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传》是《汉书》中最出色的名篇之一，它记述了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胁利诱坚守节操，历尽艰辛而不辱使命的事迹，生动刻画了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志士的光辉形象。作者采用写人物传记经常运用的纵式结构来组织文章，以顺叙为主，适当运用插叙的方法，依时间的先后进行叙述，脉络清晰，故事完整。文章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2段，介绍了苏武的身世、出使的背景及原因。文章一开始写道：“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苏武出使匈奴的这一背景，表明苏武出使时的严酷历史环境，同时交代了匈奴尽管“尽归汉使路充国等”却只是因为“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的缓兵之计，并非真心和好。所以当汉武帝派苏武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还朝，并“厚赂单于”时，“单于益骄”，这也是后来单于悍然扣留苏武一行的原因。
第二部分即文章第3~8段，重点记述了苏武留胡十九年备受艰辛而坚持民族气节的事迹。这部分也是文章着力描写的部分，以精彩的笔墨描写了苏武反抗匈奴统治者招降的种种斗争情形。具体描写到匈奴招降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卫律软硬兼施想迫使苏武投降，被苏武正气凛然的怒斥所喝退，双方矛盾斗争激烈，场面紧张。接着写匈奴企图用艰苦的生活条件来消磨苏武的斗志，把他囚禁于地窖中，使他备受饥寒，接着流放苏武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让他牧羊。然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苏武不可磨灭的爱国精神再一次粉碎了匈奴的险恶用心。他手握汉节──国家民族的象征，在九死一生中维持着一个使者的使命。这时斗争是相对缓和的，直接表现的是苏武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第三次是故友李陵劝降。这段描写不但表现了苏武可贵的气节，同时也刻画了叛将李陵的复杂心态。他那尚未泯灭的爱国之情、羞恶之心在苏武的崇高境界面前被唤醒了，其内心剖白真实感人。李陵在劝苏武时曾说：“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这是作者借李陵之口表达对汉武帝动辄杀戮大臣的残忍行为的不满，也是《汉书》中少有的表现批判统治者的进步思想倾向之处。而苏武与李陵的对答针锋相对，波澜起伏，非常精彩，人物之声气跃然纸上。此处苏武的斗争对象是交情很深而今已是敌对阵营的故友，双方的心态都比较复杂，而作者的描写也很到位，是这部分最出彩之处。
第三部分即文章最后一段，介绍了苏武被放回国的经过。课文最后一句“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看似平实记述，细细品味却包含着作者诸多感情。人生不过百年，十九年何其太长！苏武“强壮出”，出使时正当壮年，及回归故国时已是“须发尽白”，一生大好时光都在煎熬中过去了，作者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而能为信念坚执如此确实令人敬佩！幸而虽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使者的任务，维护了国家尊严，保持了民族气节，且荣归故里，作者欣慰之感也显而易见。可以说这句表达的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心声。
为了表现苏武的性格、气节及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文章在记“行”时又着力于环境及细节的描写。如苏武自刺一节，被置于地坎温火之上，“蹈背出血，气绝复苏”，充满悲壮色彩。而周围人的反应是“卫律惊，自抱持武”“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这一惊、一哭、一壮的细节描写充分衬托出苏武的铮铮铁骨及高尚情操。文章语言千锤百炼，俭省精净，刻画人物入骨三分，将史家笔法与文学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
自从班固的《汉书》问世以后，苏武的英名就反复出现在历代的诗词、散文、辞赋、戏曲、小说之中。他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苏武传》附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李广传》基本上照录《史记·李将军列传》，《苏建传》只有短短几行，而《苏武传》则是班固倾全力为之的。在《汉书》中，此传是最能显示班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才华的优秀篇章之一。
坚强个性、民族气节、爱国意志三个方面是构成苏武形象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刻画这些特征时颇费艺术匠心。
首先是剪裁得法。范晔称赞班固“文赡而事详”，“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论》），很为中肯。本文详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的曲折经历而略叙回国以后的事迹，这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苏武在匈奴一共十九年，作者对这十九年的生活也没有采用编年纪的方式来描写，而是详写匈奴方面劝降、逼降和苏武的拒降。至于苏武在匈奴娶胡妇生子的事情只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略提一笔。这同样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略写的第三部分，作者也不是一味简略，对于苏武身后得以画图麒麟阁的荣宠就写得很详细。由此可见，本文不仅做到了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而且详中有略，略中有详，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剪裁方面的精思。
其次是对比鲜明。本文安排的对比主要有这样几处：一是与张胜对比。作者写张胜的见利忘义、丧失骨气，衬托了苏武的深明大义和富于骨气；写张胜的遇事束手无策，对国家不负责任，衬托了苏武的临事不惧、对国家高度负责。二是与卫律对比。作者暴露了卫律卖国求荣的可鄙的内心世界，这就更加突出了苏武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三是与李陵对比。李陵善于伪装。他装出满肚子委曲的样子，极力埋怨汉武帝对待臣下太刻薄。宋代吕祖谦曾经指出：“当陵之海上说苏武，陵母固未诛也，而激切捭阖，指斥汉失，若必欲降武者，则此言岂可尽信哉！”（《汉书评林》引）尽管李陵后来又装出关心苏武生活的样子，赐以牛羊，但苏武确实没有相信他的话。李陵斤斤计较于一家一己的恩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苏武则置一家一己的恩怨于不顾，一心一意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两种思想，两种胸怀，有如天渊之别。李陵越说得委婉动听，就越显得渺小可鄙；苏武越沉默寡言，就越显得可敬可佩。事情发展到后来，连李陵自己前后的言行也构成了对比。开始时甘于充当一名无耻的说客，经与苏武多次交谈，方始认识到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不得不自讼道：“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是第一层对比。动员苏武投降时说得头头是道，及至看到苏武回国时又哭得哀哀欲绝。这是第二层对比。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对于变节者来说，只配忍辱偷生，悄悄地苟延残喘，但他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必须身不由己地去充当说客，结果是扮演了一个可怜虫的角色。当苏武的英名彪炳青史之时，正是他的叛国者的灵魂被公诸于世之日。在李陵饯别苏武的宴会上，苏武不会片言不发，但作者却不着苏武一语，只是淋漓尽致地刻画李陵悔恨、懊丧、羞惭的种种表现，对比的色彩异常鲜明。就苏武形象的塑造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为苏武的光辉形象已经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夏日山中》是唐代浪漫主义诗人唐代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诗中描写的夏日中生活的场景，真实、贴切地展现了夏日山中和山中夏日的景象。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因为是夏天，所以有“白羽扇”；因为在山中，天气更凉爽所以有扇而懒得摇。山林中过往的人烟稀少，诗人敢于脱去头巾，表现出悠然自得，不拘礼法的形象。句中通 过“懒”、“裸”，突出了诗人在山中夏日乘凉的悠闹情趣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夏日消闲图画。
“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诗人解下头巾，挂在山中的石壁上，多么凉爽宜人。袒胸露顶，栖身林下，大有解除尘累，反归自然的情趣。通过“脱”、“露”，来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向往自然的心情。“洒”体现了诗人豪放不羁，任凭山风从头上吹过，表现出一种豁达、爽快的感觉。
全诗写出了作者在山林无拘无束，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形象，有魏晋风度。 诗人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悠悠然一种自乐自足的逍遥，特别是对个人情感的放纵与宣泄，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在《夏日山中》羽扇可以不摇，衣履可以不穿。“裸袒青林中”，“露顶洒松风”更体现出诗人悠然自得，亲近自然的心情诗通过对诗人自身状态的描写，来突出夏天的炎热。同时借夏天炎热的环境，表达诗人无拘无束，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状态。诗中在夏天炎热的环境下，对诗人状态的描写生动，别有一番悠然自得的闲趣。
《招隐士》给人一种森然可怖，魂悸魄动的特殊感受。作者以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采用夸张、渲染的手法，极写深山荒谷的幽险和虎啸猿悲的凄厉，造成怵目惊心的艺术境界，成功地表达了渴望隐者早日归还的急切心情。通篇感情浓郁，意味深永，音节谐和，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通过对山水、溪谷、巉岩以及奔突吼叫在深林幽谷间的虎豹熊罴的描绘，以将山水景物经过浓缩、夸张、变形处理，使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和真山真水变成艺术形象的方法，渲染出一种幽深、怪异、可饰的环境气氛，弥漫着郁结、悲怆、而又缠绵悱恻的情思，表现了王孙不可久留的主题思想。让人们仿佛听到一声声回荡在崖谷间“王孙兮归来！”那招魂般凄厉哀怨的呼唤。
山中景物之惊心可怖暗示朝中政治形势的复杂和淮南王处境的危险，并以淮南王喜爱的楚辞形式予以规劝，这样的揣测应该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全文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篇首至“蟪蛄鸣兮啾啾”。主要描写为追慕桂枝芬芳（象征美德）的王孙在虎豹出没、猿猨哀鸣的深山幽壑间淹留，引起亲朋好友的焦虑与不安，并以春草、秋螀写作者萦回之思和怊怅之情。
第二部分从“坱兮轧”始至篇末，以山石之巍峨，雾岚之郁结，虎豹之奔突，林木之幽深，极力渲染山中之阴森可怕，并以离群禽兽失其类的奔走呼叫，规劝王孙之归来。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步《楚辞》之余芳，另劈别径，“衔其山川”、“猎其艳词”表达出深曲的情致和婉转怊怅的意绪。所谓“衔其山川”，指此篇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的环境描写，及其描写中运用比兴象征、气氛烘托等艺术手法，主要是从屈宋辞赋中移植、借鉴过来然后重加剪辑而别出机杼的。在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或虎豹走兽的描写，尤其将自然界经过一番浓缩、夸张、变形处理，渲染气氛，使之成为人神杂糅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上，屈宋辞赋中早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这可以以《九歌·山鬼》，《九章·涉江》为代表。
《山鬼》对山中之神所处幽深昧险的环境描写是：“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描写以雷声、雨声、风声、木声、猨狖鸣声，组成萧瑟而令人怵目惊心的山中夜半：“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
《涉江》对屈原独处深山幽昧环境的描写同样慑人心魄：“入溆浦余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另外，与山川景物、林深猨鸣的描绘相对应，《山鬼》中写了“独处”“山之阿”的山中女神；《涉江》中出现了“独处乎山中”的屈原自我形象。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正是以屈原作品中山川景物、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和山中人感情效应的描写为张本而发端，进一步高浓度地描写山中崖断路绝、虎豹纵横的险恶景象，然后将“攀援桂枝”的王孙置之其间的。王孙是古代对贵族子弟和一般男子的尊称。《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司马贞《索引》：“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这里指所招和思念的人。也有学者以为：“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王曰：吾高帝孙，亲行仁义……’称刘安为王孙，身份极为适当”（见马茂元《楚辞选》）。
在描写山川景物、环境气氛时，《招隐士》写了山石之突兀，草木之荒芜，禽兽之奔突，虫声之哀鸣。写山石的有“石嵯峨”、“溪谷崭岩”、“坱兮轧、山曲岪”、“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其中“嵯峨”、“崭岩”、“坱”、“轧”、“曲岪”、“嵚岑碕礒”、“碅磳磈硊”都是形容山高路险、崎岖曲折和荦确不平之貌。写草木的有“偃蹇连蜷兮枝相缭”、“春草生兮萋萋”、“丛薄深林兮人上栗”、“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写禽兽奔突、虫声哀鸣的有“猿狖群啸兮虎豹嗥”、“虎豹穴”、“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虎豹斗兮熊罴咆”、“蟪蛄鸣兮啾啾”等。
首二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以描写南方珍贵名木桂树蟠曲交柯之姿和色泽芬芳象征的君子懿德为起，而与下王孙“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相呼应，写法与《山鬼》首二句“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类似，均首句出现贞洁芬芳的抒情形象，次句进一步修饰。其中树生“山之幽”，与人在“山之阿”句式亦相同。王孙滞留山中的原因是“攀援桂树”（追慕圣贤之德），与《涉江》中屈原“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的表白相近。不同的是，《招隐士》改变了《山鬼》中的抒情气氛和《涉江》环境描写中的愁苦色彩，亟写山中景象之险恶。《山鬼》的环境描写，是为了表现山中女神“怨公子兮怅忘归”的情愫，《涉江》的环境描写，是为了抒发屈原“济乎江湘”的悲戚；而《招隐士》中的王孙，仅仅是一个被召唤的对象，并没有《山鬼》和《涉江》中主人公的哀怨抒发和内心独白。这种描写，只在篇末对王孙归来的呼唤声中才化成一种感情因素，成为一种缠绵、悲凉的情绪充塞读者心间而驱之不去。
在“猎其艳词”方面，《招隐士》中叠字的运用亦引人注目。《楚辞》中多用叠字，《山鬼》中即以“云容容”、“杳冥冥”、“石磊磊”、“葛蔓蔓”、“雷填填”、“雨冥冥”、“猨啾啾”、“风飒飒”、“木萧萧”，渲染烘托出失恋女神愁思百结、孤独无依的寂寞情怀和悲秋意绪。顾炎武《日知录》说：“诗用叠字最难”，“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苃苃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轲之锵锵兮，后辎车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及之者。”淮南小山即吸取了屈、宋诗篇中善用叠字的修辞手法，在《招隐士》中用了“啾啾”、“萋萋”、“峨峨”、“凄凄”、“漎漎”等叠字，并以“春草萋萋”、“蟪蛄鸣啾啾”暗示时间变化，表明对王孙一去不归的哀叹；其中运用屈宋诗篇中回环复沓的节奏，铿锵而又有时急促音调上的处理。对“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的复迭，以及“虎豹嗥”、“虎豹穴”、“虎豹斗”复迭整齐中的变化；诗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句式奇妙地交错运用，遂使《招隐士》“音节局度，浏亮昂激”。
除此而外，《招隐士》所以有别于东方朔、王褒、刘向、扬雄等人的拟骚之作而独秀其类，嗣音屈宋，取得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还因为它在思想主题、篇章结构表现上的单纯、提炼和集中。在主题上，《招隐士》删去了一切可能会冲淡主题的枝蔓。诗中既没有明确地写招唤者为什么要劝王孙归来，也没有说明王孙与招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更没有让王孙去作志行高洁的自我披露和内心独白——作者根本没有让王孙开口说话，王孙在诗中，如前所述，只是一个被召唤者日夜思念的攀援桂枝的高洁形象。全诗的思想主题仅是一句咏叹调般单纯、明朗、集中的呼唤——“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千年以来，一直回荡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