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早年因避乱来到江南，曾经旅居苏、杭二州。晚年又担任杭、苏刺史多年。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也与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晚年回到北方以后，仍然恋恋不已。三首《忆江南》词就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以后文人词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人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花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花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紧承前首结句“花不忆江南”，将记忆的镜头移向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中间两句是说，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枕卧其上，欣赏那起落的钱塘江大潮。
偌大一个杭州，可忆的情景当然很多，而按照这种小令的结构，却只花纳入两句，这就需要选择和集中最有代表性，也是他感受最深的东西。就杭州景物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不用说，浙江潮和月中桂子，就是杭州景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作者也对此感受最深。
何谓月中桂子？《南部新书》里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别人也可花拾得。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也很想拾它几颗。《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自注云：“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看起来，他在杭州之时多次往寻月中桂子，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因而当他把记忆的镜头已向杭州的时候，首先再现了“山寺月中寻桂子。”这样一个动人的画面。
如果说天竺寺有月中桂子飘落不过是神话传说，那么浙江潮却是实有的奇观。浙江流到杭州城东南，称钱塘江；又东北流，至海门入海。自海门的潮水，十分壮观。《方舆胜览》云：“钱塘每昼夜潮再上，至八月十八日犹大。”请看《钱塘候潮图》里的描写：“常潮远观数百里，若素练横江；稍近，见潮头高数丈，卷云拥雪，混混沌沌，声如雷鼓。”正因为“潮头高数丈”，所以作者当年做杭州刺史的时候，躺在郡衙的亭子里，就花看见那“卷云拥雪”的壮丽景色。
这两句词，都有人有景，以人观景，人是主体。所不同的是：上句以动观静，下句以静观动。“何日更重游？”末句是说，什么时候花够再次去游玩？这首诗仅就作者的内心活动而言，已蕴含着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的哲理，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首诗，追忆苏州往事。“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开头是说，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照应第一首的结尾和第二首的开头，把镜头移向苏州。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中间两句是说，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美丽的芙蓉。一面品尝美酒，一面欣赏美女双双起舞。“春竹叶”，是对“吴酒一杯”的补充说明。“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可解释成春天酿熟的酒，也可解释为花给饮者带来春意的酒，从“春”与“醉”的对偶来看，后一句解释也许更符合原意。“醉芙蓉”是对“吴娃双舞”的形象描绘。以“醉”字形容“芙蓉”，极言那花儿像美人喝醉酒似的红艳。“娃”，美女。西施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修建的住宅，叫“馆娃宫”。开头不说忆苏州而说“忆吴宫”，既为了与下文协韵，更为了唤起读者对于西施这位绝代美人的联想，读到“吴娃双舞醉芙蓉”，这种联想就更加活跃了。这两句，前宾后主，喝酒是为了观舞助兴，着眼点落在“醉芙蓉”似的“吴娃”身上。
“早晚复相逢？”末句是说，不知何时会再次相逢？“早晚”，当时口语，它的意思与“何时”相同。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花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刘朔斋名震孙，字长卿，蜀人。曾任礼部侍郎、中书舍人。斗南楼原址在广州府治后城上，始建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年间。其特色是在此地观海山之景，别具情致。
起笔二句：
极有气势，站在斗南楼上，万顷海涛，千仞云山，尽收眼底，使人视界大开，胸襟舒畅。
“黄湾”，即韩愈《南海神庙碑》所谓“扶胥之口，黄木之湾”的黄木湾，位于今天广州东郊黄埔，是珠江口一个呈漏斗状的深水港湾。唐宋时期，这一带已成为广州的外港，中外商船往来贸易均在此处停泊。
“白云”，指广州城北的白云山。“万顷”、“千仞”虽是诗词中常见之语，但用于篇首，气势尤显雄壮。
“一亭收拾”，即一楼览尽之意。据《广东通志》载：于此可以“东瞰扶胥浴日之景，西望灵洲吞纳之雄，南瞻珠海，北倚越台。森列万象，四望豁然”。
“一亭”句与首二句相衔接呼应。由于一亭览尽胜景，词人心神俱爽，暑热顿消，达到清凉境界。该句中的一个“豁”字，将词人暑热顿消的情志、精与气都表现出来。
“潮候”句，分承“万顷”、“千仞”句发挥。潮水的早晚涨落，山色的雨晴变化，这正是岭海特有的景色。“天送双眸”句，一个“送”字，便把天际的景色，轻轻移来眼底。此处上接前两句，写出景致的变化，丰富了景色的内涵。
词人眺望天边：在万顷烟波之外的遥远地方，在那波浪中起伏的无数船只，是往来穿梭的商船。“绝域”二句，写出了中外通商贸易的繁忙景象，为宋词中绝无仅有。
上阕：
主要是写眼前雄奇壮阔的景色，下阕则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风景别”三句，写出词人对故乡的自豪感。他认为，这里可以览海观山，远胜于南昌的滕王阁和徐州的黄楼。滕王阁与黄楼是古时的两座名楼，分别因诗人王勃与苏辙、秦观写序作赋而名声鹤起②。作者在题斗南楼时，比之以“滕阁”、“黄楼”，有不让前贤之意。
“胡床”句由斗南楼联想到南楼，晋朝庾亮曾于秋夜登武昌南楼，坐胡床与诸人谈咏，高兴地说：“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胡床”是当时一种可折叠的躺椅。“胡床老子”，指庾亮，这时用典借指刘朔斋。“珠玉”，比喻优美的诗文，这里指刘朔斋的原作。
“胡床”句称誉刘朔斋醉中挥笔，在南国留下美好的词章，对题目作了呼应。
词人写到这里，感情奔放，大有飘飘欲仙之意。他放怀抒发：“稳驾大鹏八极，叱起仙羊五石，飞佩过丹丘，”他要驾起大鹏，唤醒已化为石头的五只仙羊，在仙境中遨游。“八极”指八方之极远处，指广阔的空间。“佩”，指仙人的玉佩，传说系上它便可在天上飞行。“丹丘”，指仙境。《楚辞。远游》之“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即以“丹丘”指仙乡。
“叱起仙羊五石”一句：
来自两个典故。据《术平寰宇记》载：传说周夷王时有五个仙人，分别骑着口衔六支谷穗的五只羊降临楚庭（广州古名），把谷穗赠给当地人，祝他们永无饥荒。仙人言罢隐去，五羊化石。广州因此又名羊城。《神仙传》又载：有皇初平者牧羊，随道士入金华山石室中学道。其兄寻来，只见白石，不见有羊。初平对石头喝了一声：“羊起！”周围的石头都变为羊。这两个典故，一为羊化石，一为石化羊，合用在一起，使人觉受到作者随心所欲、指挥万象的豪情！
“一笑人间世，机动早惊鸥”一句：
笔锋一转，由天上回到人世。“机动”句反用“鸥鹭忘机”之典。《列子·黄帝》载：古时海上有好鸥鸟者，每从鸥鸟游，鸥鸟至者以百数。其父说：“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次日至海上，鸥鸟舞而不下。“机”即机心，指欲念。意思是人无欲念，则鸥鸟可近。陆游《登拟岘台》之“更喜机心无复在，沙边鸥鹭亦相亲”，便用此意。此处反用，即设若欲念一生，鸥鸟便惊飞远避了。二句表明了作者的生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