斗满天的良宵。次写写席间陪酒的美女，着重写她们打扮的艳美，以衬托“锦筵”二字。而醉后游戏场面写得很细致，很有兴味；最后以“此中乐事亦已偏”作总的归结。这段描写，既注意到酒筵的时间顺序，又注意到酒筵的各个方面；筵前的气氛轻松恰悦，筵中和醉后写得气氛热烈。诗人经历了长途跋涉来到敦煌，在这样一个塞外晴朗的月夜，参加了这样一个筵会，因而诗人的心情是极欢快的。
岑参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当地人民安居乐业而欣慰的感情，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劳动人民是怎样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但诗人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太守到来”。地方官的能政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固然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的劳动，诗人这里的称颂未免有过份之处。而且，把后幅描绘的花团锦簇的酒笼与前幅“黄沙破里人种田”相对照，就表现了作者阶级意识的流露。
这首词与名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不仅词调相同，起句也极为相似，只是以“未”、“已”一字之差显示了创作时间的某种差异性。不过，两篇写景的艺术视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如果把作者比作一位高明的摄影师，那么前篇是登高览景，作者在进行定点拍摄，本篇则写晚春游兴，作者兴之所至，移步换景，因而不断变换拍摄的方位、角度和距离。
上阕以城中曲水、亭台两个景点为中心，展开叙写。起笔点明题意，并借用《论语》中的典故，写出了初试春服的心理，很像是现代影视中的“画外音”。接着用对仗分别写两个景点：在一弯曲水上，波浪微微涌动，流杯在水面上平稳地行进，——这里再现了曲水流觞的动态景物，像是在高处拍摄的鸟瞰式的镜头；在春游的亭台上，春风柔和，将人们轻便的春服轻轻飘起，——这是一个近镜头，同时伴随着人们的触觉感受（“软”）。出现在作者笔下的这两处景物，都扣住暮春的季节特点，并从侧面表现了作者春游的乐趣。“纻罗轻”与前文“春服几时成”暗相呼应，这是作品章法细密之处，也值得注意。歇拍一句是即景兴感，有歌颂升平之意，固然略嫌庸俗与陈腐，但第一，作者自熙宁七年冬移守密州，政绩斐然，社会稳定，因而在作品中感到欣慰，这恐怕是“低咏乐升平”的实际意义指向；第二，此句重在一个“乐”字，明白地点出了作者此刻的情绪心理。所以还是差强人意的。
下阕空间背景转为郊野，写来另是一番景象。过片两句，写来到郊野后的第一印象：一场小雨过后，处处呈现出催耕的忙碌气象。作者虽未表露身份，却隐隐传达出作为地方长官的他对农事的关心。接着，他还是像摄影师那样把镜头对准了晚春的景物：百舌不再啼鸣，桃花、李花都已凋谢，只是从灌木林深处传来了水鹁鸪的叫声。这里所有的景物也都扣住了晚春的季节特点，并伴之以人的听觉感受。当作者一眼看到大片盛开的芜菁菜花时，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这时的春色应当是属于芜菁的！韩愈《感春三首》之三云：“黄黄芜菁花，桃李事已退。”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亦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这篇东坡词歇拍一句可能从中化出，但更是当时情景的实录，是与镜头相配合的最强的“画外音”。纵观作者其人，喜怒哀乐固然时或有之，但总有一分“无往而不乐”的“超然”之趣，密州时期的作者更是如此。因此，“春色属芜菁”实在是作者对晚春风光，以至于对自然界的一个独特的发现，透露出作者游春的满足感和游兴的浓低。
如果说“百舌无言桃李尽”一句略带伤春的情调，那么至此已一扫而空了的确，接受者可以超越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行合理的再创造。不论苏轼有意与否，“春色属芜菁”一句道出了某种自然的哲理。这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是贬抑：大好春光已荡然无存，其余皆不足观，“芜菁”本不值一提，“春色属芜菁”是以丑充美，可怜之至，也可恶之至；二是褒扬：春天众香国虽极可观，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未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惟有芜菁生命力最强，在晚春时节最富于生机和活力，因而春色最终属于它。
《西洲曲》，五言三十二句，是南朝乐府民歌中少见的长篇。全文感情十分细腻，“充满了曼丽宛曲的情调，清辞俊语，连翩不绝，令人‘情灵摇荡’。”《西洲曲》可谓这一时期民歌中最成熟最精致的代表作之一。
首句由“梅”而唤起女子对昔日与情人在西洲游乐的美好回忆以及对情人的思念。自此，纵然时空流转，然而思念却从未停歇。接下来是几幅场景的描写：西洲游乐，女子杏红的衣衫与乌黑的鬓发相映生辉、光彩照人；开门迎郎，满怀希望继而失望，心情跌宕；出门采莲，借采莲来表达对情人的爱慕与思念；登楼望郎，凭栏苦候，寄情南风与幽梦，盼望与情人相聚。这其中时空变化，心情也多变，时而焦虑，时而温情，时而甜蜜，时而惆怅，全篇无论是文字还是情感都流动缠绵。
《西洲曲》在艺术上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善于在动态中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比如“门中露翠钿”一句，生动形象地通过动作表达出了人物的心情，而“采莲南塘秋”六句，是全篇的精华所在，它集中笔墨描写主人公的含情姿态，借物抒情，通过“采莲”“弄莲”“置莲”三个动作，极有层次地写出人物感情的变化，动作心理描写细致入微，真情感人。
第二是叠字和顶真的运用。“开门迎郎”场景中，四个“门”字的叠用，强化了女子急切盼望心上人的到来，而不时从门缝向外张望的焦虑心情。“出门采莲”场景中，又连用七个“莲”字，着意渲染女子缠绵的情思。而顶真的运用使得句子灵活生动，朗朗上口。
第三是双关隐语的运用。双关隐语，是南朝乐府民歌中一个显明的特征，它在诗经时代的民歌和汉魏乐府民歌中很少见。一说“莲”与“怜”字谐音双关，而“怜”又是“爱”的意思，隐语极言女子对情人的爱恋。同时，“莲子清如水”暗示感情的纯洁，而“莲心彻底红”是说感情的浓烈。这些双关隐语的运用使诗歌显得含蓄多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诗以“难解”著称，有研究者将其称之为南朝文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比如关于此诗的叙述视角就有不同解读，多数人从女子的视角来理解，也有人从男子的视角入手，认为“忆梅下西洲”中的“梅”指代男主角所寄情的心上人。常言道，诗无达诂，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多种新的视角，从而使诗歌的意蕴更加丰富。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
唐代以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为题材的好诗不少，并且各有特点。岑参的这首五绝，表现的不是一般的节日思乡，而是对国事的忧虑和对战乱中人民疾苦的关切。表面看来写得平直朴素，实际构思精巧，情韵无限，是一首言简意深、耐人寻味的抒情佳作。
首句“登高”二字就紧扣题目中的“九日”，点明了诗文写作的时间。劈头一个“强”字，是不愿为之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心态体现，表现了诗人在战乱中的凄清景况。“登高去”，还见出逢场作戏的味道，而前面冠以“强欲”二字，其含意便深刻得多了，表现出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情绪。重阳节大家都喜欢登高，而诗人却说勉强想去登高，透着些凄凉之意，不知这是为何。结合题目“思长安故园”来看，诗人是流露出浓郁的思乡情绪。岑参是南阳人，但久居长安，故称长安为“故园”。但长安不仅是故园，更是国家的都城，而它竟被安、史乱军所占领。在这种特定情境之下，诗人就很难有心思去过重阳节，去登高胜赏了。典型的环境，使诗人登高时的心情愈趋复杂：既思故园，更思帝都，既伤心，更感慨，两种感情交汇撞击着他的心房。
“无人送酒来”句化用陶渊明的典故。既是“登高”，诗人自然联想到饮酒、赏菊。据《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渊明有一次过重阳节，没有酒喝，就在宅边的菊花丛中独自闷坐了很久。后来正好王弘送酒来了，才醉饮而归。此句承前句而来，衔接自然，写得明白如话，虽然巧用典故，却无矫揉造作之感，使人不觉是用典，达到了前人提出的“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邢邵语），所以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和猜测：不知造成“无人送酒来”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里反用其意，是说自己虽然也想勉强地按照习俗去登高饮酒，可是在战乱中，没有像王弘那样的人来送酒助兴，共度佳节。所以，“无人送酒来”句，实际上是在写旅况的凄凉萧瑟，无酒可饮，更无菊可赏，暗寓着题中“行军”的特定环境。
“遥怜故园菊”句开头一个“遥”字，是渲染自己和故园长安相隔之远，而更见思乡之切。作者写思乡，没有泛泛地笼统地写，而是特别强调思念、怜惜长安故园的菊花。这样写，不仅以个别代表一般，以“故园菊”代表整个故园长安，显得形象鲜明，具体可感；而且这是由登高饮酒的叙写自然发展而来的，是由上述陶渊明因无酒而闷坐菊花丛中的典故引出的联想，具有重阳节的节日特色，仍贴题目中的“九日”，又点出“长安故园”，可以说是切时切地，紧扣诗题。
诗写到这里为止，还显得比较平淡，然而这样写，却是为了逼出关键的最后一句。这句承接前句，是一种想象之辞。本来，对故园菊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诗人别的不写，只是设想它“应傍战场开”，这样的想象扣住诗题中的“行军”二字，结合安史之乱和长安被陷的时代特点，写得新巧自然，真实形象，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一幅鲜明的战乱图：长安城中战火纷飞，血染天街，断墙残壁间，一丛丛菊花依然寂寞地开放着。此处的想象之辞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惜花和思乡，而寄托着诗人对饱经战争忧患的人民的同情，对早日平定安史之乱的渴望。这一结句用的是叙述语言，朴实无华，但是寓巧于朴，余意深长，耐人咀嚼，顿使全诗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出现了一个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