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奇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三次剃度为僧，又三次还俗。尤其是第三次出家后不到一年，又匆匆还俗，甚至连僧衣僧鞋都来不及更换，又以一个和尚的身份与诗人的气质回到尘俗之中。作为对社会改良充满希望的热血青年，他时而激昂，西装革履，慷慨陈辞，为革命而振臂高呼；时而颓唐，身披僧衣，逃身禅坛，在青灯黄卷中寻找精神的安慰。这两首《本事诗》充分表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才情和内心矛盾。
柳无忌曾指出苏曼殊的《本事诗》十首都是他为其所钟爱的日本歌伎百助枫子所写，但苏曼殊的身世特别，又投身佛门，自知生死无常，不能给百助以家庭的安顿和幸福的保障，故始终未能与百助结婚。此处所选的第一首诗就道出他内心的这种矛盾。 “乌舍凌波肌似雪”是以印度传说中的神女乌舍来比喻百助，说她步履轻盈如凌波仙子，其肌肤又如雪似玉；“亲持红叶索题诗”是指百助对他诗才的爱戴和一片深情，此处用“红叶题诗”的典故也暗示了百助有向他求婚的经历。然而，诗人已经出家为僧了，心中苦衷不能尽道，虽然钟情百助，也只好对这美妙动人的少女加以婉拒了。诗的最后两句正透露出诗人的矛盾：泪本是有情之物，诗人偏把泪说成是无情；相逢是爱的开始，但却留下了恨的遗憾。诗人模仿唐人诗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改“未嫁”为“未剃”，一方面说明他内心深处真爱百助，另一方面又蕴含了无限的无奈与哀婉。
第二首诗则寄寓了诗人的凄凉身世以及对前程充满彷徨迷惘的孤独感。“春雨楼头尺八箫”首先创造了一种凄婉迷茫的雨中境界：迷蒙细雨中诗人倚靠在日本民居的小楼上，正听着百助用尺八箫吹奏着《春雨》曲，竟引出诗人无尽的乡思。“春雨”既指现实中的春景又指箫声所吹曲名，一语双关。“何时归看浙江潮？”既指箫声引起他对故国的思念，亦可指他挂念着当时国内的革命思潮。“芒鞋破钵无人识”则点出诗人自身的僧家身份，又暗含有诗人的凄楚身世。“踏过樱花第几桥！”则道出了生命的伤感和人生似梦的感谓。日本的樱花绚丽而短暂，诗人在漫天的樱花飘洒中孤独前行，亦是一断鸿飘零，不知归往何处。苏曼殊以一种梦幻般的诗境表达了他于乡愁的惆怅和对生命的理解。
上述二诗，极其典型地体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情僧”和云游“诗僧”的形象。读此二诗，这位才情横溢、浪漫奇幻、集亢奋与忧郁于一身的青年俊秀就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只可惜天不假俊杰以时间，苏曼殊只在人间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便在贫病中辞世，他以绚烂的生命浇灌出中国近现代文坛的一朵奇葩。
发端三句，直道思归之愿，文义十分明显。“小窗”二句，叙写听雨情状，为下文借自然物象抒情作一引导。上片第三个层次以一个感情色彩极浓的“恨”字贯串“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三句，以春夜阴晴无定、变幻莫测的天象，喻示自己受尽了朝中及地方官场小人的谗谤迫扰，已不堪忍受。
下片头三句先以清明后春事阑珊、花柳飘零比喻政治上的好时光已白白过去，次以莺燕叮咛之语暗示自己尚受到种种牵制，未必能自由归去。“天心”句至末尾是最后一个抒情层次，说是只要皇帝批准了，事情就好办；然而君心难测，就如自然界忽风忽雨，忽阴忽晴，令人捉摸不透，真叫人闷杀。
全篇以比兴为主，抒情婉转曲折。意在言外，代表了稼轩词的另一种风格。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鉴赏此诗：
第一种，是从唐诗赏析的角度：
战国末期，秦国最为强盛，所以其他六国就听从苏秦的计谋合纵，简称六合。所谓秦王扫六合就是秦国灭六国。六合指的是齐、楚、燕、韩、赵、魏六个诸侯国。
此诗前段从篇首至“骋望琅邪台”，颂扬秦王之雄才大略和统一业绩。
头四句极力渲染秦始皇消灭六国平定天下的威风。不言平定四海，而言“扫”空“六合”（包天地四方而言之），首先就张扬了秦王之赫赫声威。再用“虎视”形容其勃勃雄姿，更觉咄咄逼人。起二句便有“猛虎攫人之势”。紧接着写统一天下的具体情事，也就有如破竹了。三句“浮云”象征当时天下混乱阴暗的局面，而秦王拔剑一挥，则寰区大定，一人“决”字，显得何其果断，有快刀斩乱麻之感。于是乎天下诸侯皆西来臣属于秦了。由于字字掷地有力，句句语气饱满，不待下两句赞扬，赞扬之意已溢于言表。“明断”句一作“雄图发英断”，但不管“明断”、“英断”也好，“雄图”、“天启”、“大略”也好，总算把对政治家的最高赞词都用上了。诗篇至此，一扬再扬，预为后段的转折蓄势。紧接“收兵”二句写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采取的巩固政权两大措施，亦是张扬气派。一是收集天下民间兵器，熔铸为十二金人，消除反抗力量，使“天下莫予毒也已”，于是秦和东方交通的咽喉函谷关便可敞开了。二是于琅邪台、会稽山等处刻石颂秦功德，为维护统一作舆论宣传。“会稽岭”和“琅邪台”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诗人紧接写来，有如信步户庭之间。“骋望“二字形象生动地展示出秦王当时志盈意满的气概。秦之统一措施甚多，择其要者，则纲举目张，叙得简劲豪迈。对秦王的歌颂至此臻极，然而物极必反，这犹如贾谊《过秦论》的开篇，真是轰轰烈烈，使后来的反跌之笔更见有力。
后段十二句，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生动艺术描写，讽刺了秦王骄奢淫侈及妄想长生的荒唐行为。先揭发其骊山修墓奢靡之事。公元前212年，即秦始皇即王位第三十五年，发宫刑罪犯七十多万人建阿房宫和骊山墓，挥霍恣肆，穷极民力。再揭发其海上求仙的愚妄之举。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芾说海上有蓬莱等三神山，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于是始皇遣徐芾带童男女数千人入海追求，数年无结果。此即“采不死药”事。“茫然使心哀”是担心贪欲未必能满足的恐惧和空虚。这四句对于前段，笔锋陡转，真如骏马驻坡。写始皇既期不死又筑高陵，揭示出其自私、矛盾、欲令智昏的内心世界。但诗人并没有就此草草终篇，在写其求仙最终破产之前，又掀起一个波澜。据史载徐芾诈称求药不得，是因海中有大鱼阻碍之故，于是始皇派人运着连续发射的强弩沿海射鱼，在今山东烟台附近海面射死一条鲸。此节文字运用浪漫想象与高度夸张手法，把猎鲸场面写得光怪陆离，有声有色，惊险奇幻：赫然浮现海面上的长鲸，骤然看来好似一尊山岳，它喷射水柱时水波激扬，云雾弥漫，声如雷霆，它鬐鬣张开时竟遮蔽了青天。诗人这样写，不但使诗篇增添了一种惊险奇幻的神秘色彩，也是制造希望的假象，为篇终致命的一跌作势。长鲸征服了，不死之药总可求到吧。结果不然，此后不久，始皇就在巡行途中病死。“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这是最后的反跌之笔，使九霄云上的秦王跌到地底，真是惊心动魄，以此二句收束筑陵、求仙事，笔力陡健，而口吻冷隽。想当初那样“明断”的英主，竟会一再被方士欺骗，仙人没做成，只留下一堆寒冷的骨灰，而“徐芾载秦女，楼船几时回？”让方士大讨其便宜。历史的嘲弄是多么无情啊。
此诗虽属咏史，但并不仅仅为秦始皇而发。唐玄宗和秦始皇就颇相类似：两人都曾励精图治，而后来又变得骄侈无度，最后迷信方士妄求长生。据《资治通鉴》载：“（玄宗）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这种蠢举，结果必然是贻害于国家。可见李白此诗是有感而发的。全诗史实与夸张、想象结合，叙事与议论、抒情结合，欲抑故扬，跌宕生姿，既有批判现实精神又有浪漫奔放激情，是李白《古风》中的力作。
第二种，是从明史的角度：
从明史分析的角度看，有人认为，此诗不仅仅预言明亡，连前后的国运都预言到了。这类观点指出：前四句“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是概括秦汉以来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的丰功伟绩。再四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是讲明朝衰亡，清兵入关。（第一句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第二句是指清太祖太宗，省略主语，第三句是指明朝镇压农民起义，导致金人坐大，铸通助。第四句是指山海关打开，清兵入关，明朝亡国）。其后六句“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是讲清朝征服明朝后的恶行。（会稽代指江南，江南反清很严重，琅琊代指孔圣人的故乡，指中华正统，都被屈服。而“刑徒七十万”，暗指清代大兴文字狱）。又四句“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是隐喻西方人的舰队强大，鸦片战争中打开国门。（额鼻代指蛮族，因为蛮族喜欢在额头和鼻子上刺青）。接着的四句“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是讲中国海权的丧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蓬莱此处代指扶桑日本，几时回就是说日本人的舰队终于打回来了）。最后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讲的是秦始皇陵被发现，和第一句相呼应。
对第二种解读，笔者在不得不佩服其想象力、附会力的同时，实在不敢恭维。毕竟，个中的曲解比比皆是。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明朝灭亡自天启年间的说法毫无道理。理由有二：
一是有人说，明之亡，始于党争，党争最酷烈之时，莫甚于天启年间，由于天启的放任，邪党与魏忠贤互相勾结，假天启狐假虎威，在东林党和邪党的党争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笔者认为，士大夫与皇权的矛盾激烈、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激化等等，也都是明朝根基受到很大冲击的原因。
二是查证天启年间前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1627年，也就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在位的最后一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之后第三年，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也加入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很快成为名震一时的“闯王”，1644年3月17日，起义军包围了明朝都城北平，19日，李自成军队进入北平，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今景山）的一棵树上。统治中国276年之久的明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推翻了。”
表面上看，明王朝是在1644年才正式灭亡的，但是，这样一个帝国的覆灭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无谓党争、内部腐化、后金崛起等也是关键的原因。因此，把1627年，农民起义开始，作为明代统治出现断层的一个标志也是可信的。
所以，若是由1627年往上推九个世纪，诗仙李白的预言与历史事实两相校正，其误差范围竟只有惊人的7年，很是神奇。
诗一开始，便是一段倒叙。这是骤遇后对已往的追忆。诗人说：“安史乱起，你远赴张掖，我避地三巴，地北天南，无缘相见。而当叛乱初平，肃宗返京，我却琅当入狱，披霜带露，长流夜郎，自觉将凄凉了却残生。想起长安旧交，此时必当随驾返朝，东风得意，而自己大约只能在梦中会见他们了。谁料想，我有幸遇赦，竟然又遇见无望相会的长安故人。这实在令人喜出望外，惊讶不已，简直不可思议，茫然如堕烟雾。”李白是遇赦的罪人，韦冰系被贬的官员，在那相逢的宴会上，人众嘈杂，彼此的遭遇不可能说得了，道得清。从开头到“苦心”句为一段，在概括追叙骤遇的惊喜之中，诗人寄托着自己和韦冰两人的不幸遭遇和不平情绪；在抒写迷惑不解的思绪之中，蕴含着对肃宗和朝廷的皮里阳秋的讥刺。这恍如梦魂相见的惊喜描述，其实是大梦初醒的痛心自白。爱国的壮志，济世的雄图，竟成为天真的迷梦，真实的悲剧。
诗人由衷感激故人的解慰。他说：“昨天的宴会上，衣绣的贵达为自己斟酒，礼遇殊重。但是，他们只是爱慕我的才名，并不真正理解我，而我‘病如桃李’，更有什么可讲的呢？当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世人终会理解我的，对于我的今昔荣辱，就得到故人的了解。前些时听到了南平太守李之遥一番坦率的真心话，使人豁开胸襟；今日在这里又得闻你的清正的言论，真好像深山拨开云雾，使人看到晴朗的天空，驱散了心头的苦闷。”从“昨日”句到“四望”句这一段，诗人口气虽然比较平缓，然而却使人强烈感受到他内心无从排遣的郁结，有似大雷雨来临之前的沉闷。
最后一段，笔势奔放恣肆，强烈的悲愤，直泻而出，仿佛心头压抑的山洪，暴发了出来，猛烈冲击这现实的一切。诗中写道：“人闷，心闷，苦痛，辛酸，接连不断，永远如此。我只有借酒浇愁，痛饮它二千石。汉代韩安国身陷囹圄，自信死灰可以复燃，我为什么不能呢？晋朝山简镇守襄阳时，常喝得酩酊大醉，还能骑乘骏马，别是一番贤主人的风流倜傥之举。”而李白喝的是苦闷之酒，孤独一人，自然没有那份闲适之情了，所以酒醉也不能遣闷。于是他说：“还是去遨游山水吧，但又觉得山山水水都像江夏附近著名古刹头陀寺一样，充斥那苦行的僧人气，毫无乐趣，不称人意。那么，哪里是出路，何处可解闷呢？倒不如乘船飘游，招唤乐妓，鸣笳按鼓，歌舞取乐；把那曾经向往、追求的一切都铲除掉，不留痕迹；把那纷争逞雄的政治现实看作一场梦幻，不足介怀；就让歌舞来宽解离愁吧！”诗人排斥了自己以往自适的爱好，并非自暴自弃，而是极度苦闷的暴发，激烈悲愤的反抗。这最后十四句，情调愈转越激烈。矛头针对黑暗的政治，冷酷的现实。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是此篇感情最激烈的诗句，也是历来传诵的名句。“黄鹤楼”因神仙骑鹤上天而闻名，“鹦鹉洲”因东汉汉末年作过《鹦鹉赋》的祢衡被黄祖杀于此洲而得名。一个令人向往神仙，一个触发不遇的感慨，虽然是传说和历史，却寄托了韦冰和李白的情怀遭际。游仙不是志士的理想，而是失志的归宿；不遇本非明时的现象，却是自古而然的常情。李白以知己的情怀，对彼此的遭际表示极大的激愤，因而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不再怀有梦想，不再自寻苦闷。然而黄鹤楼捶不碎，鹦鹉洲倒不了，诗人极大的愤怒中包含着无可奈何的悲伤。
这诗抒写的是真情实感，然而构思浪漫奇特。诗人抓住在江夏意外遇见韦冰的机缘，敏锐觉察这一意外相遇的喜剧中隐含着悲剧内容，浪漫地夸张地把它构思和表现为如梦觉醒。它从遇赦骤逢的惊喜如梦，写到在冷酷境遇中觉醒，而以觉醒后的悲愤作结。从而使诗人及韦冰的遭遇具有典型意义，真实地反映出造成悲剧的时代特点。诗人是怨屈悲愤的，又是痛心绝望的，他不堪回首而又悲慨激昂，因而感情起伏转换，热烈充沛，使人清楚地看到他那至老未衰的“不干人、不屈己”的性格，“大济苍生”、“四海清一”的抱负。这是诗人暮年作品，较之前期作品，思想更成熟，艺术更老练，而风格依旧，傲岸不羁，风流倜傥，个性突出，笔调豪放，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