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中有画之作为数甚多,而这首小诗别具风味。恰如刘熙载所说:“画出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善书者必争此一笔。”(《艺概·书概》)此诗题旨在一“望”字,而望中之景只于结处点出。诗中所争在此一笔,余笔无不服务于此。
诗中提到雨霁,可见作者登山前先于溪上值雨。首句虽从天已放晴时写起,却饶有雨后之意。那山顶佛寺(精舍)的钟声竟能清晰地达于溪上,俾人“遥闻”,与雨浥尘埃、空气澄清大有关系。未写登山,先就溪上闻钟,点出“柏林寺”,同时又逗起舟中人登山之想(“遥听钟声恋翠微”)。这不是诗的主笔,但它是有所“拱向”(引起登眺事)的。
精舍钟声的诱惑,使诗人泊舟登岸而行。曲曲的山间小路(微径)缓缓地导引他向密密的松柏(次句中只说“松”,而从寺名可知有“柏”)林里穿行,一步步靠近山顶。“空山新雨后”,四处弥漫着松叶柏子的清香,使人感到清爽。深林中,横柯交蔽,不免暗昧。有此暗昧,才有后来“度”尽“深松”,分外眼明的快意。所以次句也是“拱向”题旨的妙笔。
“度”字已暗示穷尽“深松”,而达于精舍──“柏林寺”。行人眼前豁然开朗。迎入眼帘的首先是霁后如洗的“青山”。前两句不曾有一个着色字,此时“青”字突现,便使人眼明。继而吸引住视线的是天宇中飘飖的云朵。“霁后云犹在”,但这已不是浓郁的乌云,而是轻柔明快的白云,登览者怡悦的心情可知。此句由山带出云,又是为下句进而由云衬托西南诸峰作了一笔铺垫。
三句写山,着意于山色(青),是就一带山脉而言;而末句集中刻划几个山头,着眼于山形,给人以异峰突起的感觉。峰数至于“四五”,则有错落参差之致。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峥嵘的山峰犹如“画出”。不用“衬”字而用“画”字,别有情趣。言“衬”,则表明峰之固有,平平无奇;说“画”,则似言峰之本无,却由造物以云为毫、蘸霖作墨、以天为纸即兴“画出”,其色泽鲜润,犹有刚脱笔砚之感。这就不但写出峰的美妙,而且传出“望”者的惊奇与愉悦。
这才是全诗点睛之笔。只有经过从溪口穿深林一番幽行之后,这里的画面才见得特别精彩;只有经过登攀途中的一番情绪酝酿,这里的发现才令人尤为愉快。因而这里的“点睛”,有赖前三句的“画龙”。用刘熙载的话说,那就是,诗人“争”得这一笔的成功,与“余笔”的配合是分不开的。
这首五言古诗共一十二句,四句一段,可分三段。诗中,藉个人升沉,体察世态炎凉,且以感物感时为体己的诗人李贺,特别以“铜驼悲”为塑造、为象征,来咏人物之衰、盛世盛时不在,以为世人处世处事之警策也。
诗中第一段四句所记,乃诗人以落魄者的身份与心情即为悲剧主角亦为精神主观,一方面企图藉赴洛阳牡丹花会赏花送春以为伤痛不平之聊慰,另一方面再藉“悲铜驼”为感时思物,并拟人体己作《铜驼悲》以为郁闷心情之排遣,合而旨在可藉相应符号个涵历史意蕴地形象展示来收达观人生、达观自然、达观历史、超越自我之效也。姚文燮注曰:“落魄寻花,无聊情绪,作曲送春,时去不复,致来铜驼之悲也。”是说不免有曲解诗人所怀的“悲剧情结”,及其相应的“感伤主义”,在艺术审美上所深层具有积极性的精神本质,其实绝不可能出于“无聊心情”之嫌。或者换言之,诗人届时所以特别能以汉铸铜驼为艺术观照与塑造对象,但藉“悲铜驼”再作《铜驼悲》,好拿自己的主观精神来把本来无生命、无感情、无精神的古物铜驼,当做时代更迭之鉴证,一并拟人赋予它之形象与符号以相应的意义。
诗中第二段四句,诗人禀其独有的人生苦短之感与历史苍凉之慨,先拿桥南紫陌骅骝骄骋繁华之地,与北邙前贤亡灵归葬陵墓蒿荒之地为对照,复拿四会道街之畔贵客正豪饮高会,与所立铜驼因阅历已作而不胜变迁之感为景致观照,以作承转,共同来射人生生与死之短暂,并射历史繁荣与衰败之轮回,好发人为之深思深醒也。
诗中第三段四句,合而来说人生在世,生命的脆弱无助,命运的作踹作难,诚然一如烛光临风,随时有可能或因灯油熬尽而自行熄灭,或因风而被猛然吹灭,但是人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要义,却总是应在要以“生世莫徒劳”为志向,但为认识真理与坚持真理,一并引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道德修养为不离。离此者,必不能真正体验个涵在“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这一不失“悲观主义”精神色彩之诗句中,自被大理想、大失望、大破灭、大悲哀、大寂寞所嚼烂了的诗心,及其悲剧人生的积极精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