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与《大雅·生民》《大雅·公刘》《大雅·緜》《大雅·皇矣》《大雅·文王》诸篇相联缀，俨然形成一组开国史诗。从始祖后稷诞生、经营农业，公刘迁豳，太王（古公亶父）迁岐，王季继续发展，文王伐密、伐崇，直到武王克商灭纣，可以说是把每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写到了，所以研究者多把它们看作一组周国史诗，只是《诗经》的编者没有把它们按世次编辑在一起，而打乱次序分编在各处。朱熹说它和《大雅·文王》那篇一样，“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其实此诗很难看出是周公所作，也很难看出有警戒成王的意思。总观这组六篇诗文，不过是周王朝统治者为歌颂祖先功德，追述开国历史的显赫罢了。
全诗八章。历代各家的分章稍有不同，这里是根据诗意确立的。第一、二、四、七章章六句，第三、五、六、八章章八句。排列起来，颇有参差错落之美。
首章先从赞叹皇天伟大、天命难测说起，以引出殷命将亡、周命将兴，是全诗的总纲。次章即歌颂王季娶了太任，推行德政。三章写文王降生，承受天命，因而“以受不国”。四章又说文王“天作之合”，得配佳偶。五章即写他于渭水之滨迎娶殷商帝乙之妹。六章说文王又娶太姒，生下武王。武王受天命而“燮伐大商”，与首章遥相照应。七章写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敌军虽盛，而武王斗志更坚。最后一章写牧野之战的盛大，武王在姜尚辅佐之下一举灭殷。全诗时序井然，层次清楚，俨然是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的发展史。
诗篇以“天命所佑”为中心思想，以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相继为基本线索，集中突现了周部族这三代祖先的盛德。其中，武王灭商，是此诗最集中、最突出要表现的重大历史事件，写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不过是说明周家奕世积功累仁，天命所佑，所以武王才克商代殷而立天下。所以，诗人著笔，历述婚媾，皆天作之合，圣德相配。武王克商，也是上应天命、中承祖德、下合四不的。因此，尽管诗意变幻不已，其中心意旨是非常清楚的。全诗虽然笼罩着祀神的宗教气氛和君权神授的神学色彩，其内在的历史真实性一面，还是有认识价值的。
这是一首叙事诗，但它并不平铺直叙地叙事。文王两次迎亲的描述，生动具体；牧野之战的描绘，更显得有声有色。“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一连三个排比句子，真可谓把战争的威严、紧迫的气势给和盘托出了。“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虽然写出了敌军之盛，但相比之下，武王的三句誓师，更显得坚强和有力。“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虽然仅仅描写了一句，也似乎让人看到了姜太公的雄武英姿。至于它有详有略、前呼后应的表现手法，更使诗篇避免了平铺、呆板和单调，给人以跌宕起伏、气势恢宏而重点突出的感觉。这些，在艺术上都是可取的。诗中的“小心翼翼”、“天作之合”等句也早已成为著名的成语，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很强的活力。
该词写离别，却与一般离歌写法不同。作者并不正面渲染离愁别绪的深重，而是独出心裁地借助于新鲜丰富的联想，通过对人物心理感受的细致描绘，曲折委婉地写出离人沉挚的感情，含蓄空灵，别开生面。
该词上片写临别情景。先用写意手法疏笔勾勒别夜景色：“月破轻云天淡注。”微风吹拂云朵，月儿穿过云层，天淡如水，月光似银，呈现出一片朦胧恬淡的意境。这一句，显然从张先的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中得到启发，写入夜后凄清景象极为传神。同时，虽是写景，却又不止于写景，人物的情思已寓于其中。接着，“夜悄花无语”，进一步将景与情交织在一起，“悄”，点明夜深人静，“花无语”，以花指人，实写人无语，即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之意，均以“无语”极尽惆怅心情之形容，不过这里化实为虚，手法更婉曲。“莫听《阳关》牵离绪”，紧承上句，点出“无语”的原因，原来是分别在即，离绪牵人愁肠。这里却说“莫听”，不忍听也。盖因其辞情、声情皆悲凄，此刻反增离人痛苦，故尔不忍听，离愁的深重难遣自不言而喻。无可奈何，只有借酒来麻醉自己的心灵，于是“拚酩酊花深处。”“酩酊”，已是大醉不已，更着一“拚”字，这就十分形象而又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人物因无法摆脱离愁而独对花丛拚命痛饮的狂态，透露出作者内心无法慰藉的痛苦和无可告语的悲哀。这样的描写，比柳永词中“都门帐饮无绪”效果更强烈，更能震撼读者。以上所写，不过是未别之情景，已使人凄然欲绝。
下片宕开一笔，推想别后情景：“明日江郊芳草路，春逐行人去。”用芳草写离情，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手法，如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便是以芳草的无尽比喻离恨的绵长。这句却能用常得奇，自铸新词，使蕴意更加深厚。本是行人踏着芳草路远行，作者却想象是芳草追逐行人的脚步远去；本是人已远行而芳草依旧，作者却想象是人走春尽。这样，由芳草和离愁引申出来的春天和行人的内在联系，便使作者忽发奇想：如果能够阻止春天的脚步，不就可以留住远行的人了。那么什么能够留住春天呢？作者想到了酴醾，这是花期最迟、暮春才开的一种花朵，有诗为证，苏轼《杜沂游武昌以茶蘼花菩萨泉见饷》说：“茶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又有诗说：“开到萘蘼花事了。”待花事将尽再来开放，延长了花期，变相延长了春天的时日。人若能像荼蘼这样把春光、也把行人留到最后一刻是很好，但人世间每每事与愿违，“不似荼蘼开独步，能着意留春住。”春花到此时已剩荼蘼，故云“独步”。但纵使似荼蘼开晚，能“着意留春”，又能留得几时？何况“不似”乎！两句是宛转地说“强欲留春春不住”（欧阳修《渔家傲》）。留春无计，暗指留人无计，词到此戛然而止。下片写的是人物心中的一段痴想，虽不可能实现，却动人而又沉挚地表达了因无计留人而产生的深沉惆怅和叹惋，与上片的不忍分别相呼应，真实细腻地刻画出离人分别前的情绪和微妙的心理活动，别开生面，回味无尽。
此赋正文前有序，序中用对比手法，写作者才高品正但不被人赏识录用，而两只无知禽鸟，“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却“反得蒙采擢荐进”，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埋没人才、荒恤国政的无知而可耻的行径。正文用感叹独白的形式来抒发作者心中对“惟进退之殊异”的不合理现象的耿耿怨气，哀叹自己命运坎坷到连两只鸟都不如。在艺术表现上，此赋少用典故，多用口语，句式趋向于散文化，使全赋曲曲折折，一唱三叹，通过人与鸟的鲜明对比，不仅写怀才不遇，还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抱负和开创事业的理想。
开篇作者便感慨而言“吾何归乎？”这是行路艰难、四顾茫然的沉重叹息。“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这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哪里能混得一碗饭吃就到哪里去。他“时返顾以流涕”，思索着不能“达于天子”的原因，吞嚼着十年奔走干谒的辛酸苦辣之味，就像河水破堤而出，像积薪一点即燃。韩愈目睹二鸟“蒙恩而入幸”的情景，内心受到强烈的刺激，所谓“增余怀之耿耿”于是不能不发为悲愤不平之鸣。他在赋辞中一气贯注而下，与序文互为补充，表达了三层意思。
其一，以鸟之进与己之退相对比，感慨自己“曾二鸟之不如”。二鸟，只不过是天子的玩物，只不过以美丽的羽毛而得到了“采擢荐进”。相比之下，韩愈感叹自己“石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荣名于荐书。”十年来到处奔走干谒，没有安定的居处，甚至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结果仍不能登名于推荐作官的书信之中。这段自悲自怜的话，诉说的是他在长安十年的实际生活状况。他干谒权贵的书信中，也总是不惜笔墨渲染，把自己说得可怜之极。这无非是请求“有力者”能哀其穷，以“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挽救他于“穷饿之水火”。因而他在赋中诉其穷窘之境，也是委曲地诘问荐官：难道一位饱学之士反不如二鸟值得推荐吗？
其二，以二鸟喻“小善”而达者，并以这种人的“遭时”与自己的“不遭时”相对比。所谓“小善”者，也就是只有小技的人，他在《进学解》中曾以反语讥讽当时科举“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的情况。这些“小善”者，就像二鸟徒有外表的羽毛之类，“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所以他们“得之而不能”，虽然得到官位却不能胜任。言外之意，韩愈自许为“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他在序中已夸耀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他在《上宰相书》中，也总是以自己“所学皆圣人之书”来“求知于天下”。可是他却“累善无所容焉”，得不到赏识和任用。对于小善者“遭时”而累善者“不遭时”的原因，韩愈认为就在于荐官不能赏识贤人。他们宁肯“采擢荐进”无用的二鸟，却不肯救有才之士于水火泥涂，他们宁愿荐“小善”之人，却不能举“累善”之士。所以韩愈感叹：“时所好之谓贤，庸有谓余之非愚”。
其三，求配于古人，而不羡于“斯类”。经过两层“进退之殊异”的对比，作者渲泄了胸中的不遇时之感。至此，笔锋一转，另辟新意。这就是自信“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也即“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意思。他举出殷高宗梦见傅说，后来果然得到傅说为良相的典故，说明一旦时机到来，不依靠什么人来吹嘘，全凭天神的意思，就可以来到皇帝的身边。而我现在所以“家到而户说”都不能“荣名于荐书”，只是因为“时运之未来”。所以作者最后以自矜自负的语气写道，我要求配于古人，不必因暂时无位而忧愁，“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我还年轻，不必羡慕那无知的二鸟和无能的“小善”者。
此赋序文以叙述为主，而正文以抒情为主，二者互为表里，通过作者“不遇时”的感慨，反映了当时权贵重视玩物、而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也体现了韩愈在求取功名时无以自存的可怜地位，以及为求得饱食和官位而到处干谒的可悲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