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见于《全唐诗》卷五《则天皇后》。这是一首写游宴山水的诗,相当有特色。第一句表明时节,第二句说明和谐愉悦的气氛,第三四句描写美景,五六两句突出主题,最后两句写分别的不舍。此诗对仗工整,清新自然,虽然声律不够谐和,但已接近五律格式。
律诗体制的定型和规范化,沈佺期、宋之问贡献较大,而武则天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作为最高统治者,她不仅大力倡导,而且身体力行。她的时代,还称不上是唐诗繁盛的时代。但有了她的精心培育,唐诗已经蓄势待发,预示着它的繁盛时代终将到来。
此诗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自春至夏,北方三月不雨,此诗即咏写此事。
首两联交代背景,描写“春欲晚”的时节的农村风光,并由杖藜老农话农事引入下层。三四两联借田家父老之口描述农村干旱情景。旱情的严重,田家父老的忧虑凸现无遗。下面四联写诗人内心的触动及深深叹息。诗人既为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岁岁劳作的悲苦命运而感叹,更为官府的剥削压榨,使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和损害的现象愤懑不已,揭示出农民辛勤劳动反而日益贫困的真正原因并非只是天灾所致,而在于统治者的残酷盘剥,笔锋直指封建统治者及不合理的制度。尾两联又回到眼前现状的描写:土地干旱无法耕种,人们只能用野果野菜充饥,而清兵又要从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向云南发兵进攻,人们在遭受灾荒的侵害、官府剥削压榨的同时,还要蒙受战乱的痛苦。
此诗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命运和生活处境寄予了深深的关切同情,对腐败统治阶级及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极富战斗性和认识价值。
李珣也曾写过一些隐逸之词,如《渔父》、《渔歌子》等。这首《定风波》是借范蠡事以明己志。范蠡亡吴霸越之后,功成身退,乘一叶扁舟泛游于五湖之上,啸傲风月于山水之间,过着隐逸生活。作者对他深怀仰慕之情,认为其人高洁无上。词的开头即点明他志在烟霞,仰慕隐沦,赞颂范蠡,也是表达自己的心愿。次句是说范蠡功成身退,泛游五湖,饱赏湖上春光。接句续写退隐之乐,一叶扁舟,徜徉湖上,舟中饮酒吟诗,其乐融融。“云水”二字概括了大自然的无限美好,令人陶醉。这时便深切地意识到无官一身轻的愉悦。这反映了作者对世俗的厌倦。
下片继续写隐逸之乐。与“花岛”为邻,鸥鸟为伴,隐居于奇山异水的幽深之处,生活是何等的安闲恬适。在这里长年看不见追名逐利的流俗之辈。可以说这里已经进入了老子所说的“希夷”的微妙境界了。果真能得到老子所说的微妙之道,心中怎能不暗暗自喜。结句“荷衣蕙带绝纤尘”,又用神的服饰,比喻隐者的高洁和一尘不染,大有飘飘欲仙的况味。
全词表现仰慕隐沦,申明作者抱有与范蠡同带的烟霞之志。范蠡归隐是在功成之后,见越王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之同安乐,便毅然退隐。而李珣“以秀才豫受宾贡,事蜀主衍”,未能立功,即遭亡国之痛。两人同是退隐,却心境不一。此词纯用白描,直抒胸臆,与作者所写的风土词不一样,在“花间”词里也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