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苦闷的时代,而又悟到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生命哲理,其苦闷就尤其深切。苦闷而无法摆脱,便往往转向它的对立一极——荡情行乐。此诗所抒写的,就正是这种由苦闷所触发的滔荡之思。
诗人大约是独自一人,徘徊在洛阳的东城门外。高高的城墙,从眼前“逶迤”(绵长貌)而去,在鳞次栉比的楼宇、房舍外绕过一圈,又回到原处、自相连接——这景象正如周而复始的苦闷生活一样,单调而又乏味。四野茫茫,转眼又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的秋风,在大地上激荡而起,使往昔葱绿的草野,霎时变得凄凄苍苍。这开篇四句,不仅描述着诗人目击的景象,其中还隐隐透露着诗人内心的痛苦骚动。生活竟如此重复、单调变化的只有匆匆逝去的无情时光。想到人的生命,就如这风中的绿草一般,繁茂的春夏一过,便又步入凄凄的衰秋,诗人能不惊心而呼:“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眼前的凄凄秋景,正这样引发出诗人对时光速逝的震竦之感。在怅然扔失意的心境中,就是听那天地间的鸟啭虫鸣,似乎也多一重苦闷难伸的韵调:“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晨风”即“?鸟”,“局促”有紧迫、窘困之意。鸟在风中苦涩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临、生命窘急而伤心哀鸣。不但是人生,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受到了时光流驶的迟暮之悲。这一切似乎都从相反方面,加强着诗人对人生的一种思索和意念:与其处处自我约束,等到迟暮之际再悲鸣哀叹,应当早些涤除烦忧、放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这就是突发于诗中的浩然问叹:“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以上为全诗之第一节。读者可以看到,在此节中盘旋往复的,其实只有一个意念,即“荡涤放情”之思。这种思绪,原本来自于诗人自身生活中的苦闷,与所见景象并无关涉。但诗人却将它移之于外物,从衰飒悲凉的秋景中写来。便令人感到,从“高且长”的东城,到凄凄变衰的秋草,以至于?鸟、蟋蟀,似乎都成了苦闷人生的某种象征,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声调哀叹:“何为自结束”、“何为自结束”!这就是审美心理上的“移情”效果。这种贯注于外物、又为外物所烘托而强化的情感抒写,较之于直抒其怀,无疑具有更蓬勃的葱茏的感染力。自“燕赵多佳人”以下,即上承“荡情”之意,抒写诗人的行乐之境。--当“何为自结束”的疑虑一经解除,诗人那久抑心底的声色之欲便勃然而兴。此刻,身在“东城”外的诗人,竟做了一个极美妙的“燕赵佳人”梦:他恍惚间在众多粉黛丛中,得遇了一位“颜如玉”的佳人;而且奇特的是,一转眼,这佳从便“罗裳”飘拂、仪态雍容地端坐在诗人家中,分明正铮铮地习练着靖商之曲。大约是因为琴瑟之柱调得太紧促,那琴间竟似骤雨急风,听来分外悲惋动人——读者自然明白,这情景虽然描述得煞在介事,实际上不过是诗人那“荡情”之思所幻化的虚境而已。所以画面飘忽、转换也快,呈现出一种梦寐般的恍惚感。
最妙的是接着两句:“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且前且退貌)”。“中带”,一本作“巾带”。关于这两句写的指何人,照张庚的说法:“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动其人之亲爱于我,必先自正其容仪……以希感到佳人也”(《古诗十九首解》)。那么,“驰情”而“整中带”者,就是诗人了。那当然也有道理(只与整句不太连贯)。不过,苦将其视为佳人的神态表现,恐怕还更有韵致些。因为佳人之“当户”理琴,本来并非孤身一人。此刻在她对面,正目光灼灼注视着她,并为她的容颜、琴音所打动,而为之目凝神移的,还有一位梦想着“荡涤放情志”的诗人。正如吴淇所说:“曰‘美者’,分明有个人选他(按,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个人促他”分明有个人在听他;“曰‘整中带’,分明有个人看他;曰‘踯躅’,分明有个人在促他”(《选诗定论》)。“驰情整巾带”两句,正是写佳人在这“选”、“听”、“看”、“促”之下的反应——多情的佳人面对着诗人的忘形之态,也不觉心旌摇荡了。但她不免又有些羞涩,有些踌躇,故又是“沉吟”、又是“踯躅”(已舍琴而起),表现出一种“理欲交战情形”;但内心则“早已倾心于君矣”——这就是前人称叹的“‘驰情’二句描写入神”处。在这种图画也“画不出的捉衣弄影光景”中,佳人终于羞羞答答地吐露了心意:“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借飞燕双双衔泥巢屋之语,传达与诗人永结伉俪之谐的深情,真是“结得又超脱、又缥缈,把一万世才子佳人勾当,俱被他说尽”(朱筠《古诗十九首说》)。
这就是诗人在“东城高且长”的风物触发下,所抒写的“荡涤放情志”的一幕;或者说,是诗人苦闷之际所做的一个“白日梦”。这“梦”在表面上很“驰情”、很美妙。但若将它放在上文的衰秋、“岁暮”、鸟苦虫悲的苍凉之境中观察,就可知道:那不过是苦闷时代人性备受压抑一种“失却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尼采),一种现实中无法“达成”的虚幻的“愿望”而已。当诗人从这样的“白日梦”中醒来的时候,还是会因苦闷时代所无法摆脱的“局促”和“结束”,而倍觉凄怆和痛苦。
这是一篇爱国词,词的上片描写作者因为听到杜鹃“不如归去”的催促声,从而唤起了自己对往昔的回忆,对古今沧桑的感慨,尤其是对失去国家、被虏北上的宋恭帝的思念与惋惜。下片运用李商隐的诗句和苏秦的故事,表达对昔日繁华都城沦陷敌手、故国一片荒凉的愤恨不平,尤其是对抗金志士报国无门的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无限悲哀与同情。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
词的上片写出作者自己少年时代上都门游学、求取仕进的心情,地在长亭,时在薄暮,听到杜鹃的叫声,勾引起了羁旅之愁,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意念,这与秦观《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意境是相似的。十八年间,词人来往于“都门路”上;一眨眼,又有十六年没到过杭州,其间的变化,诚有隔世之感。词人用“白首人间今古”,概括这种生活体验。昔日少年,今朝白首,人事沧桑有如“古”“今”之变。“又惊绝,五更一句”,一个“又”字,词意深进一层。
“五更”句,指的是刘将孙《摸鱼儿》词里的句子:“今又古。任啼到天明,清血流红雨。”本来已在为世事的变幻而感叹不已,又那堪忍受杜鹃一夜啼到天明,故曰“惊绝”。写作这首词时,词人已经五十三岁,此时听到杜鹃声的感受,与少年时代的感受已迥然不同,既产生“黍离”、“麦秀”之感,又产生许多联想:由杜宇联想到被掳北去的恭帝。恭帝在北方颠沛流离,与当年蜀天子的遭遇相似,故曰“道是流离蜀天子”;而当初他在临安时讲的是吴语,故曰“甚当初,一似吴儿语”。
前片结尾二句:“臣再拜,泪如雨。”隐括杜甫诗意。杜甫《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词人效法杜甫,把杜鹃当作流离北方的恭帝,遥遥再拜,泪如雨下。
下片描写了临安的凋敝和抗元英雄的牺牲。当词人“桃花前度”,重来临安的时候,画堂依然,客馆无恙,但在画桥边哀民遍地,一派“黄竹歌声”。此用李商隐《瑶池》“黄竹歌声动地哀”诗意。过片这几句,因中有“记”这一领字衔接上下,又有“真无数”、“画桥”、“前度”等字样,所写乃是临安失陷前的繁华景象,这是虚写;而“黄竹歌声”,才是眼前所见的凄凉景象,这是实写。词人将昔日之繁华和今日之冷落对照起来,虚实相生,倍增伤感,语意极含蓄。
“风雨断魂苏季子”三句,以“苏季子”比喻抗元英雄。苏季子即苏秦,他当年游说六国以抗秦,意欲封侯万户,后乃金尽裘敝,落魄而归。南宋末年的爱国志士们为抗击元军,恢复失土,英勇献身,不能归乡,只得梦回家山。“谁不愿、封侯万户?”建功立业,本是封建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但在国家多难的时候,为国捐躯的人,虽未封侯拜爵,却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和深深忆念。
“寂寞江南”二句,描写临安附近人迹稀少。京都道上,人烟萧瑟,江南寂寞,道路难行,词人触景生情,家国之痛,涌上心头,从而逼出结句“啼尽血,向谁诉”,重又回环到“杜鹃”上,用拟人化的口吻,说杜鹃终日啼鸣,纵然啼尽鲜血,又向谁去诉说这一切人间的悲苦呢?结局有不尽之意,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
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在羁旅者的耳中,杜鹃声声,犹如家人“不如归去”的催唤声;而在遗民的心灵上,杜鹃声声,却唤起了对旧帝、对抗元英雄、对苦难人民的深深忆念和同情。杜鹃声是贯串全篇的词脉。这首词采用了总起分承的过变手法,将下片看来似乎不相连属,与杜鹃毫无关涉的数层词意,绾合起来,具见作者的艺术匠心。
此词具有一种潜在的思想力量。上片称赞严子文侍女不同流俗,才貌出众,频频发笑,满座粲然,不断带来欢乐和活力。首句用吴语“侬”称呼侍姬,所谓“吴侬软语”,想必这一位侍姬是吴人,“侬”是她的家乡话。作者用“桓彝嵚崎历落”这个典故来形容侍女,这就等于说这位叫“笑笑”的侍女,竟是一位杰出不群的值得钦佩的伟丈夫式的人物。这作为对一个侍女的歌颂,确实有点不伦不类。这当然不是作者没词了,不懂得用典而胡乱比附。以他这样一位写起词来“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的大家,不可能不懂用典,更何况他“其秾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为女人作艳语,原也当行。那么就只有从文字的本意来理解了。这就是说笑笑一定有其不凡之处,所以作者才会许之以如茂伦那样的嶔崎历落,可钦可羡之人。古时侍姬,固多不凡。如张愔之关盼盼,石崇之绿珠,但那还多是忠于故主而已。而这里的笑笑,可惜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其主既未故,那无妨反求之于辛弃疾所钦羡的事物。辛弃疾此时在建康作一行政之副职,且是“添差之员”,形同虚设。以如此之壮年,抱一腔热血而来的盛气之英雄,仅给这样一个冷板凳坐,其心情之抑郁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他在这同一时期作的《满江红》中就说:“笑人世苍然无物。”他对于主和派掌权的这个朝廷,认之为无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满朝公卿将相视之为“无物”的辛弃疾,却以“嶔崎可笑”许一侍姬,以这些猥琐的须眉作衬,则红粉之磊落也就非常形象、可以感触的了。
下片写笑笑的颦笑。她“歌笑颦时还浅笑”,让人舒心;“醉逢笑处却轻颦”,使人清醒。南宋小朝廷是一个萎靡世界。在这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歌时应当是痛苦的,但这还是一般的感情。而她却于痛苦中反要浅笑。这不是写她麻木不仁,不是写她纵情欢笑,而是说她在本来笑颦之处,却发出了“浅笑”。这就透露了她这笑含有凄伤之情。这无法或不屑纵声的“浅笑”,只能是嘴角那苦苦的一撇,是冷然的微哂,是笑笑不得之强颜。总之它是内心痛苦之极的一种反态。长歌当哭,它是比哭更凄惨得多的。是以当别人快乐地喝醉了酒,作出种种丑态时,她却又不由地皱起了眉头,一股讨厌鄙弃之情溢于眉宇。这一颦一笑之间,就把她那种高傲的秉性,活脱脱地写了出来。正如屈原之“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样,她是很有点不同流俗而别具慧心的。这两句词中也可以看出笑笑的杰出之所在。在那样的社会里,竟有这样一位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反而很有点脱俗超凡的女子,的确令人高兴,无怪乎作者要由衷地赞叹她“宜颦宜笑越精神”了。颦其所颦而笑其所笑,是以曰“宜”。那么这个“精神”就不单是指她那一种女性的美的外露,而更是指她一颦一笑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这里可以看到辛弃疾对于这一种傲态的钦佩,无此傲态作为底色,则轻颦浅笑,都显轻薄,徒见其不“宜”了。那么由此可见:笑笑的颦笑,定与抗战派的思想感情合拍,这固然是当时广大人民的普遍意愿,也不排斥她就是因坚持抗战而获罪以作奴婢的家属。因而她的见解很合乎辛弃疾的思想,所以才有“一笑坐生春”的感觉。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此家宴中高谈阔论,笑笑时发如花妙语,说得那样中听,有助豪情,使人感到周身舒畅。故此作者对于的“开口笑时频”寄予了那样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当此之时,酒酣耳热,小小天地尽是他们主战派的世界,更难得的是,红粉居然知己,所以就更感到她越笑越精神,她此时,已完全不是一个歌舞妓,而直是他不能不钦佩的嶔崎历落的大丈夫了。
这阕《浣溪沙》词虽是赠妓调笑之作,全篇俳谐有趣,但决不是纯粹的无聊文字,那怕是从仅仅不小瞧侍姬这类卑贱的小女子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辛弃疾的不凡。他把一位侍女抬高到了这样高的地位,这就完全不是庸俗的捧角儿,而是他把对于祖国的热爱看得高于一切,用以衡量一切:谁不爱国,谁不维护国家的统一,虽卿相君主,他亦视为“无物”;而赞成国家统一的,则虽歌妓侍女,也可以许之为“嶔崎历落”之人。从这个侧面,令人又看到了辛弃疾对于祖国有着无比深挚的感情。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使得他颠倒了对于大人物和奴婢尊卑的陈腐见解,从而具备了进步的立场。
此曲起首二句,将古代两则有关重阳节的著名典故巧妙地做了对比,以工整的对仗和紧密相连的内容引出下文的叙述和议论。其一见载于惠洪《冷斋夜话》:北宋潘大临善作诗,然家甚贫。其友临川人谢逸曾写信问:“近新作诗否?”大临答云:“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蔽翳。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遂题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来,遂败意。只此一句奉寄。”这就是著名的“一句诗”的故事。其二出自萧统《陶渊明传》:“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作者未必生活中真有如潘大临那样“催租人至”的扫兴遭遇,这里的“兴为催租败”,只不过是对日常生活中各种俗务的典型性反映。本言“适兴”而先言兴“败”,目的是突出“欢因送酒来”。后一句因为有了前一句的铺垫,更加淋漓尽致地反衬出作者好酒酣酒快意欣喜的情态。这就是创作中的欲扬先抑手法。所以第三句顺势点出“酒酣时诗兴依然在”。尽管不如意事如催租般拂人情兴,但只要有酒大醉,借助其神奇的功力,结果“诗兴依然在”。这便将作者桀骜放旷的豪情和盘托出。
如果说首二句败兴和尽兴的对比突出了人世间雅与俗的尖锐对立,那么中间“黄花又开”和“朱颜未衰”二句则在红黄对比之中,尽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菊花之盛开上承陶渊明九月九“满手把菊”之典。红颜未衰,则是作者表明自己是个充满生活热情的人,而不是个万念俱灰、毫无易趣的行尸走肉。如此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如何好的人生阶段,“正好忘怀”。作者的酒兴、诗兴,都是摒除人世干扰,“忘怀”的结果。忘怀的根据,一是“黄花又开”,二是“朱颜未衰”。前者代表了“西皋亭适兴”的佳令和美景,后者则是作者壮志未消,意欲有所作为的内心世界的发露。
小令至此,“适兴”的题目已经缴足,妙在结尾又添上了两句奇纵的豪语:“管甚有监州,不可无螃蟹。”这里又是用典。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这则典故颇为疏狂放逸的文人所称道,如苏轼就有“欲向君王乞符竹,但忧无蟹有监州”的诗句。作者将钱昆有螃蟹、无监州的条件略作改动,“管甚有监州”,说明就是有监州在旁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显示了蔑视官场桎梏的气概。而“螃蟹”也是重阳节令之物,马致远《夜行船·秋思》套数中“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就是一证。《世说新语》载东晋的狂士毕卓,曾有“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的豪言。此曲中的“不可无螃蟹”,正是“欢因送酒来”的重申和补充。末尾的这两句,同毕卓的豪言快语在精神气质上是毫无二致的。
曲子表现出作者颇为疏狂放逸的文人性格和蔑视官场桎梏的气概。全曲活用典故,一气呵成,毫无滞涩生硬之感。其横放豪纵,深得散曲曲体的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