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浅近自然 、通俗流畅的语言和一波三折、寓意深长的笔法，借思妇捣衣的活动，抒写了思妇对征夫的无尽思念和她们内心巨大的孤寂，痛楚。
“斜月下，北风前。”词的开始两句是写景，侧重对环境的描写，“斜月”点时间，“北风”说气候。这时夜已很深了，月轮已经西斜，清冷的月光笼罩着大地，勾起了思妇对征人的思念。飒飒的北风，带来刺骨的寒意，催促着思妇要及早捣制寒衣。这两句自然凝炼，仅六个字，就勾勒出一幅凄凉黯淡的深夜景色画面。接着“万杵千砧捣欲穿”一句，写在这样的背景下，响起了思妇月下捣衣声，此起彼伏的砧杵声，急促沉重，厚厚的石板要被捣穿。“穿”字一语双关， 真实地表现了思妇捣衣思人、心碎肠断的凄楚。而这种以声传情的手法，不言情而情自见，从这震撼人心的杵声中，分明体会到思妇对征人刻骨铭心的思念，其凄苦之情是不言而知的。月下捣衣，风送砧声这种境界，不仅思妇伤情，一般人也最易触动感情，因此也成为古典诗中常写的题材。庚信有“捣衣明月下，静夜秋风飘”；张若虚有“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李白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煜有“断续塞砧断续风，数声和月到帘栊”，都是描写这种情景，刻划这种境界，表现悲凉之情。
贺词虽似前人语中化出，但他落脚于刻划思妇形象，写她在风前月下捣衣，几乎把石板捣穿了，把心都捣碎了。写得比前人更为感人。
从写作构思上来讲，作者本可以拟想思妇的心理，细腻地代她们抒情。然而作者采取的却是描写她们捣衣的动作，从而折射出她们的心理状态。比起直接刻画心理活动来，这样同样深刻地表现了思妇们的痛苦与哀怨，而且更有一种如在眼前的决绝意味。
词的歇拍“不为捣衣勤不睡，破除今夜夜如年”，更是直接从思妇的内心世界，独辟蹊径地两相比较来写她相思的痛苦。因为相比之下，尽管在北风月下独自捣衣，本是够痛苦的了，但觉得那长夜不寐、寂寞无聊的痛苦滋味，就更加难熬难耐了，作者运用这样曲折的笔法，通过衬托对比，就更加突出了思妇难以言状的痛苦和对远方征人情意的深挚。
这首词继承了乐府诗、民间词的优良传统，清新流畅，含吐不露，意蕴深长。
此词自辟意境、写法新奇，通篇用比拟手法，一气贯注，寓意深沉，风格绮丽宛转，色彩浓丽缤纷，是词人婉约词的代表作之一。夏敬观评日：“连续诵之，如笛声宛转，乃不得以他文词绳之，勉强断句。此自是好词，虽去别调不远，却仍是裱丽一派也。”用十三女儿学绣喻春光丰满，用轻薄浪子难久比喻风雨对春花的摧残，护花爱美之意的深处，是对美好生命的热爱和呵护之心。落花将春水酿成醇醪，与人之清愁约会，想象奇妙，余味无穷。
为了加大“赋落花”的情感重量，词章从“繁花”切人：“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如果依现代女性年龄标准看，十三岁不过是刚刚踏进中学校门的稚气十足的少女，谈什么拈针学绣。也许是中国古代女性早熟吧，十三岁被视为“豆蔻年华”的妙龄期。如唐代诗人杜牧就这样描写他喜爱的歌女：“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赠别二首》其一）诗人把“昨日春”比成“十三岁女儿学绣”真算是善于创新的神来之笔：如果把“昨日春”比做一位姿容娇美而又技艺精湛的成熟的绣花女，凭着丰富的刺绣经验，当然要讲究个疏密相间，浓淡相宜的美学原则，决不可能把每一朵花都绣得同样鲜艳肥大；只有十三岁少女如春蕾初绽，涉世未深，心地不杂一丝尘滓，有少女的聪慧和青春的热情又不工于心计，学起刺绣来，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一枝一叶自然会绣得丰盈而厚实，真个是“一枝枝不教花瘦”，体现了春阳普照，春雨均沾的春的特点。这正好显示了姹紫嫣红、繁花似锦的浓郁而热烈的春光。
诗人写春闹花繁的可喜，正是为了反衬春去花残的可惜：“甚无情便下得雨儇风倦，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大自然真个是太无情了，竟忍心让风雨一个劲儿摧残折磨着春花，使零落残红严严实实地覆盖着园林地面，简直像铺上一层地毯一样。春花随风飘落，地面或厚或薄，那厚处犹如红色地毯上叠起的皱纹。这落红狼藉的景象描画，昭示了诗人对花落春残的惋惜情怀。
下阕，诗人从对“昨日春”的深情关注中转到对“而今春”的艺术观照：“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诗人对春的情感太深太重了，他简直把春当成理想中的情人。春，本是岁序中一个季节，诗人不但使她有明确的性别、具体的年龄，还有鲜明的个性。当写到东风君临大地、万物开始苏醒的“昨春日”，诗人把她比成十三岁的妙龄女郎在心爱的绣物上绣进少女的柔情，绣进青春的智慧，一心绣出人间最美丽的锦绣；当写到春尽花残的“而今春”，诗人又把他比成用情不专、朝秦暮楚的浪荡子。这不但充分体现出诗人爱春惜春真挚情怀，也收到了诗歌口语化的美学效应。
人生代代无穷已，风雨年年送春归。诗人回忆起前一年送春归去：“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春来江水绿如蓝”，自居易不过写出了春水的颜色，就惹得人们赞叹不已，被誉为咏春的名句；辛弃疾呢，却进了一层，道出了春水的质地：浓浓的、酽酽的，春水春波像酿成为一江醇醪佳酿。春真的要走了，愁，是诗人内在的情感，怎么一下子变成“约”的对象，从外部应邀而至呢。显然，愁，被诗人别具机杼地人化了，仿佛变成了与诗人休戚与共的好友，被邀请在杨柳岸边等候着为春举行告别宴会，以壮春的行色哩。向春告别，为什么要在“杨柳岸边？”因为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在这里，春也被人化了，也成了诗人难分难舍的挚友了。人与自然如此融洽契合，真亏诗人妙笔驱遣。
公子重耳由于受骊姬的陷害，在晋献公在世时流亡国外。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晋国无主，秦穆公派使者到重耳处吊唁，并试探他是否有乘机夺位的意思。重耳和子犯摸不清穆公的真实意图，怕授人话柄，于己不利，于是婉言表态，得到穆公倍加赞许。
问过舅舅才做决定、学舌舅舅的话：“父死之谓何？”都充分显示出政客的虚伪、善于表演的实质。“爱父”、“远利”之说完全就是欺世盗名之辞。这些话由劝人夺权的秦穆公嘴中说出，就更是刻画出工于权谋的政客众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