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这首词在《草堂诗余别集》中题作《闺情》，写女子追忆与爱人的相别以及别后相思，抒发了闺中少女的相思之情。词句质朴率真，哀惋动人，是历来广为传诵的名篇。
此词上片追忆“去年今日”与爱人临别时的情事，下片写自从别后的相思苦况。
上片忆与爱人离别时的情景。“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这首词开头三句是说，今年是四月十七日，去年这个日子，正是与你离别的时候。连用记载日期的二句开头，是这首词的创格，在整个词史上也属罕见。在一首抒情小令中能大胆运用这种写法，而且在艺术上博得了词论家青睐，这是不能不推韦庄为首屈一指的。二句看似漫不经意，太显太直，其实不然。这个日子，对于这位闺中少女来说是神圣难忘的，他朝思暮想，魂牵梦萦，引为精神寄托。因而在一周年的时候，她会情不自禁的脱口而出惊呼，所以这二句不啻是这位少女心声的结晶。尤其“正是”二字非常传神，令人如闻其声。这个发端不是纯客观的记录，而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主观抒情，因而赋予日期以生命，爆发出闪亮的艺术光彩。不仅如此，这个日期的出现，除了特指当日事件外，还凝聚着少女一整年的绵绵情思，内涵相当丰富，很耐品味咀嚼。因此辩证地看，这二句既直又曲，既显又深，是极具匠心的精彩之笔，也正体现了韦庄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本色。
“别君时”，是过渡句。从时间过渡到事件，点明所写的是离情别绪：词的主人公也由隐而显，身份是与郎君叙别的少女。在此际点出这两层意思，真是恰到好处。它既不妨碍首二句蓦然推出时间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艺术效果，又顺理成章的为后两句的精心描述做了铺垫，安排巧妙。
“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这两句是说，忍住泪水假装着低下脸，含羞皱着眉头。两句纯用白描，摹写细节，是刻画少女别情的妙品。“佯”是掩饰，但并非感情上的做作，而是基于感情上的真挚，她虽克制忍泪而仍担心被郎君察觉而伤感，因而低下脸来。此时此刻要一个纯真少女强颜欢笑也难，半隐半现“半敛眉”的情态造型无疑最惟妙惟肖。“含羞”则是有万千知心话要叮嘱，但欲说还颦，难以启齿。举凡少女细腻真切的心理活动，玲珑剔透的面部表情，在这两句中无不写得委曲有致，层次分明。作者能敏感的捕捉到如此幽隐细微的镜头，并予以艺术的再现，除了很高的文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他不是旁观者，而是注入了自己的一片深情，因而使这一联成为词苑奇葩。
下片抒别后眷念。“不知魂已断”，是过片。“魂断”即“魂销”，江淹《别赋》云：“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紧扣上片“别君时”，承上；只好“空有梦相随”，启下，过渡自然，不留痕迹。“不知”故作糊涂，实指知，但比知更深更悲。知是当时，是如今，还是这一年，却又不知。事实上，三者已融于一起，无从分别，也无需分别。君去人不随，也不能随，只好梦相随。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这里的梦是凄苦的，是在无法选择的前提下，不得不选择聊以慰藉的方式，可见相思之深，相思之苦，相思之无奈。
“除却天边月，无人知。”“天边月”与首句“四月十七”在时间上相应。“无人知”即是不知，重复上文，加强凄苦。魂销梦断都无法派遣相思之苦，那就只有对月倾诉了，这是古人常用的寄托方式，没有人知道，但明月知道，不仅知，还理解，更会把这一切记住，作为见证。在少女的心目中，月竟成了她在人间的唯一知己，这是十分无奈的选择，更见其孤独，寂寞。况且明月的“知“，本是子虚乌有。寄托相思，相思却更浓，排遣相思，相思却更深。真是欲哭无泪，欲罢不能。少女受相思折磨，为相思煎熬，楚楚动人，愈发憔悴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为之流泪。
这首词也可以看成是男子的回忆。刘永济先生《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评道：“此二首（包括后一首《女冠子·昨夜夜半》）乃追念其宠姬之词。前首是回忆临别时情事，后首则梦中相见之情事也。明言‘四月十七’者，姬人被夺之日，不能忘也。”
这首诗写作者午睡初起，没精打采，当看到追捉柳絮的儿童时，童心复萌，便不期然地沉浸其中了。
芭蕉分绿，柳花戏舞，诗人情怀也同有、景物一样清新闲适，童趣横生。儿童捉柳花，柳花似也有了无限童心，在风中与孩童们捉迷藏。不时有笑声漾起，诗人该是从睡梦中被它叫醒的。首二句点明初夏季节，后二句表明夏日昼长，百无聊赖之意。
这首诗选用了梅子、芭蕉、柳花等物象来表现初夏这一时令特点。诗人闲居乡村，初夏午睡后，悠闲地看着儿童扑捉戏玩空中飘飞的柳絮，心情舒畅。诗中用“软”字，表现出他的闲散的意态；“分”字也很传神，意蕴深厚而不粘滞；尤其是“闲”字，不仅淋漓尽致地把诗人心中那份恬静闲适和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表现出来，而且非常巧妙地呼应了诗题。
作者乡居曲江的末期时，经过几年的冷静思索，余靖对田园生活渐能适应，心情也已大大平和下来。该诗描写秋日傍晚的山村景色，塑造出一个悠闲自得的作者形象，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带着孤独惆怅之情。
一开头，诗人就把读者带进了一幅凄清孤寂的图画里，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还点明了诗人所处的环境。“萧条”，不仅渲染了田园的冷落，也表现了诗人此时心情的黯淡、孤寂。
诗人凭轩远眺，摄入眼底的是“树藏秋色老，禽带夕阳归”的景象，树因秋色而更显苍老，倦鸟在暮色中低回寻巢，映衬了他内心的悲哀。这是以景显情、情景交融的写法。
五六两句，“穿云翠”是美丽而生动的景象，“得雨肥”意味着丰足，这是用美好的景物来反衬诗人穷困潦倒和黯然神伤的心情。中间这两联，颔联以哀景写哀情，是衬托的写法；而颈联以乐景写哀情，是反衬的写法。诗中生动地再现了山馆山园老而不衰的秋景，平淡而精工，深得陶潜、谢朓及王维、孟浩然诗派的旨趣。诗人以闲旷之目，托高远之思，一切深沉的思考，都蕴藏于无言的远眺之中。
尾联抒写诗人的孤独之情。陶潜隐居田园，贫无酒钱，尚有亲朋好友送酒上门，可诗人在寂寞凄清的山馆，却没有人来嘘寒问暖，只有残菊陪伴着他。诗人自比陶潜，而境况更差，也更孤寂。余靖，有陶潜王维田园诗的遗韵，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带孤独惆怅之情。尾联抒写诗人孤独之情。陶潜隐居田园，贫无酒钱，尚有亲朋好友送酒上门，如今，诗人在寂寞凄清的山馆，又有谁来嘘寒问暖呢？只有残菊陪伴着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