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
这首《夜平乐》写春日离情。上中下三叠，上叠写大自然绚丽的美好春光，意象错杂叠呈，色彩斑斓；中叠写春光中嬉戏的美丽少女，生命活力和自然景色相契如一；末叠情感陡然直下，直抒漂泊生涯中孤寂的情怀。
首韵三句中，展开广阔的视野，先以“艳阳天气”概写时序，又以“烟细风暖”渲染弥漫于空间的和煦春意，再以“芳郊澄朗”给广袤原野涂上春色，“闲凝伫”三字既写词人自身在春日郊野中的情态，又点明此叠所绘春景都是“凝伫”中之所见，从而增加了所绘景色与人的亲和力。次韵以“渐”字领起两个四字写景短句，描述春日的“亭台”、“佳树”。亭台本是没有生机之物，它不会随着节序的变化而变化，词人缀以“妆点”二字，让大自然的变化为亭台铺设美好的环境，装扮了亭台，使亭台随之也面貌焕然一新了。佳树是有生机之物，它随着节序的变化而变化，此刻，它柔枝渐伸，嫩叶舒展，词人以“参差”二字修饰，再恰当不过了。领字“渐”使春日的亭台、佳树处于正在变化而益发悦目的状态下， 使词人笔下的春景更为鲜活生动。这个“渐”字与《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里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之“渐”字，正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三韵四句承前韵之“佳树”，细写其中的“垂杨”、“浅桃”、“桃李”。以“垂”状写杨柳袅娜之形，以“绿映”状写杨柳清嫩欲滴之色；以“夭夭”状写桃李娇美的情态；以“嫩红无数”涂染桃李以娇艳的颜色，又与垂杨之绿相衬相映。在这一韵中，词人绘制了一幅色彩鲜明耀眼的绿树繁花图。末韵八字仍承“佳树”，以前韵三句描绘的画面为背景，再以工笔细绘佳树间的“绮燕”与“流莺”。“绮”本是花纹倾斜的丝织物，词中借用来状燕子展翅斜飞的体态，新颖别致又十分传神。以“流”字修饰莺，则是表现黄莺轻盈流动的舞姿和谐婉流啭的鸣声。“绮燕流莺”四字前的“度”字绘出了莺燕穿飞于垂杨桃李间的情状，而之后的“斗双语”三字，更以拟人手法赋莺燕以灵性，让它们双双地相对召唤。而且它们的双双斗语，又为后叠词人自身愁情的引发埋设了伏笔。
词至此，词人已展现了春回大地，生机无限的“艳阳天气”。继而中叠以上叠之艳阳美景为背景，描绘这个背景中活动着的一群游春少女。
“翠娥”二字为此叠开端。以局部代整体是人们习惯用的修辞手法，柳永单单择取翠墨色的长眉写少女的美貌，给人以清纯秀丽之感。“翠娥南陌簇簇”，“簇簇”二字既写其人数之众多，更写其气氛之热烈，“南陌”二字尽管是写地点，但夹在 “翠娥”与“簇簇”之间，就画出了少女们的行动路线，以及少女们远远而来愈走愈近的效果，使整个画面有了动感，立即活了起来。接下来，“蹑影红阴”二句写少女们在“嫩红无数”的桃李树下轻松徐缓地移动着脚步，那份自在已在其中，但“娇步”二字稍觉俗腻。她们越走越近了，词人不仅已经看清了她们的“韶容”和“抬粉面”的动态，还体味到这“韶容”竟引得“花光相妒”。此处词人再用拟人手法，以桃李之妒写少女之美。这些少女们自然也看到了观赏春色的游人，所以不免有些娇羞之态：“绛绡袖举。云鬟风颤，半遮檀口含羞，背人偷顾。”词人以四个参差交错的句子来描绘她们的表情与动作，“绛绡袖举”是“半遮檀口”的动作，“云鬟风颤”是“背人”又“偷顾”的结果，这四句语序别致，动作表情中又含心理描写，但写的有些矫情作态，不及“翠娥南陌”的清纯、“蹑影红阴”的绚烂，与后句斗草嬉戏埘的天真本色也有些失谐。此叠未句写少女们“斗草”之戏，前缀以一个“竞”字，写出了游戏激烈竞争的场面，后缀以动作描写，把少女们拔下金钗为争胜赌注的热闹场面表现了出来。这里不可忽略了“笑争赌”的这一个“笑”字，虽只一字，然力重千钧。“笑争赌”既是场景描写，更是性格化的描绘，完全再现了女孩子们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活泼欢快；如无这一个“笑”字，就成了一群莽汉斗草，完全失却了女孩子可爱的本色，更有什么美感可言。
至此，词人以一叠文字绘制了一幅富有情趣与生机的少女游春图。
词至未叠，首句“对此嘉景”四字，结上启下，以“嘉景”二字总括以上两叠的内容，以“对此”二字点明如上“嘉景”既是自己所亲临目见，更是引发自身情愫的触媒。二、三两句“顿觉消凝“与“着成愁绪”之间有一个情感转换变化的过程。词人陶醉于嘉景之中，霎时间形消神凝，竟忘掉了自身的存在；但陶醉毕竟是短暂的，他旋即回到了现实，“嘉景”中的艳阳春色、双双莺燕、娇美女娃反惹出自己满怀的愁绪。
以下连用四个领字句。以“念”、“忍”、“空”、“叹”四个强化感情的领字，引领出四个层次，层层铺衍自己的愁绪。词人由眼前嘉景特别是其中的少女，“念”及自己那曾经“解佩”相赠的恋人，她那轻盈的身影如今不在词人身边。“嘉景”、“良时”，双双莺燕度柳穿花，正应双双情侣共度，而今词人却独自一人，自是辜负了良时美景，辜负了心上之人。词人不忍辜负，但又不得不忍心辜负。一个“忍”字领起“良时孤负少年等闲度”，写尽了词人内心的苦痛与失衡。词人不禁极目远望并回首前尘，但看到的却是令人心伤的“斜阳暮”，伊人不见，前尘不再，遥想与回首也是徒然，这就是“空”字的分量。最后词人只得哀叹自己如浪中之萍、风中之梗的身世处境，前途渺茫。一个“叹”字，使词人那深沉的叹息声如在耳边。末叠最后的四个领字句，每句为一韵，一层比一层深地叙写一位多情游子内心无可疗治的伤痛与无奈，显示了柳永擅用领字抒发情感的长处，十分真实地向世人剖露了他内心的一切。
全词三叠，纵向看，依序写来，由客观之景而及景中之人，由景中之人而及景外之己，环环相扣，逐叠深化，纹丝不乱，富有层次感；横向看，三叠分别写景、绘人、抒己，又形成三足对峙的形势，均衡完整，相依相辅，缺一不可。由此词可见柳永长调慢词结构布局之精妙。
此诗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一连使用了三个典故。“借箸”，用张良的故事。不仅用来代“筹划”一词，而且含有将元载比作张良的意思，从而表明诗人对他的推重。“衣冠就东市”，是用晁错的故事。意在说明元载的主张和遭遇与晁错颇为相似，暗示元载留心边事，有经营的策略。杜牧用晁错来作比较，表现出对晁错的推重和惋惜。“忽遗弓剑”采用黄帝乘龙升仙的传说，借指宪宗之死，并暗指宪宗喜好神仙，求长生之术。这里，诗人对宪宗被宦官所杀采取了委婉的说法，流露出对他猝然逝世的叹惋。以上全用叙述，不着议论，但诗人对河湟迟迟不能收复的感慨却溢于言表。
后四句用强烈的对照描写，表达了诗人鲜明的爱憎。河湟百姓尽管身着异族服装，“牧羊驱马”，处境十分艰难屈辱，但他们的心并没有被征服，白发丹心，永为汉臣。至于统治者，诗人不用直接描写的手法，而是抓住那些富贵闲人陶醉于原先从河湟传入京城的轻歌曼舞这样一个细节，便将他们的醉生梦死之态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的写法有两个特点。一是用典故影射时事。元载、宪宗、张良、晁错、苏武等皆已作古，而其故事各具内涵。二是转折和对比。前四句在意思上即为两组转折，突出壮志难酬的历史遗憾；后四句是将白发丹心的汉臣与沉迷歌舞的“闲人”对比，这里的“闲人”又与前四句中有安边之志的元载、宪宗形成对比。全诗寄寓了很深的讽刺含义。
这首诗的前四句叙元载、宪宗事，采用分承的方法，第三句承首句，第四句承次句。这样写不仅加强了慨叹的语气，而且显得跌宕有致。第三联正面写河湟百姓的浩然正气。“虽”和“尽”两个虚字用得极好，一抑一扬，笔势拗峭劲健。最后一联却又不直抒胸臆，而是将满腔抑郁不平之气故意以旷达幽默的语气表达出来，不仅加强了讽刺的力量，而且使全诗显得抑扬顿挫，余味无穷。这首诗，写得劲健而不枯直，阔大而显深沉，正如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所说：“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这首《河湟》鲜明地体现出这种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