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曲子由两首小令曲组成。下面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先生对这组曲的赏析。
令曲与传统诗词中的绝句与令词,有韵味相近者,有韵味全殊者。这两首怀古的令曲,前一首便与诗词相近,后一首则与诗词相远。
第一首曲子开头先用三个典故。一是秦始皇在骊山建阿房宫行乐,二是西晋富豪石崇筑金谷园行乐,三是隋炀帝沿运河南巡江都游乐。这三个典故都是穷奢极欲而不免败亡的典型。但这组仅仅典出事情的发端而不说其结局。“不堪回首”四字约略寓慨,遂结以景语:“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这是诗词中常用的以“兴”终篇的写法,同时,春意阑珊的凄清景象和前三句所写的繁华盛事形成鲜明对照,一热一冷,一兴一衰,一有一无,一乐一哀,真可兴发无限感慨。这与刘禹锡的七绝《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首曲子的长短参差,奇偶间出,更近于令词。不过,一开篇就是鼎足对的形式,所列三事不在一时、不在一地且不必关联(但相类属),这是它与向来的“登临”怀古诗词有所不同之处。
相比较而言,第二首更有新意。这首在手法上似乎与前首相同,也是列举三事:一是霸王别姬的故事,二是吴蜀破曹的故事,三是班超从戎的故事。看起来这些事彼此毫无逻辑联系,拼凑不伦。然而紧接两句却是“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说到了世世代代做牛做马做牺牲的普通老百姓,可见前三句所写的也有共通的内容。那便是英雄美人或轰烈或哀艳的事迹,多见于载籍,但遍翻二十四史,根本就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地位。这一来,作者揭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即不管哪个封建朝代,民生疾苦更甚于末路穷途的英雄美人。在这种对比上,最后激发直呼的“读书人一声长叹”,也就惊心动魄了。这个结尾句意义深刻且耐人回味。“读书人”可泛指当时有文化的人,也可特指作者本人,他含蓄地要表达这样的含义:其一,用文化人的口吻去感慨历史与现实,寄寓着丰富的感情,有对“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叹惋,有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责难,有对“争强争弱,天丧天亡,都一枕梦黄梁”的感伤。其二,用文化人的思想眼光去理解看待历史与现实,能加深作品的思想深度,显得真实准确。最后的“叹”字含义丰富,一是叹国家遭难,二是叹百姓遭殃,三是叹读书人无可奈何。在语言风格上,此曲与前曲的偏于典雅不同,更多运用口语乃至俗语,尤其是最后一句的写法,更是传统诗词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种将用典用事的修辞,与俚俗的语言结合,便形成一种所谓的“蒜酪味儿”和“蛤蜊风致”,去诗词韵味远甚。两首相比,这一首是更为本色的元曲小令。
这两首怀古元曲,在内容上极富于人民性,无论是抨击社会现实,还是审视历史,都称得上是佳作。
这首词写羁旅在外,路过旧日与亲友分别的地方,而引起的惆怅之情。上片重在写景,下片重在抒情,然而又都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先看首句,“又到绿杨曾折处”,诗人不直陈痛楚,而将其深隐于“绿杨”依依之中,这种隐忍使情意又深了一层。更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曾”,完成了时空上的移位与重叠。故地重游,绿杨依旧,一如当初折柳相望、依依不舍之时(因“柳”与“留”谐音,古人在送别时有折柳相送的习俗)——谁料如今物是人非,竟只剩下自己孤独漫游。昨天——今天,两个既同又异,亦幻亦真的片断,彼此交叠,诗句便多了一层深婉迷离的意趣。这种不经意(这种不经意的写法必定经过诗人精妙的提炼才不露斧痕)营造的时空上的错乱,近乎幻觉,也接近了思念的极致。试想一下,若不是最深沉最痛切的思念又怎么令人如此恍惚、迷惘。
承接首句,“不语垂鞭,踏遍清秋路”,看似平铺而下,其实布局精巧。“不语”承接首句的惝恍迷离的状态,而“垂鞭”已将诗人的思绪引回到现实之中。“垂鞭”意指诗人心绪沉重,纵马缓行。马足所及,又轻轻勾连“踏遍”一句。从时间上看,这两句完成了从“昨”到“今”的交接,回忆转瞬即逝,只剩下冰冷的现实、意念成灰的自己;而从空间上看,这两句将思绪由“折柳处”引向了“衰草连天”更为广褒的空间。于是诗人在现实中痛感自己的孤单无依,也不得不面对无边无际的“清秋”“衰草”,无力地抵挡着秋意凄凉的侵蚀。意犹未尽,“雁声”又将秋意带到“萧关”更遥远的地域;一个“远”字,令愁情绵延不尽。 下片的“天涯”收结了上文,也极言“行役”之遥远之漫长。分明苦不堪言,偏偏还说“不恨”,翻出新意,更为后文“只恨西风”伏笔——原来还有可恨之事甚于“天涯行役”之苦。
“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出语新巧、奇警,含意蕴藉、深长。“吹梦”之说不是首创,较早见于南朝民歌《西洲曲》:“南风吹我意,吹梦到西洲”。但两者各尽其妙,并不雷同。风吹梦,本来给人以无限迷朦、无尽怅惘的意味,由典故中的熏暖的“南风”变为可恨的“西风”,却陡增了几分凌厉、残酷的意味。如果说南风是传递爱情的浪漫信使,为何西风却要一下子将美梦吹散吹灭?只因诗人所要抒发是天涯羁旅、人各一方的怨恨,而不是《西洲曲》中少年春心萌动、欲诉相思的闲愁。把梦吹成了“今古”应属诗人首创,妙就妙在:它在前面对空间极力拓宽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对时间的无限延伸——于是,诗歌的时空结构便变得更加辽阔、苍茫了。
最后以“明日客程”收结,一片“雨”色里,全诗笼罩在朦胧凄冷的情调之中。总而言之,在这首短小的词里,诗人着意拓展了诗歌的时空,遂令天之悠悠、地之茫茫,无时不怀想,无处不相思,写出了思念之极致。这份穿越时空的思念,才是真正的“地久天长”。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