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写初夏的典型景物以寓危亡之痛。《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樱桃）先荐寝庙。《汉书》：惠帝尝出游离宫，取樱桃献宗庙。李煜此时，宗庙莫保，樱桃难献，而樱桃又随“春归去”而“落尽”，伤逝之感良深。这里的“春”，应包含“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的和平豪华的帝王生活，“春”既“归去”，悔恨何及？紧接着“碟翻轻粉双飞”，与上句的情景极不调和，以粉蝶无知，回翔取乐，反衬并加深悔恨心情。
“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双幕，惆怅暮烟垂。”杜宇转化的子规在小楼西面夜夜泣血鸣啼，倚着楼窗的玉钩双幕瞭望，惆怅的看着暮烟低垂。
“子规啼月小楼西”，子规，相传为失国的蜀帝杜宇之魂所化，这就加深亡国的预感。这句与“蝶翻”句，从相反方面刻画了矛盾的心境。这里“西”字，不是简单的表示方位，而是宋兵自西而来，故于“小楼西”特别关注。“玉钩双幕”，点明词人以上见闻所及，是从小楼窗口获得的。倚窗销愁。愁偏侵袭，望暮烟之低垂，对长空而惆怅。这里“惆怅”，是明点此时此地的复杂心境：宋兵压境，朝不保夕，为国势失望而自伤。“暮烟垂”，形象的表现这种沉重的“惆怅”。
上片写外景，视线由内向外，时间自日之暮；下片写内景，视线由外转内，时间自暮入夜。
“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这两句是说入夜后小巷里一片沉寂，人们都已纷纷散去，凄然欲绝面对着烟草低迷。
写小巷人散初夜寂寥的境况，是顺着上片的时序，着重突出“寂寥”，以渲染环境气氛。“烟草低迷”，是“暮烟垂”的扩展与加深，冠以“望残”二字，刻画出凄然欲绝的寂寥人怅对寂寥天的形象。此处是一转折，窗外已无可望，亦不忍望，只得转向室内。
“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双带，回首恨依依。”末三句是说，炉里的香烟闲绕着绘饰凤凰的衾枕，但见她愁容满面空持双带，怎能不令人回首恨依依。
“炉香闲袅”，本是宫廷中的寻常事，而在此一瞬间却产生特异的敏感作用：危急的心情，乍遇炉香闲袅，似乎得到一晌的平静，然一念及“一旦归为臣虏”，则愈觉惶惑难安。况且炉香是闲袅着“凤凰儿”的，更是凄惋万分。“凤凰儿”应是衾褥上的纹饰，同时也暗喻小周后（下句的“双带”，《古今词话》、《历代诗余》均作“裙带”，似以喻小周后为宜）。小周后的形象在这里隐约一现，是符合逻辑的，能完整地显现出词人的内心世界。在词人的眼底，往日经常出现“绣床斜凭娇无那”的媚态，而今却见她“空持双带”的愁容。江山如此危殆，美人如此憔悴，怎能不“回首恨依依”！结处明点一“恨”，倒贯全词。
这首词，巧于用典，颇具特色。此词用樱桃事，浑化无迹：若不加深思，但知其以眼前景物寄内心伤感；其实他是化用《礼记》、《汉书》天子取樱桃献宗庙的典故。用此一典，则眼前景物，不仅结合围城局势，且外现主观情愫，更显出帝王的身份。表明一个饱学的亡国之君，自被围直至被俘的过程中所不能忘怀于宗庙的必然心态。用典如此，自无诟病，堪称典范。
这是一阕悼亡词。悼亡的题材，在宋词中还不多见。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悼王氏夫人，当是词中悼亡最早的名篇，继之则有贺铸的《半死桐》“重过阊门万事非”一阕也堪称绝唱。到南宋吴文英《梦窗词》中亦有悼亡之作，只是语涉隐曲，本事难考了。悼亡词到清代不仅面广量多，而且情深而凄、笔致细腻的篇什叠出，最著名的当然是纳兰性德(容若)的那些哀伤卢氏之逝的作品。《青衫湿遍》就是纳兰众多悼亡词中的一阕自度曲的词牌名。因为周之琦的生日与南唐李煜一样是农历七月初七，所以他对李后主词的情韵格调多有向往，而纳兰是举世皆知的继李煜词的一脉法乳的大家，这样，周氏对纳兰自度曲的音节深能体会，他说“虽非宋贤遗谱”而“有可述者”，显然认为其与唐宋风调如符契合。
周之琦的妻子沈氏病卒于道光九年(1829)端午前后，这年词人四十八岁。据他在六十岁时所作的《阮郎归·余以嘉庆癸亥就婚于长沙郡署，阅今三十九年，旧游重历，距先室之殁一星终矣》一词可以确知，周之琦和沈氏结褵于嘉庆八年(1803)，那么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这从他别的一些悼亡之作中所说的“梦缘短，弹指廿七年华，匆匆去如箭”等等，也可得到佐证。各种材料表明，他们伉俪情笃，情感至深，中年丧妻，是极其哀痛的。所以，此词真挚动人，无套语滥调或敷衍题目之弊。
此词上片写玉碎魂消的死别之哀，下片则追忆生前相互怜爱的缠绵深情，从而益托起斯人永逝之痛。全词不仅笔笔写实，贴切入微地组合起各个细节，不落空泛，而且处处体现出特定的依恋难舍，难以排解的心理状态。正是如此，故有一种揪心悲痛所升化的艺术感染力，攫人心魂。
起句“瑶簪堕也”四字是提挈全词之句，以玉簪碎断难再愈合的意象，总写亲人永去不复返。从这一声长歌当哭的苦吟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肝的悲哀。“谁知此恨，只在今生”是说原以为我们夫妻永好，白头偕老的，此生此世不会有中途分手的事;谁知道遗恨三生的大悲痛事竟然这样突然发生在眼前!“谁知”二字的迸发，将心理上所承受的未及预料的、与初衷大相径庭的沉痛充分表现了出来。词笔看似平易，实则是以逆入之势转而倒出的气韵着手的，故大大增强了情感的烈度。
周之琦的悼亡情思是紧紧扣住在“谁知”二字上的，这是一个情结，一个心头无法解开的结。他说：我们夫妇不会也不应有此生离死别的事的!这在铁的事实面前即实际上硬生生明摆着的生离死别的格局面前，愈表现得执拗、不合事理，愈见其痴苦之极，心伤之极。呼天抢地般不愿承认既存事实，适足以透现出一种无可比拟的失落感的凄怆。任何语言都抵不上这句执拗地拒绝接受已不可能不接受的事实的话的悲哀程度的。下面文字实际上都基立在这“谁知”的思路上。
词人说，我俩日常最“怕说香心易折”!连“香心”的折断都怕言的我们，现今竟然面对的是“烬落残灯”的事实，这怎能叫我受得了?香心，原是美而易消失的意象，借喻两情相合两心相通的一瓣心香。愈是美好的事物总是怕其消失天折，然而可怕的事终究来临了!烬，灰烬，此处作动词“烧尽”解。词文至此，全从心态的失重，失去平衡的角度来表述哀苦之思。
词人又说：在你弥留之际，在你“兼旬”——一二十天处于昏迷状态时，我总认为你是会醒的，你不过是入睡入梦而已。每天夜晚守护着你，看你总是“恹恹睡”着，我也总是这样“猜”着。“尚猜他、梦去还醒”句极辛酸极痴挚，这其实只是一种痴妄的愿望而已。事实上沈氏夫人临殁前显然已知觉早失，昏迷难醒了的。这样以平易常见的细节锤炼入词，益见其情的真与深。
上片结句“泪急”二句是“猜”的愿望破灭，“谁知”的事实确凿无疑来临时的心态的描述。“翻嫌错莫”是说在痛泪滂沱中总以为这不是事实，是错觉吧!是感觉的差错吧!对妻子“魂消”而逝这事实这情景“直恐分明”，但希望这不是真的，不是明白无疑的宣判!读到这里，前面种种心态的起伏变化，吞吐抑扬的笔势可说到了高潮之波峰，那种一唱三叹的丧逝之情毕现无遗了。
下片“回首”二十七年来共同生活的情景，深化“谁知此恨，只在今生”之意。在书斋中，在镜阁上，他们有多少恩爱相处犹如同栖一枝的“并禽”那样的往事啊!“怜我怜卿”，“怜”字一分为二地连用，正是为表现“我”与“卿”的心的相合为一，这是“卿怜我我怜卿”的缩压句式。怜，就是爱，这“怜”字是下片的核心点。
词人说：往年我们暂时小别，也总是愁“道远”，忧空间阻隔太大而思念不已。那么现在怎忍受得了“泉路深扃”这种碧落黄泉，人天相隔的凄惨渺茫的死别啊!
词人又说：往昔最怕在“银笺”上抄写《瘗花铭》，连葬花之辞都怕抄写的我，又怎能面对赋悼亡的现实啊!我们曾经常相互慰藉，矢志“身在情长在”，爱与生命同存!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情爱又岂止如此而已?“纵无身、那便忘情”!即使你魄消玉化了，我也无法忘却我们的伉俪深情。这一句是上句的翻进，是加一层法。总“暂别”到“漫商量”二句，一用“况”字折进，一用“纵”字翻深，二个细节的运用，海枯石烂的情思臻于极顶。尽管没有任何夸张语辞，却在极本色的文字中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毫无疑问，没有一腔纯真的感情，是不可能从心头流出这种赤挚文字的。周之琦在此后二三十年岁月里，始终怀念着亡妻，从《心日斋词》全集中可以证见，这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大吏，对一个才华甚高的文人来说，很是不易的。
末二句中，“梅霖”既切合沈氏去世的时令，又以黄梅雨的渐沥之声烘托悲凄的心境和氛围。长夜悲思和窗外的梅子酸雨融合一气，只觉得凄楚寒颤，心底凉生，犹若“秋声”入耳，敲击心扉。“梅霖”是仲夏之雨.“秋声”则乃深秋落木萧瑟之响，这种变幻变形的感觉，不是错觉，而是心情在极度悲伤时的真切感受。周之琦运用这一类似变形表现手法来写特定的情怀，并达到裹住全词以入凄苦境界中去，应该说是非常高明的。
“清晨”二句是应柳诗“夕宿飞狐关，晨登碛砾坂”而来，设想分手之后，柳恽的行色匆匆，日夜兼程。“陇西”是郡的名称，在今甘肃省陇西县，“飞狐谷”即柳恽诗中所说的“飞狐关”，是古代的要塞关隘，在今河北省涞源县，北跨蔚县界，古称“飞狐之口”。这两句举出两个遥远的地名，极言柳恽所去之地的辽远。“陇西”与“飞狐谷”相去不啻数千里，但这里说朝发夕至，自是夸张之辞，形容柳恽的行旅匆忙，道途艰险。这两句中用两个具体的地名，给读者以实在的感受；同时它又是想像的、夸张的，用了虚写的手法，由虚实的结合，令诗意更为明朗而形象。
“秋月照层岭”四句想象柳恽旅途中的景象与经历，极言其风霜雾露之苦。秋月照在层层的高岭之上，令人感到凄清而幽冷，寒风吹拂着高高的树木，枯黄的树叶纷纷飘零。“扫”字下得极有力，使人想见寒风阵阵，木叶尽脱的景象，渲染出了边地秋天的萧杀气氛。因为是夜行，所以说雾露侵湿了衣衫，经过一夜的旅途颠顿，至天色拂晓时分，关山才在晨曦中露出了它峥嵘的面貌，似乎在催促着行人快快前去。这里的“月”、“风”、“雾露”等天象与“层岭”、“高木”、“关山”等景物结合起来构成了索莫而壮阔的画面，“侵衣”、“催轴”则将人点缀其中，一幅“关山行旅图”宛然在目，柳恽旅途的艰险与辽远于此可见。
“君去欲何之”以下四句写自己由分别而引起的悲哀。“君去”两句以设问的形式说明友人远去，去向那参差起伏的高原和平陆之间，正因为路途遥远，因而最后说，今后会面恐不容易，旧时情景虽历历在目，然也只是徒增悲伤，空怀追忆而已。以“君去欲何之”一问从描写行旅而过渡到抒怀，极为自然。“参差”二字描写高原平陆，也很形象，最后落实到送友，别情离绪，油然而生。
吴均是描写山水的能手，他的诗文多模山范水之作，风格清新挺拔，此诗描述离情，却能从想象中的旅况落笔，构思巧妙。诗中刻画山川阻隔，风露凄凉，形象而准确，体现了诗人描摹自然物象的本领。同时，诗的炼意炼字也都相当著力，如“寒风扫高木”之“扫”字，“雾露夜侵衣”之“侵”字，“关山晓催轴”之“催”字，都是锤炼得之，开了后代诗中“字眼”的风气，令读者想象出旅途中的风霜之苦，行程的匆遽无息，由此加强了诗的感染力，令离愁别绪更有了基础，“一见终无缘，怀悲空满目”，就不是无病呻吟了。
吴均的诗文后人以为“清拔有古气”（《南史》本传），即指出他的诗貌似信手写来，却不乏清新劲拔之气。此诗的描述中就可见既遒练清劲，又古朴自然的风格，全诗一气流走，似行云流水，自然写来，却不乏匠心，所以被后人视为一首成功的惜别之作。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首秋轮台》这首五律于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诗人居轮台时所作。诗人于公元754年赴北庭，至今已历三年，诗中描绘初秋边塞景物．抒写久居边塞的惆怅心情。
诗的开头面句从地点“轮台”落笔写。地为“异域”，城为“孤城”，而又位于明山之外，雪海之边，两句互相补充，各分三层以写边地荒远苦寒，起调极为沉重。
诗的次两句则从时间“首秋”落笔写。“秋来”和“夏尽”点明“首秋”，雁为北地之氏“唯有雁”照应“孤城”二字；蝉为家乡之物，“不闻蝉”照应“异域”二字。“唯有”、“不闻”。从所见所闻，一正一反两个方而来写边地荒远苦寒。
诗的五、六两句从居住环境方面写。边地的秋风秋雨侵袭着诗人居住的蓬帐，来墙已经潮湿，帐幕发出胞气。上句景物诉诸视觉，下旬景物诉诸嗅觉，可见诗人置身子怎样的氛围之中。一“捞”一“格”，写边地初秋气候的恶劣，点染秋景气氛，勾划出一个极为凄苦的环境。
诗的最后两句仍从地点时间两方面着笔来写。“轮台万里地”，写边塞地点之远；“无事历三年”，写戍边时间之长。环境苦寒，秋日又至，家乡万里，归去无期，思念家乡宅切是不言而喻的。因面这两句实为诗人之所感。
这首诗由诗人所居异域而及诗人首秋所见，而及诗人边地所居，而及诗人心中所想，由远及近，层层写拢来，久居边塞的苦闷心情在首秋轮台的景物描绘中得到自然而又含蓄的表露。
首句为地理环境，异域，有别于内地，且在阴山之外；孤城雪海，竟然为沙漠之中的一块绿地。次句为气候环境，轮台之夏和秋季很短，夏季听不见蝉鸣，秋季看不见大雁，一不留神便进入冬季。三句为居住环境，住用来帐，不防雨。结尾为总结感叹，茫茫万里辽阔之轮台，白白在这呆了三年。能看出来，岑参此时有些伤感，不知是对此西域轮台不满意，还是因为未能建功立业长叹息。
轮台为古单于之地，风物民俗尽殊，即古之所谓异域。作者《轮台即事》破题即曰：“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即写其风物之异，与异域之感。结句平实，然平中有奇，实中有虚。无事而于此偏远荒漠之地度过三年。其难熬可知，其感触可会，句外有无穷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