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诗,前两句写“访”。诗说一条小路,沿着山崖,靠着青翠的山壁,直通向山的深处,山中寒云缭绕着山泉危石。诗极力铺写了隐者所居之地的环境,通过这幽深静阒的环境,突出隐居在这里的人的避世脱俗、高蹈绝尘的襟怀,未写人而人已呼之欲出。第一句的诗眼“踏”字下得很切,呼应诗题“访”字,使山景是作为诗人在来访途中所见,山路与山坳的两组景色也分出了先后层次,益显得山高幽深。如改成“近”、“贴”等类词,便成了单纯写景,跌入下乘。第二句的“抱”字,形象地刻绘出泉水蜿蜒、山石清秀、云气缭绕的景况,很见锤炼之工。
三、四句写隐者喝着自酿的酒,颓然醉倒,足不出户,门外落红满地,无人洒扫。这两句不直说隐者之高,只是通过他疏懒闲适、脱略形骸的生活,表现他与世无争、万事不关心的淡泊情怀,与宋邵雍《安乐窝》绝句中的后两句“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极为相近。诗即事达情,与上两句的景物描写合成一个整体,由此表达自己对隐者的崇敬。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出仕与归隐是一对矛盾。由于自身的抱负与向往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便促使诗人们转而赞美自然,赞美返回自然的隐士。自从陶渊明热衷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的生活以来,不少诗人讴歌无忧无虑、沉湎自然的生活,要“独无外物牵,道此幽居情”(韦应物《幽居》)。发展到最后,把疲倦于现实生活的观念进一步变化成疲倦于一切,连日常的应酬、洒扫,朋友间的来往也不放在心上,以门外青苔、落花不扫、人迹不到为高,如贾岛诗所述“自从居此地,少有事相关。积雨荒邻圃,秋池照远山。砚中枯叶落,枕上断云闲”,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郭祥正这首诗的三、四句,赞赏隐士闭门饮酒,门无人迹,落花狼藉,也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可视作中国写隐士的诗的共同点。
这首诗像一组动画片:一叶小舟,泛行在江南的水乡,一座座弯弯的石拱桥,像一道道彩虹,架在河上,倒影在清澈的水波中荡漾。一个读书人,站立船上,吹着洞箫,如泣如诉;一个明艳照人的美女,正低低地唱着歌,那动人的吴侬软语,回旋在轻烟中。两岸的梅花,袭来阵阵暗香……这组画面,是姜夔为自己写照。姜夔是宋代著名的词人、音乐家,他新创了不少词调。前几天(绍熙二年除夕),姜夔在范成大家里刚创作了后来脍炙人口的咏梅新词《暗香》、《疏影》,这是他的得意之作,所以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说自己所创词音节和谐婉丽。这诗中,小红低低唱的,应该就是这两首新词。自作新词,自己伴奏,由美丽的歌女用动人的歌喉演唱,且又置身在明媚的江南水乡中,是何等的欢快。“小红低唱我吹箫”,正概括尽了诗人无边的快乐与舒畅。
前两句是抒写自己的畅达与快感,好就好在直说,且又有后两句作陪衬。后两句一方面勾勒环境,补足前半,又在回首眺望中,寄托了无尽的情思,给人以景外的回味。船是在乐曲中前行,等一曲终了,居然已“过尽了”“松陵路”,形象地概括了自己在惬意的欢乐中,在艺术的陶醉中,全身心地投入,两岸的一切都视而不见,物我两忘,当乐曲奏完,方才回到现实的状况。而“回首烟波十四桥”,浑写一句,又包含了诗人此时此刻无数的心理感慨,称得上神来之笔。
此诗与《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同为南行船上所作,句清敲玉,摇曳有致,如歌如画,情韵丰赡。在低徊的箫声中穿过的一座座画桥,渐渐地消失在缥缈的烟波之中,意犹未尽。其自作新词《暗香》写的是自己身世飘零之恨和伤离念远之情,《疏影》则披露了作者对国家衰危的关切和感触。而在冬夜的归途中,在浩渺的湖面上,在一叶扁舟中,吹箫人暂时忘却了烦恼,一种微微的喜悦溢上心头。此诗一、二句轻快,三、四句语调低缓而不哀,其个中的微情妙韵须于画外余音去深味。
这篇百余字的谈话精辟短小,特色鲜明。作者先表彰耿弇的功劳,以淮阴侯韩信作衬托;再用“有志者事竟成”激励之。。
第一句至第三句是文章的第一层,写光武帝对耿弇削平割据的战略构想并不以为然,但当战争开始后耿弇在战斗中节节胜利,使光武帝为之振奋。尤其是当耿弇拿下临淄以后,光武帝深受震动,破例亲临前线劳军。他对耿军事上的才能和胜利极为赞赏,可他并不是滔滔不绝空发议论,而是用简练生动的事实来说明问题。如:过去用兵如神的韩信,是破历下开创了汉家基业的。而今,耿弇却以攻取祝阿而大显神威,可以说是和韩信“功足相方”了。过去,韩信平定青州,是“袭击已降”,借他人之力取胜,而现在耿弇却凭借自己的才智,“独拔勍敌”,这就高出韩信一筹了。所以说“其功乃难于信也”。这些事实表明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些胜利的取得,恰恰表明了耿弇是个“有志者”,是个非同一般的英雄。作者以历史和现实来评人论事,既省却了大段的空泛议论,又达到了表彰鼓励耿弇的目的,使人心悦诚服。 [1] 作者以事实为依据,采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了耿弇智勇双全、功勋卓著。首先,作者用今昔对比,说明韩信“开基”和耿弇“发迹”皆在战略要地“齐之西界”。耿弇取得的重大胜利无疑对稳定东汉局势有重大意义,其功劳是足以和韩信相媲美的。历史上,汉家基业的创立,是靠韩信这样一批功臣实现的,而现今的中兴,也是由于有耿弇一样的骁将而成功的。光武帝是感到由衷欣慰的。接着,作者又进一步用衬托的方法,突出表彰耿弇的功劳大大超过了韩信,因为韩信虽然勇冠三军、所向披靡,但他平定齐国时是“袭击已降”,攻击的是放下武器的敌人,这算不了什么。而耿弇平定割据势力,却“独拔勍敌”,靠自己的智勇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所以“其功乃难于信也”,是不容置疑的。作者以韩信这位盖世英雄作衬托,突出了耿弇的不同凡响。这种赞誉无疑会更加激励人们的斗志,也达到了光武帝劳军的目的。
第四句至第五句为第二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指明历史上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对田横投降后“诏卫慰不听为仇”,而现在对张步也将采取宽大为怀的政策,“诏大司徒释其怨”。这一比较,一方面交待了对敌政策,瓦解分化了敌人,同时也隐含着作者炫耀自己是明君贤主的心理。对比和衬托的运用,使文章更加生动感人。
文章层次清楚,结构严谨,文字简短,语言生动。这段谈话一共六句三层。前三句为一层,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表彰耿弇的功绩,简练阐述他不仅和韩信“功足相方”,而且“其功乃难于信”。中间两句为一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回顾历史,联系现今,交待对张步的政策,以分化瓦解敌人。最后一句为一层,盛赞耿弇“有志者事竟成”的精神,结束谈话。这三层紧密相联,环环相扣,不蔓不枝,观点鲜明。这段谈话,语言也异常简洁, 凝炼, 如对历史事件, 寥寥数笔精炼概括, 既不铺张展开, 也不妄加评论, 省却大量篇幅, 作到言简意赅。尤其是“有志者事竟成”一句, 有画龙点睛之妙, 因此, 至今还是激励人们克服困难的习惯用语。
本文只有百余字,但能恰当地引用历史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光武帝首先将耿弇的功业与西汉名将韩信相比,并且认为耿弇攻取祝阿比韩信攻破历下更难,所以更值得称颂,这大大地肯定了耿弇的战功。接着又引证史实,表明只要张步投降,他愿意赦免其罪过。这就进一步瓦解了敌军。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