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作者在除夕之夜,追忆自身的失意,嗟叹故旧的凋零,感慨无限。全诗纯用赋法,通篇抒怀,联联对仗,语言平淡朴实,蕴含着作者愁绪、悲情、痛愤、期望的复杂感情,表现出无限苦辛酸楚的情味。
首联“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会有新的希望了。
颔联说:“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同游者”在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不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从来没有以“安闲为自在”过。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绝不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
此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此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
这首词先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后写眼前的景物,感叹历史终成陈迹。是苏轼按照孟达《所作上堵吟》的韵调,描写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让后人借历史深深反思现实。
第一至第六句,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水经注》:堵阳县(竹山县),堵水出焉,有白马塞(台),孟达为新城守,登之而叹日:“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上堵吟》。即苏轼所写“台上有客吟《秋风》”,亦是《上堵吟》的历史由来。为何“悲声萧散飘入空”?为何游女“欲学声同意不同”?两者答案是一个:“千里金城两稚子”,即“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的历史内容。苏轼借以暗示赵宋王朝要吸取的教训。“台”为历史陈迹见证之地,“悲声”,是指“哀切”,“有侧人心”(郦道元《水经注》)之音,“愤激,其哀思之音”。“欲学”,言《上堵吟》“今人仍传此声”(盛弘之《荆州记》)。“两稚子”,言刘封、申耽仍很稚嫩。
第七句至第十三句,写苏轼转向眼前,感叹历史终成陈迹。忆往昔,“白马”山为“塞”,“凤林”为“关”。“过关无百步,旷荡吞楚薮(sǒu)。”(苏轼《岘山》诗)美丽的塞、关,历史千古的名字,如今是“山川无人空自闲”。俱往矣,让今人悲叹“亦何苦”?现实是无情的,“江水冬更深,鳊鱼冷难捕”,百姓的衣食仍难以解决。这是苏轼欲言而未言的词作本意。最后两句,与开头照应,发出让人深思的历史回音。“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与“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相比,成为“声同意不同”的历史回声:“山川无人空自闲,我悲亦何苦?”
全词,观历史陈迹,即物抒情,怀古叹今。步孟达《上堵吟》的韵调,追忆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天地有情,历史无情。昔日的白马要塞、凤林雄关而今也只是历史陈迹,“山川无人空自闲”,让后人借以去深深反思现实。苏轼的词作本意就在于此。
这首词写了一座神庙的景象。
上片头二句写出庙词的环境,境界深邃。“翠娥”二句,是写神仙们已去,空留庙宇,含有抚昔伤今之意,与崔灏《黄鹤楼》诗中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意境相似。
下片写庙内清凄的景象:古画犹在,旧日仙人们的车驾犹存,而仙人们已去,清夜沉沉,银灯隐约,一派阴森气象。
这是一首应制诗,诗中描写了京都元宵佳节灯火如山的盛况,以及君王临幸与民同乐,“天上清光”跟“人间和气”交相融合的良辰美景,歌颂了仁宗朝的太平之象。就诗的内容、艺术来看,较为平凡,无甚出色。
皇帝出游,仪仗威严。因为是夜游,又是元宵灯节,所以皇帝的仪仗队打着高高的宫灯,挑在皇城的城墙上,隔着护城河看过去,就像一座座高耸的山峰,一句“高列干峰宝炬森”将这种千灯并举,簇拥出无上皇权的景象烘托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一派显赫威严之下,百姓平日难得一见的天子来到午门,与民同乐。“端门方喜翠华临”的意思就是说在一片喜气之中,午门迎来了皇帝的亲临。
“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正契合了仁宗的那句“朕非好游观,盖与民同乐”。皇帝作为天子,是上天的代表,“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间和气阁春阴”,他在新年的临幸为百姓带来了祥瑞之气,百姓也要纷纷向他们的皇帝问候与祝福,“华封祝”是一个典故,在这里用这个典故表明百姓对皇帝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要知尽庆华封祝,四十余年惠爱深。”要知道百姓之所以这么爱戴自己的皇帝,是因为他们沐浴了皇帝陛下四十多年的恩泽。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当时蔡襄正担任着他的宰相。他的这首应制诗虽然不乏奉承之语,但全诗文气流畅,庄重典雅。
皇帝在这一日站在皇宫门楼上接受百姓的瞻仰,是表示自己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而自己则愿意与民同乐。这在古代并不稀奇,很多皇帝都用同样的方式安抚过民众。蔡襄的这首作品,全诗用了很多歌颂性质的字眼,大概人们都是喜欢听奉承话的,而皇帝尤其是这样的人,所以这首诗里的字词有带着阿谀奉承的嫌疑。像“千峰高列”,“宝炬”,“方喜”,“宸游”,“万众心”,“搁光阴”,“尽庆封祝”,“惠爱深”,这些词很夸张,很难说百姓真有这样深的感恩之心,四十余年中仁宗真的就老是为百姓着想。
蔡襄的诗水平一般,只是应制之类作得多些,声名传出去竟有了蔡公善诗文的说法。应制诗一定得合皇帝的意,不能风头盖过了皇帝。这样题材的诗,向来是难免使人笑话的。臣子唯唯诺诺站在皇帝宝座下,尽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战战兢兢,生怕诗做不好,轻得不受倚重,重得丢掉性命,那么只好拣好听的话说了。时间一长,于是这样的诗歌就好像从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流传得也自然多了,久而久之竟造就了蔡公善诗文的佳话。
首联开门见山,指出宋太祖曾图谋收取幽燕,但并未见诸行动,而予孙又不能继承伐燕的遗志,更是一代不如一代。
颔联沉痛指出严重后果,诗人用两个地名构成对仗,指出北宋没有收复沦陷的国土,空有统一之名,而无统一之实。
颈联举出两个具体事例构成对仗,开国大臣本无统一大志,而后来的真宗在战争胜利时,又订出屈辱求和的城渊之盟。所谓澶渊和约就遗笑百年。
尾联议论作结。辽金入侵中原,北宋灭亡,靖康南渡,界河南移,由白沟推至江淮。产生这一局面,仅责怪徽宗,有欠公允。造成北宋覆灭之祸,未能实现统一,其直接原因是北宋统治者软弱无能,一味妥协退让的结果。
诗人激于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回顾了北宋一代的兴亡,批判了北宋开国后对敌退让求和的妥协政策。
全诗“以议论入诗”,但不是抽象的议论,而是运用诗的语言,进行形象的描写。不说北宋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而蜕“幽燕不照中天月”。不说界河南移,而说“白沟移向江淮去”。诗中运用两个典故,自然贴切;而且由虚转实,引史论今。对北宋之亡不单是进行客观的剖析,而且注入了强烈的抒情。诗人对北宋的屈辱求和,给予严正的批判,其中饱含了深刻而沉痛的爱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