荼蘼花欲谢，春意正阑珊。
有幸还瞥得见零星的花瓣，点缀在花枝上。空气中，暗暗流动着少许清香的气息。
云锁朱楼，门扉深闭。庭院寂寂春不语，秋千架上空无人。
风乍起，把几棵槐树斑驳的树影，无情地揉碎了一地。远处隐约传来几声黄莺的啼叫，这声音虽有几分清脆，可一声一声的像是在，催促着春天的归去。
眼看春天就要离开，花儿也要凋谢。
往事惊心。。。。。。
一个女子，凄然失落下一声轻叹：落花时节不逢君。
她轻移莲步，来到了楼前。软软地倚靠着栏杆，把一泓秋波，温情脉脉地流向了远方。
自由飘忽的白云下面，是一望无际草凄烟迷的景象。细长而浓密的芳草，随风一波一波地翻卷。那些芳草，就如一阵阵汹涌的浪涛，拍打着她。她的胸口，忽然有些隐隐作痛。
她叹气，起身回屋，轻轻地放下了帘钩。
屏山半掩人惆怅，残烟袅袅起寂寥。
她无奈地问自己：“为什么人的心，偏偏就生得这样的小？这教我又如何能装得下，那么多的愁啊！？”
吴淑姬的这首词，是借阑珊的春意来伤景怀人。其笔调轻柔浅伤，隐约凄迷。《宋词鉴赏大辞典》的一书中，收录并精彩地赏析了这首词。
从词中，我们还可以捕捉得到李清照当年的那种无奈和悲戚。比如“不如归去下帘钩”，还有“心儿小，难着许多愁”这些句子，和李清照《永遇乐》里写的是“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醉花阴》里的“载不动许多愁”，简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吴淑姬的愁太多，心太小，她无法装下。李清照则是愁重如山，她无论如何也承载不起。
吴淑姬自创了“花片子”和“草浪”两个新词语。《古今词统》眉批云：“竹浪、柳浪、麦浪与草浪而四”，即指吴淑姬自创新词“草浪”，直可与前人所创“竹浪、柳浪、麦浪”相媲美。
烟草之意象，是作者用来寄托自身情感来进行抒怀的。芳草的无情，恰好似游子外出不归的无情。如《楚辞》里写的：“王孙游兮不归，芳草生兮萋萋。”范仲淹的《苏幕遮》：“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还有冯延巳《临江仙》词里的：“夕阳千里连芳草，萋萋愁煞王孙”。
清朝乾隆间文人陆昶，在其所著《历朝名媛诗词》卷十一处曾评吴淑姬言：“笔甚轻倩，能以致胜，人云不减易安，却不及易安温雅。”
诚然，她是不能与易安相比的，但她也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所谓“袭故而弥新，沿浊而更清，便是上乘”。我更喜欢这种，意境柔美婉约且翻新出奇的词。
苏轼言：“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许是因众芳飘零，怜它是开在春天最寂寞的花。许是喜它经常出现在古典诗词中，能带给我一份千百年前的美丽与哀愁。荼蘼花对我来说，一直都存在着极大的诱惑。
一个人产生的愁绪，既是无形，也是凌乱的。但它绝非是，莫名而来。
无人获知她心中隐藏坚守的那个秘密，也无人知道她当时曾执著而焦急地等着谁。她依然痴痴地等，等待着春天最后一瓣荼蘼花儿，从枝头凄美地飘落，直至零落成泥。
天地间，一切早烟消云散。
只是从此，不知这世间还有没有人再记得那一道茕茕孑立的清瘦身影？还记得一个女子曾经的心花怒放，以及一阕花开到荼蘼的伤悲呢？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